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陌生之地总会带给我精神的穿越：回到过去，去到未来。沉入地心，或者飞向太空。
短暂的出走会让我和自己固有的生活告别。离开熟悉的朋友，离开说来说去好多年的话题，离开自己的专业，离开自己深信不疑的精神系统……出走是自我叛逆的契机，让自己流动起来，悬浮起来，倒置起来，让自己颠覆自己。
只有在广阔中行走过，才能知道人的渺小。只有在历史中神游过，才能知道人生的短暂。行走和遐想，会帮我们清空身外之物，发现自我之小。持续的学习和思考，一直在帮助我压抑自我的膨胀。
知道真理不容易在手，也就不再强词夺理。知道万物有灵，也就不再唯我独尊。一点一点，是持续的行走、读书、思考，让我变小。是的，只有谦虚才能帮我保留体面。
㈡20世纪初，小林一三出任日本箕面有马电轨公司总经理。小林一三刚上任，就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该公司只是一个刚成立没几年的小铁路公司，由于铁路沿线乘客稀少，公司收入只能勉强维持运营。怎样才能提高公司的收入呢？有员工建议：提高票价。小林一三摇了摇头，乘客本来就不多，提高票价只会让乘客更少。
冥思苦想数日后，小林一三得出结论：之所以乘客少，是因为铁路沿线的住户少，如果能增加铁路沿线的住户数量，乘客自然就增多了。于是，小林一三大胆地做出决定：开发铁路沿线的住宅区。很快，日本箕面有马电轨公司在铁路沿线开发了一个个住宅小区。房子建好后买房的人寥寥无几，因为大家想买却买不起。对此，小林一三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以1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房子。如此一来，减少了刚需购房者的经济压力，房子被抢购一空。铁路沿线的住户增多了，乘客也就相应地增多了，公司的收入开始直线上升。
然而，光是增加铁路沿线居民的乘搭量还远远不够，必须要吸引其他地区的人来搭乘才行。于是，小林一三又想到一个好办法：1910年，在箕面公园中开设动物园；1911年，在宝冢设立新温泉区；1912年，建立丰中运动场；1913年，在宝冢新温泉区的游乐场组织少女合唱团。之后，又陆续增加了博览会会场、剧场、动物园、植物园、餐厅等，从而吸引其他地区的游客前来游玩，致使箕面铁路搭乘量激增。就这样，经过20年的迂回式发展，箕面有马电轨公司由一个地方性小铁路公司一跃成为日本大型铁路公司之一。
㈢自律带来自信，自信等于你能控制的东西，能把握的层面扩大了，这份自信带来了更大的自由。
人生几乎所有可控问题的改善都源于自律。
种族、出生地、家庭背景、遗传病……这些先天的因素终其一生无法改变，能改变的是知识结构、身体素质、看待事物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越自律，越自由。
有一类人不靠继承获得财富，而是靠自我成就获得，也就是英文里说的self-made man（自我成就者）。我经常推荐的一部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人物盖茨比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驱力、自律心极强的人。
为了打入上流社会，他给自己安排时间是以半小时为单位的，他练哑铃、读书，也花时间锻炼自己让性格更沉稳。个人素养方面来说，他甚至研习到比上流社会出身的人更有教养。最后他搬到美国纽约长岛，盖起了豪宅，成为大家羡慕的土豪。
方式很极端，精神很决绝，模仿要谨慎，但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凡人走向辉煌的可能性。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如此，在今天的世界，也是如此。
如何确定一个人的人生有无意义？梁文道提供了一种视角：你试着把你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说成一个故事，不是我哪年出生，哪年高考，而是一个真的有人物、情节，有开头、结尾、高潮，有驱动力前进的故事。它可能是个爱情故事，可能是个关于复仇的故事，如果你的人生被说成一个好听的故事，那你的人生就有意义了，就有核心了。
属于我们的人生故事，核心是什么？
有次接受中国作家榜访谈，他们问：“你最完美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我回答：“2014年的某天，我去山东做了两场讲座，读完45页书，下午临时起意去爬泰山，从日照出发，晚上10点到了泰安，11点开始爬，次日早上3点到了山顶，4点看到日出。一天之内把想做的事都做了，读书、锻炼、旅行、工作，我可能就是这种变态的疯狂的人。成就感是我需要的，看到日出的那一刻，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身边尊敬的师长，很多人也这样活着。一次跟俞老师在清华大学对谈时，我描述了自己一天的作息时间表。
晚上12点肯定要睡，不管手边有多么重要的工作。我深深地意识到其实你熬夜熬到次日凌晨两点，早上8点起来，一分钟都没有节约。除非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我现在保证晚上12点以前一定睡觉。
早上是6∶30起来。我一定会洗个澡，一般都是凉水澡，要让自己醒过来。醒过来以后，我就会跑步。一般就是跑两三公里，不会多跑，觉得多跑浪费时间。我又不想变成马拉松运动员，只要跑到舒适的程度就可以。我跑得比较快，会出一身大汗，那种感觉特别好。有的时候汗出得多了，也会再洗一次澡，用水冲一下，一分钟就完了。
7∶30到8∶30处理一小时的工作，除了电子邮件。隔夜的工作短信、微信，一般是接上电脑，回复起来的速度非常快。上班的话，就是9∶30左右到办公室。
一天三顿饭，加起来，每顿饭十分钟左右，到现在还是这个习惯。我吃完饭以后不会马上坐下来，一般会散步十分钟，消化一下，这样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同时，有些体育运动比较喜欢，比如冬天的时候滑雪。去年冬天没滑成，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就把脚摔断了，坐了三个多月的轮椅。还有徒步。游泳是一个礼拜两三次。再加上每天的散步，保证身体健康这件事情就有了，我的身体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全球范围内，我的励志偶像之一是扣扣熊（史蒂芬·科贝尔）。作为一个矿工的儿子，他在表演和语言上相对于其他人，并无优势。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铜墙铁壁的“厚脸皮”从一个小电视台的主持人，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电视台之一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王牌节目主持人。
当我决定去美国旅行时，提前一个月订下了节目录制现场的门票。国内大部分综艺节目至少有一周做后期剪辑，这个脱口秀居然录制后4小时就播出，可见工作量之大，团队配合之默契，以及对专业的要求之高。
所有的段子必须在一天之内写出来，整个团队每周一到周四都是7点到公司，8点开会，把一天中重要的新闻拿出来，挑4到5个，让二三十人的团队写出评论和笑话。扣扣熊也上阵，12点后，他挑选有趣的段子。下午2点开始化妆，5点录制。他的成功，不是偶然。
日本最大的鱼市场——筑地市场，下午2点钟，还围满了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食客，一个一个小小的门头外排着长队。习惯了早起，凌晨出发去看金枪鱼拍卖，吃一份新鲜美味的海胆饭。瑞士少女峰，白天上午可以看雪看风景，清晨在山脚下醒来，则可以迎着晨曦在小镇上跑步。路边的店铺都没开门，隔着玻璃窗看到里面林林总总的美好，跑过咖啡馆，想到可以午后在这里喝杯咖啡。威尼斯的清晨，在朦胧中开启，游人未至时去圣马可广场，没有摩尔人的特技，没有天使的飞翔，静静地喂鸽子，看一会儿云。成都大熊猫基地，开馆时第一批进去，呆萌的熊猫宝宝还在沉睡，和它们说说话。香港维多利亚港，带来海洋的气息，在清晨通勤的人群抵达前，去克街喝冻奶茶配炒蛋。
过度自律也有副作用，过分的自我克制导致无情。对外人还好，保持礼貌和关心即可，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却很难体现关怀的一面，自己的苦和累习惯一个人憋着，想当然地认为身边人的苦处也该自己憋着，这种严苛感很可怕。
亲近的人来找我诉说困难和委屈时，我不会安慰他们，只会问几个问题：你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吗？事情已经发生了，有什么解决方案？有什么事是我可以做的？
像个机器人，不表现自己的喜恶。虽然，那些澎湃热烈的感情我内心都有。
M.斯科特·派克写的《少有人走的路》中说：“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方法。”
满足感，是一个人进步最大的敌人，过分满足和享受安逸，很难主动选择奋斗和改变。朝九晚五耗时间，做着没意义工作的人，也可能满意自己的生活，但会阻止前进的脚步。我希望自己接下来10%的不满意，可以获得更大的满意。爱上时间，也让时间爱上你。
自律，是消除人生痛苦的重要手段，是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工具。—M. 斯科·派克〈少有人走的路〉
“你见过的最不求上进的人是什么样子？”
“我见过的最不求上进的人，为现状焦虑，又没有毅力下决心改变自己。他们以最普通的身份埋没在人群中，却过着最最煎熬的日子。”
你是否就像这样，终日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也曾为生活焦虑，但仍找不到奋斗的方向、无意义地耗费着生命。这多像当下将“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会很轻松”挂在嘴边的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自律和不自律的人生，其实有着天壤之别。
你最拼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你是否为自己的人生、好好地燃过一次？
能坚持下去的自律，都会成为蜕变的契机。
共勉。
㈣李老今年70岁，老伴儿68岁。
退休前，李老夫妇都是省城电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良好的家庭环境，在培养子女的问题上，充分体现出优势。李老的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一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二人继续深造，取得高学历后，如今都定居北京。
在世俗意义上，有这样的两个儿子，对任何家庭的长辈来讲，此生都应当算是“功德圆满”了。
但是在我听来，这4个字从李老嘴里吐出，并不尽是欣慰，相反，多多少少有些自我劝慰式的唏嘘。
两个儿子远居北京，李老夫妇的老年空巢生活，过了将近十年。起初，一切似乎都还和谐，充裕的养老金足够老两口安度晚年，那段时间，两位老人还经常旅游，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对在抚养子女上“功德圆满”的老人，越来越感受到垂暮生命的重荷。
两位老人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最近两年，更是每况愈下。李老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老伴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日常生活中，老两口是彼此的医生，一个替另一个量血压，一个监督另一个按时服药。老两口知道控制病情的重要性，心里都很清楚，一旦其中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都没力气将对方背出家门，而且，另一个也势必会跟着累倒。
这种担忧在今年年初得到了证实。
当时李老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幸亏邻居帮忙，打电话叫来了120急救车。老伴儿也想跟着急救车一同上医院，被邻居好说歹说地劝住。邻居也是好心，担心老太太跟到医院去把自己也急出毛病来。可是当天晚上，一个人在家的老太太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依靠平时掌握的医疗常识，老太太理智地没有做多余的挣扎，而是就地躺在了地板上。躺下后，老太太完全动弹不得，整个身子不受自己的支配。她说，那一刻，她认为自己要完了。就这样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直到黎明时分，老太太的病情才渐渐缓解。她始终不敢动，更不敢睡着，她怕自己一旦睡着，就再也醒不过来了。直到邻居前来探视，再次叫来120，把老太太也送进了医院。
这件事情发生后，李老夫妇的空巢生活正式敲响了警钟。
我们不是没有想过去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以我们俩的收入，即使在北京生活，也不会给孩子们增添太多的负担。但是北京的情况还是太特殊了。除了“北上广”，孩子们在任何一座城市生活，我和老伴儿的晚年生活都不会遇到今天这样大的困难。
两个孩子目前在北京的生活都算稳定，也都买了房子，这样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但要说宽裕，则绝对算不上。
两个孩子买的房子，面积都是150平方米左右，合计下来，这两套房就将近1000万元了。买完房子，他们的人生基本上就被套死在那150平方米上。因为太不容易，孩子们在心理上就格外珍惜自己的小家庭、小日子。这种心理，也可以说是自私，但我和老伴儿都能理解。按说150平方米的房子，除了他们各自的一家三口，也够住下我和老伴儿了，但孩子们谁都不主动开口请我们去住。
有一年过年，全家人都在，两个儿媳妇用开玩笑的方式互相说：“现在国家人均居住面积的小康标准是30平方米，如果咱们谁家再挤进两个人去，生活水平就立刻跌至小康线以下了。”也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和老伴儿当时只能相视苦笑。
也许生活在北京，这条“小康线”就是孩子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底线，若是击穿了，就是在心理上对他们人生价值的否定。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立了足，过着还算体面的小康日子，我们不能去扰乱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成功的心理抹上阴影。而且一个家庭，成员之间需要相对私密的空间，这个观念我们老两口也是有的，让我们和孩子们挤在一起，我们也会感到不便。
还有个办法，就是我和老伴儿在北京租房住。可是怎么盘算，这样都不可行。即便我们住在北京了，儿子就在身边，可日子照样是我们老两口自己过，还是空巢家庭，顶多周末的时候孩子们能过来看一眼。这样就等于花了一笔冤枉钱。
思前想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我和老伴儿坚守空巢。
对于暮年生活，我们不是没有做过设计。可现在看，我们当时的想法都太过乐观了。当年我们退休的时候，想着自己老了，绝不拖累孩子们，我们老两口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自从他们考上大学那天起，就已经是“功德圆满”了，从此，在彼此的义务上，都不做强求。那时我们想，我们在老年依靠自己不薄的退休金，可以游山玩水，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直到老得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就找一个保姆照顾我们。
起初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着。我和老伴儿退休后年年去外地旅游。我们自得其乐，孩子们也很高兴，因为彼此无扰，我们和孩子们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样的日子没有过上十年，就被完全打乱了。
我们没有料到，自己的身体垮得这么快。年轻的时候做科研，玩命加班的时间太多，身体的损耗很大。这一点，算是个变量，我们没有考虑到。
怎么办？只有终止云游四方的日子，提前进入请保姆的程序。
可是，真的开始请保姆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太幼稚了。在我们的思想里，花钱请人为自己服务，就是一个简单的雇佣关系，只要付得起钱，一切就会水到渠成。谁能想到，如今，请保姆难居然已是一个社会问题了。而且购买保姆的服务，这种交易方式，远远不像我们购买其他商品那么简单。购买家庭养老服务，这里面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就这样接连换了4个保姆，最终我和老伴儿都决定不再尝试这条路。我们决定，在我们还能动的情况下，两个人相互照顾。
这里面没有不理性的因素，我们都是学理科的，不会感情用事，任何决定都是经过理性推理得来的。
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性思考中的确有侥幸的成分。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更是一个不可估算的变量，这一点，我们一厢情愿地没有考虑在内。
发生在老伴儿身上的危险，让我知道，现在身边有个人是非常必要的，起码不能让我们在突发险情的时候坐以待毙。上次老伴儿被救，是因为我们防患于未然，在邻居家留了一把钥匙。邻居很负责任，我住院后，他担心我老伴儿一个人会有什么不测，一大早敲门问安，没人应门，这才开门且看到了躺在地板上的老伴儿。这种侥幸的事还敢重演吗？不敢了。
我们住院后，两个孩子都回来了。其实用不着，他们回来，并不能改变我们需要救治这个事实，而且，也给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当然，这是理性的看法。但是这一次我不这么认为了，当孩子们出现在病房门口，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情感上的满足。那一刻，我居然有些伤心，就好像自己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老伴儿更是哭得一塌糊涂，孩子们越安慰，她哭得越凶。好在我还算比较克制，如果我也落泪，孩子们会感到震惊的。我从来没有在两个儿子面前掉过泪。孩子们不会理解他们的父母怎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无法理解如今的自己。
在医院陪了我们几天，看我们的病情都稳定下来了，孩子们就回北京了。他们太忙。是我让他们回去的，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理性思考的时候，感到这么违心。
孩子们走后，我和老伴儿突然变得特别亲。不是说我们以前不亲，而是这次事情发生后，我们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情感变得空前浓厚。
我们俩的病床挨着，躺在床上，伸出手，正好可以牵住对方的手。我们就这样躺在病床上手拉着手，连护士看到都笑话我们，说我们比初恋的情人还要亲密。护士说得没错，我和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像今天这般情重。这就是相依为命啊。我们手拉着手，各自吊着液体，我觉得液体滴进我们的血管里，就融合在了一起。我还和老伴儿开玩笑，说这种感觉真好，就好像我们两个人都输进了双倍的药物，你的我也用了，我的你也用了，我们这次住院算是赚到了。
在医院里，我和老伴儿商量出了下一个决定——我们住进养老院去。
出院后我们立刻考察了一番，有几家养老院还是不错的，比较正规，主要是管理相对严格，为老人提供服务的人员被组织管理着，这样一来，就杜绝了老人在家养老，保姆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的可能。你要知道，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决定了，在私密的空间里，面对身强力壮的保姆，他们绝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入住手续我们已经办好了，现在只等养老院的通知。这家养老院的公寓房很紧张，需要排队。
养老院，看来就是我和老伴儿的最后一站了。
也许真的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了，这段日子在家，我和老伴儿总觉得是在和什么告别，情绪上不免有些低落。收拾收拾东西，每天夕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老两口就坐在阳台上说一些过去的事情。这套房子我们住得并不是很久，退休前才换的，也就住了十年左右，可是如今这就好像人生前一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驿站，从这个门走出去之后，我们的人生就该进入落幕的倒计时了。
我们这一辈子，传统观念不是很重，自认为我们的生命和孩子们的生命应当是彼此独立的，可是如今看来，人之暮年，对于亲情的渴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我们独有的民族性格，而现代性，说到底是一个西方观念，所以，当我们的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时候，独有的这种民族性格，就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承受的撕裂感变得格外沉重。
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大工程，就是把孩子们从前的照片都整理出来，分门别类，按照年代顺序，扫描进电脑，为他们做成电子相册。我还买了两部平板电脑，把照片都储存进去。我想，有一天，孩子们也会开始追忆自己的童年吧。
要离开家了，我和老伴儿想了想，需要从这个家带走的东西，好像并不多。除了我们的养老金卡、身份证，唯一值得我们带在身边的，就是孩子们的照片了。人生前一个阶段积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我们都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