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教胡马度阴山

       刘彻，雄才大略、文治武功，谥号武帝。漠北之战，一举解除匈奴之患，完成汉初六代皇帝不能完成之伟业。关于武帝抗击匈奴的战争，主流史观认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亏空国力”，致使税赋徭役繁重，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各地爆发农民起义，是武帝的过失。果真如此吗？

       一、西汉历史大背景

       任何战略的实施都要结合当下实际情况。西汉到汉武帝时，国内形势危机四伏。一方面，由于汉初分封同姓王，导致了地方割据，虽前有削藩、后有推恩令，但地方割据势力仍然存在，加上富商和地方割据势力勾结，帮助其强化割据，威胁着中央集权统治；另一方面，西汉政府长期对匈奴作战，再加上各项水利、土木工程的兴建，以及挥霍浪费，导致国库空虚。屋漏偏遇下雨天，元狩四年山东水灾造成七十余万灾民，政府无力安抚，饥民到处流亡，社会矛盾激化。国内形势如此不堪，那外部形势又如何呢？

       外部形势也不容乐观。汉初实行的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止匈奴入侵西汉。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入侵陕北，迫近长安，前锋部队已抵达陕西咸阳甘泉宫殿。咸阳西南、东北，灞上都已经划为战区，而这些地区距离首都西安不到30公里。战区距离首都30公里意味着西汉王朝的防御已经被匈奴冲破，一旦咸阳被攻陷，西汉王朝岌岌可危。

       汉武帝面临一个两难境地，攘外还是安内？攘外就是攻打匈奴，解除匈奴的威胁；安内就是安抚灾民，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攘外一旦失败，内外矛盾同时激化，西汉王朝的政权可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汉武帝的决定是攘外。但攘外打仗需要钱，钱由朝廷出，但朝廷国库空虚，钱从哪里来？武帝做出了一个极为明智的选择——算缗（mín）令。

       二、战争财政来源

       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赋。由于战争的破坏，西汉初年呈现出人口减少、经济萧条、粮食奇缺的社会现状，为增加人口，复苏经济，西汉政府一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加上山东洪灾造成灾民遍地，增加税赋这条路基本上走不通。既然农民没钱，那谁有钱呢？商人，特别是富商。富商有多富呢？据史记载，皇帝做衣服的丝织物，在富商那只是用来给下人做衣服，在当时商人就是这么富有。既然商人有钱，现在国家有难，商人就该拿些钱来支援政府。但是要如何才能让商人把钱掏出来呢？

       西汉的商人大多是战国时期商人的后代。战国时期的商人并不局限于一国之内经商，他们还从事国际贸易，所以他们的国家意识淡薄。受此影响，西汉商人的国家观念也不强，他们在灾荒年大发国难财，甚至帮助诸侯王强化地方割据势力。这给了西汉政府一个打击商人的绝好的理由。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颁布算缗令，以法令的形式收取商人的财产税。通过这次算缗，政府获得了大量的钱财和土地、房产，为打击匈奴筹集到了军费，缓解了政府财政危机。同时，打击了富商，缓解了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暂时稳定国内秩序。

       同一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10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分别从内蒙呼和浩特东南和河北蔚县出发，赶赴抗击匈奴的漠北之战。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

       三、一盘始于汉初的棋局

       拉长历史战线，重观这段历史，有人或许会说，如果当时匈奴不那么嚣张，一路打到天子脚下咸阳城，或许汉武帝就不会在短时间内北击匈奴。毕竟当时西汉政府受着地方割据、财务危机、山东水灾的多重制约。其实，就算和亲政策使得匈奴和西汉暂时保持相安无事，汉武帝还是会北上攻打匈奴的。

       同一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10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分别从内蒙呼和浩特东南和河北蔚县出发，赶赴抗击匈奴的漠北之战。漠北之战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匈奴远遁，漠北无王庭”。

       匈奴在秦代就已经成为强大的种族，占领了内蒙古广大的草原，并且向南越过阴山，进入河套。为阻止匈奴南进，秦始皇时，曾派三十万大军将匈奴封堵在阴山一带。秦末爆发农民起义，朝廷将防守匈奴的军队全部撤回镇压起义。匈奴的骑兵再次侵入河套平原，趁楚汉争霸之际，在其首领冒顿带领下一跃成为强大部族，领土东至辽东，远至朝鲜边境，西至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中部、热河、宁夏，以及山西、河北北部。还曾将汉高祖刘邦困于大同附近的白登山，是为白登之围。白登之围后，西汉对匈奴采取拉拢的和亲政策，和亲政策虽然在短期内阻止了匈奴的南下，但不过是权宜之计。随着匈奴的不断强大，北方的贫瘠和南方的富庶促使匈奴终将向南发展，与西汉政府形成利益冲突。

       除了北方的匈奴，西汉的西面是诸羌之族迁徙到甘肃西北的月氏羌，月氏羌在诸羌中发展得最好。楚汉争霸时期，已经占领南山北麓一带，势力范围自凉州以西，张掖、酒泉西至敦煌。拥有很多畜群和十几万人的骑射部队，成为西部中国的一个强大势力。后来西迁中亚建立大月氏国。而月氏羌分布于青海东北的一部分族类占领甘肃西南，封锁了中国的西门。

       西汉的东方是诸夷之族。西汉初，诸夷之族中的东胡最为强盛，势力范围自热河以东，东至鸭绿江岸，后来被冒顿击败，成为匈奴的属领。匈奴实现了对西汉东面和北面的合围之势。

       西汉的南方则有三股势力，分别是百越之族、越族和蛮族。

       百越之族位于东南沿海一带，秦时被秦朝统治。秦末，百越之族群起叛变，福建、浙江一带的越族参加反秦战争。后来又帮助刘邦打项羽。西汉时承认其独立，分别封其首领无诸为闽越王，统治福建；封摇为东海王，统治浙江南部。景帝时，浙江的越族参加吴王濞的叛乱，后来被汉政府收买，帮助汉政府击杀吴王。但福建的越族与汉代政府保持对立；两广一带的越族，在秦末也叛变。龙川令赵佗自立为南越王。吕后时，大败进攻湖南的汉兵，由此日益强大。文帝、景帝时，与西汉保持和平，但不降服西汉政府；西南山麓的蛮族，汉代称之为西南夷。占据云南、贵州一带的高山大泽。

       北有匈奴、西有诸羌、东有诸夷，南有南蛮。这些周边部族将西汉团团围住，随着它们的不断壮大，势必从四面八方对西汉造成威胁。由于匈奴控制了东方的诸夷之族，可能会利用诸夷之族进行两面夹击，加之匈奴经常入侵西汉，因此，优先解决匈奴是西汉破局的关键。匈奴不破，西汉便无法巩固边疆。

      单独来看，元狩四年，汉武帝在地方割据、山东水灾、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发动的对匈奴战争比较冒险，毕竟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中原政权都没能彻底将匈奴赶跑，如果此战不胜，西汉国内局势将不堪设想。但若将西汉建国以来对匈奴的政策结合起来看的话，汉武帝此战就不是冒险，而是胸有成竹。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登基的六十年里，西汉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和防御战略。匈奴南下的次数减少，使西汉获得巩固政权和进行战略反击准备的时间。为加强边防建设，实行了徙民实边、输粟实边等政策。在边境建城邑，设立马苑，大量养马，并奖励私人养马。到汉武帝时，已经建立了一支能够和匈奴抗衡的骑兵部队。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90年，汉武帝使用骑兵对匈奴发动了10余次反击作战。公元前127年收复河南，在河南设郡县，移民屯垦，修缮蒙恬所筑之秦长城，将河南建成出击匈奴的重要基地。此后的漠南之战和河西之战削弱了匈奴在大漠以南的力量，阻隔了匈奴中、西部的联系，打通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通道，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进一步孤立了匈奴。同时，派张骞出使西域，与西域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切断匈奴与西域的联系。

       通过上述一系列准备工作和军事行动，匈奴遭到重创，元气大伤。如再对其致命一击，必能将其主力彻底歼灭。如就此打住，必将给匈奴喘息的机会，后患无穷。为了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公元前119年，在国内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汉武帝毅然决定发动漠北之战，歼灭了匈奴主力，加之随后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解除了周边部族对西汉合围的威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秦砖汉瓦早已化作一抔黄土，功过后人评。我仍认为，“穷兵黩武，亏空国力”的评价对武帝来说有失公允，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是对当时国内外形势进行综合分析后作出的正确决定。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不教胡马度阴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