尾声、中世纪的遗产
中世纪的欧洲在1500年左右就结束了。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接近高潮，达芬奇在1498年完成了《最后的晚餐》，米开朗琪罗在同一年完成了《哀悼基督》雕像。哥白尼从波兰来到意大利，着手研究天文学，在四十年后提出了伟大的日心说。
欧洲人发现了“新世界”。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在1498年航行到达印度。大航海时代到来，欧洲人开始了向外扩张之路，欧洲史成为了世界史。
法兰西走出了中世纪，成为一个与休·卡佩之时完全不同的国家。“蜘蛛王”路易十一功不可没。他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瓦解和击败了“公益同盟”，收服了法兰西的封建诸侯，把法兰西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路易十一最强劲的对手是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1477年，查理在同瑞士人的战斗中阵亡，只留下一个女儿。路易趁机下手，把勃艮第公国的一部分并入法兰西。包括佛兰德斯在内的低地部分，则被东面的神圣罗马帝国抢走，自此脱离了法兰西。
路易在1483年去世。法兰西的领土范围已经非常接近今天，国内的大贵族对国王俯首贴耳，无力挑战国王或分庭抗礼。中世纪一直困扰法兰西的封建割据，终于结束了。
路易能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他从父亲查理七世手中继承了一支听命于国王的常备军，而他又把这支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有了常备军，路易不必再依靠诸侯贵族的军事力量，还有了击败诸侯的实力。这支常备军最早建立于反击英格兰入侵的“百年战争”时期，法兰西人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从这一点上看，虽然“百年战争”给法兰西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对于推动法兰西国家的发展和变革倒不尽是坏事。
维持一支常备军需要花大笔的钱。法兰西地域广阔，气候温和，农业和商业发达，给王室的税收打下了雄厚的底子。路易十一在1461年登基的时候，王室每年的收入已经有一百万里弗尔（Livre）。法兰西的里弗尔和英格兰的镑等重，也就是一百万镑，这在英格兰人眼中是一笔天文数字。等到路易去世的时候，王室的收入又翻了四倍，达到惊人的四百万里弗尔。路易毫不吝惜地把将近三百万里弗尔用作军费。只有大手笔的投入，才能在法兰西这样的大国维持中央集权和领土的安全。
路易十一收税，依靠的是一群王室任命的职业官员，为此他还建立了全国性的邮政系统，保证政令畅通。法兰西本来也有议会，也就是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负责批准国王征税或者拨款的请求。在“百年战争”后期，为了把英格兰人赶走，三级会议对国王查理七世的征税请求一概同意，渐渐地也就失去了作用。路易十一把税收和财政大权紧紧握在手中。他死以后，法兰西多年没有再召开三级会议，王室的财政依然正常运转。虽然在一些省份依然保留了三级会议，但是在国家层面，议会已经被法兰西人淡忘，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
和法兰西相比，英格兰从中世纪醒来的速度慢了许多。
刚刚结束三十年的玫瑰战争，亨利七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巩固王权，坐稳王位。
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英格兰的大贵族损失过半。凡是有实力和敢于跳出来参与到王位争夺战的，随着一次次的王位更迭，差不多都已经人头落地。存活下来的，早已看清了形势，明哲保身，静观其变。到了玫瑰战争的后期，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小，往往只有几千人，其中不少还是雇佣军，贵族们都已经置身事外，等着向获胜的一方表示效忠。亨利六世复辟之后，爱德华四世匆忙流亡海外，可是短短的几个月后却东山再起，原因正在于此。
王国动荡已久，英格兰人心思定。亨利七世的王族血统其实十分微弱，但英格兰人还是承认了他的王位。他们确实打烦了，愿意给新国王一个机会，带来秩序和稳定。
亨利七世创立的都铎王朝，确实给英格兰带来了百年安定。这也是英格兰王权最为强大的时期。国王亲自任命重要的官员，形成了枢密院（Privy Council）。它替代了之前的御前会议，成为忠实履行国王决定的行政机构。枢密院下设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这个法庭设在威斯敏斯特宫中的星室，因此得名。它审理的案子，都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案件，比如叛乱、冒犯君主。它不用陪审团，由法官审判作出判决。星室法庭成为都铎一朝王室专权的象征，直到1641年被取缔。享利七世和他的后人还成功地削弱了“扈从制”，规定每个贵族能够拥有的扈从数量，对超额的收取巨额罚金，就这样消除了贵族的私家军队对王室的威胁。
即便如此，都铎王朝国王集中的权力依然远远无法同法兰西相比。
“国王靠自己生活”，是中世纪欧洲的普遍观念。国王起源于早期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有自己的部落，除了打仗，无权指挥其它部落。由此演化出了封建制度，也就是土地分封。国王和所有贵族一样，收入来源于自己直属的那块领地，战争之时统帅由各路诸侯贵族提供的兵马。简单说，国王只不过是排在头号的贵族而已。
法兰西的历代国王用了五百年的时间，一步步地铲除诸侯，把整个王国变成了国王的直属领地。贵族失去了领地，再无力与国王抗衡，保留下来的贵族头衔更多作为身份地位的标记。
英格兰面积本来就小，自威廉一世以来，国王和贵族的领地在英格兰全境间错杂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倒是免了诸侯割据之虞。不过，这也使国王“削藩”变得几乎没有可能：如果剥夺一个大贵族的领地，这些领地散落各地，和多个贵族的领地相邻，差不多所有贵族都会有唇亡齿寒之感，顿生警惕之心。如果国王一意孤行，会立即激起全国范围的反叛。理查二世被亨利四世夺去王位，就是最好的例证。
英格兰国王的手里没有常备军。国家太小，财力实在有限，王室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镑，都铎王朝努力把岁入提高到几十万镑，和法兰西国王的几百万里弗尔（镑）相比仍然差了整整一个量级，养不起常设的军队。打起仗来，一靠花钱聘雇佣兵，为此往往背上巨债，二靠在英格兰各地征兵。英格兰一直保持“民军”传统，不乏亦民亦兵之人，“百年战争”中的长弓手都来自最为普通的英格兰农民。他们习兵尚武，把盎格鲁——撒克逊和维京部落时代的遗风延续下来。法兰西农民过于专注农耕，荒废武功，以致饱受小小的英格兰百般蹂躏。
没有常备军，英格兰国王不得不慎重处理同贵族之间的关系。惹怒了众贵族，比同法兰西、苏格兰开战风险更大。对外战争可以纠集众贵族一同瓜分战利品，但是打起内战来，说不定国王自己会折在贵族们的手上。“失地王”约翰、亨利三世、爱德华二世、理查二世，亨利六世、理查三世，全都败在贵族手里。明智者如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亨利五世，则主动寻求对外战争，在海外宣泄英格兰人好勇斗狠的精力。
到了都铎时代，大贵族虽然整体衰落，但一批新贵已经递补上来。自爱德华一世允许土地买卖以来，不少土地已经落入“平民”之手，形成了乡绅阶层（Landed Gentry）。按拥有土地的多少，乡绅还可以细分为骑士（Knight）、士绅（Squire）和绅士（Gentlemen）。他们没有贵族头衔，但是已经被视为贵族，是社会的上层。
这群新贵有的是来自贵族家族，因为不是长子，无法继承贵族头衔和土地，但还是依靠家族的关系和财富成为乡绅。有的靠经商起家，置办起土地和庄园，成为地主。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矩，成为乡绅之后，他们必须放弃原来的生意，完全依靠土地上的收入过活。
这批新贵人数众多。1500年，英格兰的贵族大约只有五十个，但是有五百名骑士，八百名士绅和五千名绅士。到了这个地步，英格兰国王已经没有能力把英格兰的土地收归王室所有，同如此庞大的贵族和乡绅群体为敌，无疑是自取灭亡。英格兰式的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绝对权利，此时已再也无法撼动。
都铎王朝的君主们清楚，英格兰不是法兰西，要保王位稳固，必须同贵族和乡绅们合作。
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司法。由乡绅担任的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成为都铎王朝治理地方最为依赖的角色。这些治安法官负责维持当地的秩序，权力不小，但是不拿薪水，自然算不上官员。王室和乡绅的合作，省去了委派官员的负担，相当于把地方的治理权“外包”了。可是这种方式注定了王室对地方的管辖比较宽松，如果移植到法兰西那样地域大好几倍的国家，难免会有地方寻机分离。
同议会的合作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1500年，贵族每年收入平均一千镑，骑士为两百镑，士绅为八十镑，绅士约为十到二十镑，此外还有众多的市镇、商人和自由农。他们的收入相加，远远超过王室的岁入。都铎王朝的君主们千万百计地扩展自己的财源，可是国小力薄，终归免不了向议会请求新的税收。1491年，亨利七世计划出兵法兰西，就召集议会请求增税以支付军费。不过这场战争并没打起来，法兰西国王同亨利七世议和，每年向亨利七世支付五千镑。亨利七世拿到了年金，还把议会筹集来的军费收入囊中。
亨利七世在位二十四年，只召开过七次议会，后面的十二年只召开过两次。他的儿子亨利八世登基后的前二十年里，也只召开了十次议会。都铎王朝的君主有意同议会保持距离，以免伤及自身的王权。
不过到了亨利八世的后期，形势为之一变，议会被频繁召集，而且作用越来越大。
变化源于亨利的婚姻。他娶了西班牙王国的公主凯瑟琳，二十年未能生下儿子，求子心切的亨利准备离婚。但是国王的婚姻绝非私事，作为基督徒，亨利离婚必须得到罗马教皇的批准。凯瑟琳的外甥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是当时欧洲最有权力的君主。教皇明白轻重，自然不同意亨利离婚。
亨利已经另有所欢。为了能合法地迎娶新欢、合法地生下男性继承人，他决定同罗马教会决裂。
那时，一个叫马丁·路德的德意志教士已经在欧洲掀起宗教改革运动的浪潮。他认为以教皇为首的教会组织是一群腐败和伪善之徒，篡改教义，应该被彻底摒弃。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从《圣经》中寻找真谛，凭借自己的信仰，就足以在死后升入天堂。马丁·路德的这一套理论迅速赢得了大批的支持者，向罗马教会发起挑战。这一派基督徒因为反抗罗马教会，被称为“抗议者”（Protestant），也就是新教徒。与之相敌对的罗马教会，被称为天主教。
在宗教观点上，亨利是反对马丁·路德的。但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也借机走上了宗教改革之路。
亨利向议会寻求帮助。从1429年起的七年里，议会年年召开，中心议题是英格兰教会同罗马的关系。借助议会的力量，亨利先剥夺了英格兰教会的许多特权，试图逼迫罗马让步，随后索性宣布英格兰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英国教会与俗界的最高领袖。英格兰教会不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从此独立于罗马教会，被称为安立甘宗（Anglican Church）。
英格兰议会支持宗教改革，绝不是为了国王能有个男性继承人那么简单。他们有切实的利益算计。一千年来，英格兰人一直在向教会缴纳各种税捐，大笔白银白白流向罗马。现在，这些税捐要么被取消，要么改为由世俗的领主收取，这对于参加议会的贵族、乡绅和富商而言，可是好处不菲。
还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宗教热情，支持改革。起源于威克利夫的罗拉德派在英格兰屡遭镇压，但一直顽强地存在着。他们的宗教观点和马丁·路德所宣传的十分相近，都主张抛开教会和教士，潜心研读《圣经》。1450年前后，德意志人古滕堡（Gutenburg）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虽比中国的毕昇晚了四百年，但在欧洲文明史上依然被列为划时代之举。他印出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圣经》，从此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可以拥有《圣经》，这无疑壮大了罗拉德派、路德派这些新教徒的队伍。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最终让新教徒们失望了。借助改革，亨利合法地离了婚，还靠没收英格兰境内的修道院发了一笔大财，但是却把罗马天主教的一套礼仪和教士一并保留下来，成了没有罗马教皇的罗马天主教。从亨利八世时代起，英格兰的新教徒为了建立理想中的教会发起一波波新的努力，中间还间杂着天主教的复辟。英格兰的国教安立甘宗、新教、罗马天主教，三派之间打起乱仗，不乏刀兵相见、人头落地。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总算消停下来。
因为忙于英格兰国内的这些事儿，都铎王朝错过了大航海时代的开篇，让西班牙和葡萄牙独领风骚。亨利七世在1497年赞助了一个名叫卡伯特（Cabot）的意大利人去寻找新航线，他可能经过北大西洋到达了北美，但没有带回黄金，也没有占领新的土地。都铎王朝的海外探险就此不了了之。
直到大约一百年后，英格兰人才再次开始他们的海外冒险。1585年，英格兰探险家在北美建立起一小块殖民地，将之命名为弗吉尼亚。二十年后，弗吉尼亚公司成立，开始了向北美殖民的进程。英格兰人还向东进发，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随后的三百年，英格兰成为一个世界帝国。
建立起这个帝国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看完前面所记的英格兰中世纪史，恐怕已不难找到答案。
尚武好战的传统在他们身上完整地保留下来。从一千年前亨吉斯特和霍萨兄弟带领一小群盎格鲁——撒克逊人抵达英格兰开始，英格兰人就没有放下过手中的剑。驱离杀戮不列颠人，“七国时代”群雄逐鹿，之后又融入了入侵的维京人的血。“诺曼征服”把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的成长轨迹拉拽到一起，海峡两岸的打打杀杀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四百年。差不多所有的战事，都发生在法兰西，英格兰几乎毫发未损。当英格兰殖民者以一小支队伍深入北美、印度广袤腹地的时候，相信都无不期待克雷西、阿金库尔战役的辉煌胜利在他们身上重现。
他们亦军亦民，亦民亦军，手中握有武器，平时劳作，战时出征。他们好诉争讼，以普通法和陪审团来裁决争端，但仍不免会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事实上，这群人的祖先千年以来也没少因为内部分歧刀兵相见。要阻止他们内斗的冲动，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外敌，以此消耗他们过盛的精力。
他们对财富，特别是金钱有着异常的渴望。最初，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英格兰，抢夺的目标是土地。维京海盗屡次劫掠金银财宝，加上之后向维京人支付的保护费“丹麦金”，使得金钱的观念在英格兰人头脑中发达起来。同为维京后裔的诺曼人也为了抢夺土地来到英格兰，但他们能把土地每年产生多少收益，要交多少税，算得清清楚楚，就连最基本的封建义务——军役，也能折算出一个合适的价格。最后，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和诺曼人后裔的英格兰人索性把土地也标上价格，可以自由买卖。
土地和金钱等价，英格兰人更偏爱金钱。因为土地无法携带，金钱却可以多方获取。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挣钱。英格兰的羊毛质量上乘，他们的祖先先是圈地养羊出口羊毛，之后把羊毛制成呢绒销售到欧洲大陆，地主、手工业主和贸易商都借此发了大财。自己的钱不多还可以去抢，“百年战争”里一次次劫掠，不为土地，只为金钱，和当年的维京海盗并无分别。后来又有人干脆作起海盗，专门抢劫运送金银的西班牙的船队。
有了钱，平民就可以买块地，盖起庄园，成为绅士，晋身社会上层，即便海盗也可以被视为成功人士，甚至会得到王室的褒奖。金钱为英格兰人提供了从下到上的社会流动性，激励他们哪怕历经千难万险也要孜孜以求。
他们都是基督徒，深信上帝站在他们一边。不论是天主教徒、英格兰国教徒还是新教徒，走向海外殖民的英格兰人相信的是同一个上帝。不管到达什么地方，他们都会首先立起十字架，建起教堂，寻求上帝的保佑，继而向当地人宣教。即便归化不成动起武来，仗着手里的火枪火炮，上帝也将庇护他们取得胜利。
最初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殖民者莫不如此。不过，那些都是罗马天主教国家，教义整齐划一。英格兰人在北美的殖民地里则生长出五花八门的新教派别。
英格兰国教安立甘宗虽属新教，但在立教之初，只是没有罗马教皇的罗马天主教，在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人掀起的宗教改革浪潮中，显得过于守旧。都铎王朝末期，教会内部出现了要求改革的“清教”（Puritanism）运动，希望彻底清除天主教残余，取消主教和教阶制度，以更加平等的方式管理教会。
清教徒宗教观念极强，潜心研读《圣经》，主张禁绝不良的欲望和娱乐，相信个人的虔诚终将换得上帝的照拂。他们不是一个新教派别，属于英格兰国教里的激进改革派。他们的主张，同约翰·加尔文的新教教义已经十分接近，给英格兰国王和国教带来冲击，自然遭到打压，一些人被迫逃亡海外。
1620年，一批清教徒乘“五月花号”抵达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建立起马萨诸塞殖民地。如同一千年前的盎格鲁——撒克逊部落移居英格兰，他们也带着自己的家眷。他们对待当地原住民印第安人，也和他们的祖先对待不列颠人颇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使用火枪，对原住民占据更大优势，屠杀起来效率更高。
新英格兰从此成为清教徒的“山巅之城”，越来越多的清教徒迁居而来，终于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起教会组织——公理会（Congressional Church）。
清教徒的成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希望脱离国教的英格兰人，贵格会（Quakers）、卫斯理宗（Methodism）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陆续抵达北美。如果说英格兰国教是新教派别的孵化器，北美殖民地就是这些派别的庇护所和生长之地。
直到有一天，北美殖民地已经变得同英格兰迥然不同，也就脱离了英格兰母体而独立。
那已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中世纪的英格兰已经很远，但是翻看那一段历史并非没有必要。一个民族的性格，来源于它的历史。正如要了解今天的中华民族，必须读一读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从中世纪走出来的英格兰，建立了大不列颠王国，又创造了一个大英帝国，自有其历史必然，其中的一部分就藏于英格兰人中世纪的历史当中。这对于了解英格兰殖民者的后人，今天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圈”，多少会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