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开讲》——国外周易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国外汉学界对《周易》研究也投入至大的兴趣,其研《易》热潮由来已久,不少成果宜为肯定,一些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

大凡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作品,往往均具有至为广泛的世界意义。《周易》,也理所当然地从国内走向国外,从东方走向西方,成为各国汉学家长久以来所热衷研究的华夏古典哲学名著。

论及国外学者对《周易》的研究,应当首推与中国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日本。据史籍记载,日本早在文武帝大宝二年(即唐武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就曾颁发“大宝令”,要求学生通晓一经、二经,经分大、中、小,其间便包括《周易》(参阅梁容若《现代日本汉学研究概观》)。此后,日本历史上时常涌现出有影响的易家和易著,其影响所及甚或还反馈到中国。如中国清代乾隆间所修《四库全书》,收入日本学者山井鼎撰、物观补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其中含《周易考文补遗》十卷,即是有关《周易》经传文字考异的重要专著。现当代日本的治《易》专家也颇有知名者,如户田丰三郎、铃木由次郎、高田真治、内滕虎次郎等人,皆有重要易著行世。近年日本汉学界治《易》之风盛行,从学术承传的角度分析,似与这些前辈学者的影响颇有关联。梁容若在评析现代日本汉学研究特点时指出:一方面,“日本文化学术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学术的延长”;另一方面,日本学者“事实上接受了欧洲人的观点方法来整理中国资料”(同前)。可见,现代日本汉学研究(含《周易》研究在内)之主流,实有熔冶中西学术于一炉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

亚洲国家中,除日本外,朝鲜、韩国、越南、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汉学界对《周易》也各有不同程度的兴趣与研究,并出现过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周易》被正式译成西文传入西方各国,始于十七世纪末叶,即中国清代的康熙年间(见林金水《周易传入西方考》,载《文史》第二十九期)。最初对《周易》感兴趣的,多为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他们的工作侧重于把《周易》经传翻译成西文(包括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文等),并介绍到他们国内,客观上为《周易》在西方的广泛传播作出了一定贡献。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汉学界治《易》成就最为卓著的学者,当属德国的卫(尉)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传教士,卒于中国)[插图]、其子卫德明(HellmutWilhelm,1906—1990,生于中国青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自华赴美任华盛顿大学教授)[插图]及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舒茨基(Ю.К.Щуцкий,1897—1937)。卫礼贤以德译本《周易》(后被转译成通行英文本)闻名于世,其译作被誉为西方现代无与伦比的最佳译本。卫德明的代表作《变化的哲学——周易八论》,被西方汉学者称为研习《周易》的一部最好的著作。舒茨基的《周易研究》,在他逝世二十三年后(1960)出版于莫斯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被译成英文广为流传,其《序言》谓此书“将使人们克服理解《周易》所存在的种种困难”,可见其学术内含值得重视[插图]。

近十几年来,西方治汉学之风日盛,研《易》热潮也不断高涨,各国汉学界均出现了不少从各种角度研讨易学的著述,其涉及学科领域之广泛,思想观点之新颖,研究方法之多样,皆值得肯定。但同时出现的一种现象——对《周易》占筮术的极度崇拜,也必须引起我们注意。沈宜甲在《科学无玄的周易》[插图]中指出:西方“研《易》者,多注重其占卜部分,而忽略其 ‘道’、‘法’、‘器’三者,至为可惜。现欧美对《易》大感兴趣,以美国为最,有七种版本,年销十余万部,读者、信者遍于各阶层。其主因乃因人心畸形不安,借以安慰心灵,亦如占星术之大盛,仍非真知《易》者。”此评乃作者身居西方而全面深入考察所得,诚非虚言。以欧美近年来流行的布洛菲尔德(John Blofeld)所译新本英文《周易》为例,其书副标题称“中国古代经典《周易》新译,附实用占筮术详论”,可知该书的基本立足点在于衍说“实用占筮”。布氏尚在《译者题辞》中说道:“两千多年来,那些运用《周易》筮法的人们,已经证实了他们所获得的妙不可言的结果。今天,钥匙正在你手里,好好使用吧,你绝不会失望。”[插图]这几句译者“箴言”,显然是此书充满“占筮”说教的真实表白。

又如W.A.Shecrril和W.K.Chu合著的《易理散论》,也是注重讲析《易》筮的专书。作者在书中举了一则实例:有两位朋友计划一周后结伴赴墨西哥,预问能否顺利成行?占筮结果,《易》卦告以“不可”。当时两人行程已定,并无任何妨碍此行的迹象。然而,临行前一天,一人的叔父突然因病住院,医生宣布其病属于晚期重症,其侄子不得不留下护理,两人共赴墨西哥之行终于告吹[插图]。作者正是借此论证占筮预测性之灵验神奇,全书的立论主旨也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推崇《周易》占筮术的心理,似乎也是西方“周易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一现象不独西方有之,东方的日本、朝鲜、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有之,作为《周易》发源地的中国(含港、澳、台在内)更有之。当然,我们对国外《周易》研究较为关注的是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易学思想的多方面探讨,他们所运用的别具一格的研究方法,这是我们值得借鉴的重心所在。至于他们对占筮之类的《周易》术数学的探讨,若属于从“人类学”领域作出的富有科学意义的阐述,则也是我们所应当借鉴汲取的;若仅属于简单的测吉凶、问祸福之学,则恐颇有不足为训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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