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城之父一一余子俊

余子俊，眉山青神县人，明代著名官吏，为官清正，一心为民，懂得用创新思维来拯救处于灾荒的老百姓。有着极高政治声誉的他，巡抚榆林时，与徐廷璋、马文升并称关中“三巡抚”。他善于修建工程，更苦苦坚持修建了延绥长城，抵御侵略。《明史》对此评价到：“尽心边计，数世赖之。”

余子俊一生为官清正，勤于政事，体察民情，深受朝廷和民间器重。他任西安知府时，正遇旱灾和饥荒，于是开官仓发放10万石粮谷赈灾度荒，拯救饥民。在明朝，10万石粮谷粮食并不是一笔小数目，难能可贵的是，余子俊想出了既能拯救灾民又不让朝廷受损失的好办法。

“岁饥，发廪十万石振贷。区画以偿，官不损而民济。”《明史》中记载，余子俊用“区画以偿”的方法开仓放粮，对向政府借粮的人实行区别对待，老百姓向政府借粮时打个欠条作为凭据，先填饱肚子，然后以“按揭”的方式慢慢还，如果农民粮食丰收了，就多还一点，慢慢地就填补完了。

余子俊创新式的赈灾得到了明代著名言官林聪的重视。成化二年，江淮一带饥荒，朝廷命林聪前往赈灾。“贷江南粮及支运粮数十万给民，且与之种。”林聪向朝廷奏请的方法正是余子俊之前采用的。

由于政绩卓越，成化初年，主管部门上报政绩突出应当受到表彰的官员，知府有十人，而余子俊位居第一。“成化初，所司上治行当旌者，知府十人，而子俊为首。”对此，张廷玉如此记载，由于林聪推荐，余子俊一路擢升，但无论官居何位，他最牵挂的还是老百姓。

明成化十二年，余子俊调任西安知府。“以居民患水泉咸苦，凿渠引城西潏河入灌，民利之。久而水溢无所泄，至是，乃于城西北开渠泄水，使经汉故城达渭（渭河）。公私益便，号‘余公渠’。”余子俊因了解到当地老百姓水质含碱发苦不能饮用而发愁的情况，他凿渠引入城西贑河的河水，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为避免渠水横溢，他在城北开渠分水流入渭水河，新渠深得老百姓赞许，被称为“余公渠”。

不仅如此，余子俊又在泾阳凿山引水，灌溉农田千余顷。打通到南山的道路，直达汉中，方便来往的旅客。对于毁塌破旧的学校、公署全部补修一新。上奏章免除岷州、河州、洮州三卫的戍守，南方的兵卒有一万多人。更换了南北轮戍的兵卒六千多人，让他们各自戍守本土。岷州栗林羌反叛，余子俊埋伏军队突然出击，将其击败逃走。

从这些功绩不难看出，余子俊心系百姓，具有创新思维，特别善于创造，修建了不少工程，从小水沟，最终修到了长城。

余子俊心系百姓，心忧国家，在他成长的年代，曾经发生过著名的土木堡之变，鞑靼和瓦剌对河套地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他渐渐地在心中谋划了巨大的计划——兴修长城。

俗话说：“说到就要做到。”余子俊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早在他调任浙江前，就曾以布政使的身份跑到陕北查看边防，只不过他当时看到的只是隋长城残垣，根本不能抵挡善于打闪击战的鞑靼骑兵。

后来，余子俊被任命右副都御史官职，巡抚延绥。延绥属于黄土高原地区，防地东至黄河，西至定边营，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在此之前，巡抚王锐从长远考虑请求沿边境筑墙建堡，工程还未动工就被否决了。

“三边惟延庆地平易，利驰突。寇屡入犯，获边人为导，径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顾居内，我反屯外，急宜于沿边筑墙置堡。”对此，余子俊给予支持并上奏说，边疆地带只有延庆地势平坦，利于骑马奔驰。寇屡次入侵，俘获边民做向导，一直进入河套驻扎放牧。从此敌寇自顾住在河套之内，我方反而屯守在河套之外。所以应该尽快沿边筑墙建堡。余子俊认为旧界石还在，高山多悬崖陡壁，依照山形，随着地势，有的铲削，有的垒筑，有的挖壕沟，延绵相接，形成边墙，这对于边墙工程设计来说较为方便。

遗憾的是，余子俊的建议却遭到了朝臣的反对，尚书白圭以陕西百姓正贫困，奏请缓兴工程。不久寇进入孤山堡，又入侵榆林，余子俊先后与朱永、许宁一起击败寇贼。与此同时，敌寇占据河套，朝廷每年发大军征讨，最终还是没有成效。

面对挫折，余子俊没有放弃，他向皇帝据理力争，将朝廷每年因抵抗敌寇所需的军饷和修长城所需的花销做对比，发现修长城的花销远远不及军队花销，于是皇帝下令迅速修长城。

“寇以捣巢故远徙，不敢复居套。内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兴役。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余子俊先因军功升为左副都御史，第二年，又因捣毁红盐池巢穴有功，升为右都御史。内地忧患渐渐平息，余子俊得以一心开办工役，修起了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连绵1770里的长城。

长城设置严密，墙下挖掘壕沟，连成防御线，每隔二三里，设置敌台崖寨以备巡视警戒。又在崖寨空缺地建造短墙，横一道斜二道，好像簸箕形状，用来瞭望敌情，躲避射击……如此好大的工程，余子俊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完工了，不三月而成。据说，在工程兴建期间，余子俊一直在工地上待着，差点被冻死。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据说，自余子俊修建长城的20年里，河套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骑兵的身影，也给后人留下了可贵的物质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