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的知行合一及其英译

        今天，在大心学微信群，有同心说到“知行合一”的英文翻译，所以小编结合年前写的文章写了本文。

        知行合一，网上词典的翻译是“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意思是“知识和行动的统一”，这个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不过用来翻译心学的知行合一，却是值得商榷。

        knowledge除了有知识的意思，也有了解、理解的意思，这和心学的“知”也是有相通之处的。另一方面，心学的知行合一翻译成“Unity of conscience and action”——良知和行动的统一是否准确呢？

        “知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其始于《尚书》与《左传》，《尚书》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说，《左传》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之说。知指认知或良知，行指行为、行动。知行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主要指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其代表人物是朱熹（紫阳）、王守仁（阳明）；也指一般认识论的意义，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毛泽东。

        汉代以后、北宋建立之前，儒学受到佛老二氏的冲击，儒学在社会基层至上层的影响力都比汉代弱许多，因而在两宋时期，大儒们一方面反佛老而重振儒家的地位，一方面亦希望为帝国建立一套道德规范。知行问题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

        自先秦以来，儒家认为完美的道德是可以在现实中实现的，孟子是代表人物，他主张人天生有“良知”、“良能”，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可以想象，在“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说法下，人们普遍受到强大的道德压力，又不可能公开反对它。与儒学相对，西方把完美的道德推给天国、上帝、彼岸，其道德压力减轻许多。因此，在古代中国，满口仁义道德、暗里男盗女娼，讲一套、做一套，公开光明、私下阴暗成为普遍现象，“假道学”、“伪君子”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之说，即认为人在良知、圣人之言中的道德认识是容易的，不过之后的道德践履才是重点，人们应该努力去道德践履。朱熹还比喻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象山）有“心即理”的学说，他针对当时的读书人满口“之乎者也”而不去道德践履的现象，提出了“尊德性”是主，“道问学”是次的观点。在朱熹看来，“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平衡的，陆九渊反对说：“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陆象山集》卷三十四）

        朱熹去世后，其学说才被朝廷推崇，在元、明、清三代都被誉为圣人。与此同时，在封建的极权统治下，朱熹的知行观却成为人们的道德压力，人们明地推崇、暗地违背，知行分离。朱熹的学说还给人们这样的借口：我知得不够，所以还不能行，等我的知足够了再行。朱熹的理想很丰满，然而现实很骨感。在明代，首先对这种现在发难的是陈献章（白沙）。陈献章当年“名震京师”，他的才能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却受到伪君子的排挤、攻击，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卷也不知去向，使他对知行分离的现象深有感触。陈献章指出：“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不用者，心也。”（《陈献章集》上卷，中华书局）这就是说，人心是根本，知而不行，读再多圣贤书也是白读。陈献章的“道通于物”的学说，既指无形的道需要通过有形的物表现出来，又指道德认识（知）需要通过道德践履表现出来。

        紧随陈献章之后的湛若水（甘泉）、王守仁各自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说。湛若水说：“内外合一谓之至道，知行合一谓之至学，如是则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甘泉文集》卷十，《问疑录》）。所谓“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说的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理想境界，“随处体认天理”是达到这种境界的途径。随处体认天理是湛若水的心学宗旨，其中所说的天理包含道德之理，他特别指出“体认兼知行也”。（《甘泉文集》卷七）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湛若水认为道德认识应该与道德践履齐头并进，而不是非要等道德认识有进步之后再使道德践履去进步。湛若水在“理气合一”学说的基础上指出“真知流行，即是知行并进”，（《明儒学案》）又在“体用一源”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易经》教人做君子的言论提出“主宰处是知，发用处是行。知即乾知大始，行即坤作成物”的观点。（《明儒学案》）

        对于知而不行的时弊，王守仁有这样一段一针见血的话：“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传习录》上）他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强调“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上）王守仁把执行范畴中的知理解为良知，认为圣学功夫即致良知。

       知行观都是受到历史发展、时代精神状况影响的，孙中山、毛泽东在认识论上探讨知行也是如此。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何种知行观，都认为知行是不能分离的。另外，即使在王守仁的学说中，知行合一的“知”也不能等同良知。知行合一的“知”，无论是《左传》、程朱理学还是心学，用现代语言准确来说，是一种内在的认知、内在的知识，重点指引人的行动，范畴是人的道德本质、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内在的知识，在西方哲学中，也有信仰、道德、灵性的内涵。

        因此，知行合一，应该翻译为“The unity of Inner knowledge and action”——内在的知识和行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