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戏题画山水图歌〉说：“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可见画甚费时。我懒，故不常作画，而颇论画。某年甚至还为北大学生讲了一学期肖像画。
也不是多爱谈画。而是有天兴起，拿了几张便笺，随笔写了几则关于人物画的事。后来就以这当个话头，把便笺作为讲义开始讲起了。所说，唾咳随风，早已佚忘，便笺倒还幸存几张，可供忆想。
例如这这一则，是说人物画起源于纪念。家族纪念祖先、政权纪念功臣、社会纪念圣贤。故我国绘画史上“人物画早于山水画，尤重于山水翎毛走兽等等。”
（龚鹏程作品：肖像画讲记）
这张，则记了几桩文人轶事。说陆丹林曾见张大千一幅仕女图，觉得酷似他已亡女友，大千遂把这画送给他了。潘兰史因而作一诗说：“妙笔张髯偶写真，惊鸿画里现全身，却疑帐里姗姗步，好托微波微波赋洛神。”后来诸季迟也有“还从张髯补天手，返生香里写双身”之诗。
杨士猷也有类似一事。他有一幅“玉楼人醉杏花天图”，某青年重金收购，并求见。说画中人与其已亡女友太像了，足慰思念，故特来拜谢。
两事当然是巧合，但一来可知情之所系，画身不妨竟做真身。二来可与古代观画慕色，而进入画中，与女子相缱绻的传奇小說戲曲做些对比。三则传统画，特别是人物画，近人多以为是不写实的，属于程式化、理想化绘画，跟西方人物画没法比。可是这些故事却显示了“不写实而如实”的状态，很值得研究。讲课时，正好大大申论了一番。
我用的笺纸，甚为简素，一张只配着一件茶具，如茶盏、茶碾子等。出自扬州国书馆。当时我用这一批纸，大约是认为喝茶聊天时还颇适合聊聊这些事吧。
扬州国书馆近年所制笺纸不少。我在南京大报恩寺办“侠客报恩行”掌门人大会时，还请他们做了一套“三十三剑客图”，分赠来会的武林同道。
（龚鹏程作品：吉金文录之一，闲写周钟数器以代晨课）
这几张笺纸就更花了，是萝轩变古笺。这是现存第一部笺谱，出于明代天启年间，比崇祯年间的《十竹斋笺谱》还早。有178 种图样，且首次使用了饾版拱花技法。
其实我们写字的人并不需要花样太繁巧的笺纸，所以对十竹斋笺和萝轩变古笺的评价，可能会跟鲁迅、郑振铎不太一样。他们更多的是从工艺和美术上看。若从书法看，则花样繁巧反而常常喧宾夺主。而且因为矜惜画面，故也不能重墨阔笔，否则会有持杵莽汉踏破了小姐花篱之感，写来不敢神舒气畅。
我这样写金文就最好了。古字拙趣，正好压住花箋的脂粉气，且相得益彰。写时本来也须静谨，所以不必驰骤。
现在写古籀甲金的人已不少了，但主要是摘句出来，如日本少数字派；或集句写对联；临写，亦只集中在几件知名重器印成的字帖上。不常见的器铭、特殊的器型、新异的字体、奇怪的布局，如我这样缩模于笺纸上，却还少见，而其实是挺好玩的。某些，甚至颇有画意。
（龚鹏程作品：吉金文录之一）
（龚鹏程作品：吉金文录之一）
（龚鹏程作品：吉金文录之一）
中国笺纸，像十竹斋笺、萝轩变古笺这类，差不多就是极致了，所以我也会用日韩笺纸来试试，开辟一些新体验。
日本造纸，当然学自中国，但很早就有了自己的面目。
一是材料和技术有差异。早期和中国一样用楮。但自平安时代（8世纪）起就寻找楮树以外的新材料。例如日本特产的雁皮树，纤维细腻黏液多，对手抄纸技术要求就较高。后来又发现在造纸原料中加入黄蜀葵或糊空木等的汁液，可造出均匀且坚韧的特殊纸张，遂取名为“和纸”以别于中国。
二是传承精良，品样繁多。日本的“匠人精神”，举世闻名。纸行、纸店、纸博物馆遍布，故工艺既传承又精益求精，通常纸质强韧柔软，即使濡湿也不易破损，还被用于全世界的文物修复方面。与中国传统造纸业垂死挣扎的社会情况迥异。
也因此，三，日本纸有较高的国际声望。中国被选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纸张只有宣纸技术，日本则有岛根县石州半纸、岐阜县本美浓纸、埼玉县细川纸等等。我国的宣纸，只供写书法画国画的人用，日本纸之使用度却更高。欧洲的艺术家常买和纸创作，如林布兰（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毕卡索（Pablo Ruiz Picasso）达利（Salvador Dalí）等。
四，日本纸还有超出一般造纸法的技术。例如以日本京都文化为蕴涵的友禅纸，是棉纸而以传统手工丝网印制而成，不同于一般印刷纸，有独特手感，花纹也较有立体感，像织成的花锦缎。
虽然如此，由于风气和书法审美毕竟不同，用日本纸，特别是花笺时还是要费心斟酌，不是什么纸都好用的。友禅纸，我就觉得不适合写书法作品；其他用金用红太艳的也不好驾驭；许多笺纸还具有女性气质，怎么写，亦须细细思量。
底下这件，是我选用了十二种和纸，各写上一首李贺咏春天的诗，合称《和纸十二品长吉春诗》。
李贺诗，一般人只说他怪、碎、似楚辞、有鬼才，其实他的底子是齐梁乐府，艳异生馨。其间锦床肌玉、美人梳头，原即春意盎然，何况又是对春光的歌咏，读之真欲嫁与东风。用和纸来写，正好相衬。
（龚鹏程作品：《和纸十二品长吉春诗》册页）
写这样的笺，自然会想起唐朝校书薛涛制的笺。
关于薛涛，我曾有《吊薛涛井》一诗云：“美人姿妙擅年华。更浣江城五色花。鱼网冰纹匀碧茧。笙歌永夜趁金琶。风流西蜀空闻道。沦谪上清岂有家？门巷于今簪古怨。英雄稽首思无邪。”
薛涛墓及所谓薛涛井，现今都在成都望江公园内。然皆非旧物，聊志美人之思而已。
这位美人，与其他美人不同，不以淫、不以艳、不以德，独以擅作笺纸留名。
据元人《蜀笺谱》说：“隋炀帝改广都曰双流。”成都机場現在即在双流，而双流纸，就是隋时得名的，可见造纸业在蜀地盛行甚早。
唐时，蜀中的纸业更盛，有著名的印坊过家、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剑南成都府赏家等。其纸张，除了供应写字画画之外，还椠刊经卷，流通四方。
其纸，以大小黄白麻纸著称，与婺州衢州藤纸、宣州青檀都不相同。当时朝廷文书通用白麻，军事用黄，致边族首领则用五色麻。玄宗时编《四库》，集书十二万五千余卷，亦皆以益州麻纸写之，足证川纸质美，米芾《十纸说》赞之，并非虚美。
工艺既盛，不免精益求精。玄宗时，已有人以野麻混土谷造五色斑纹纸。薛涛制笺，殆亦风气使然。
其笺狭小，便于抄诗。以浣花溪水制之，色皆深红，故李贺诗曰:“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
笺自元和间即有名，以致宋代嘉州作胭脂笺亦名薛涛笺，想要依托美人名氏以利销行。
制笺之法，有人说是以木芙蓉皮为之，益以木芙蓉花汁，也有人说是用鸡冠花染之，我都认为是附会。薛涛之前，蜀自有笺，如杜甫诗就已说过“蜀笺染翰光”。薛涛之后，则大家乐于依托艳迹以广传，所以什么笺都说是薛涛制的。如此而已。
我那时正在四川大学担任讲座教授，讲舍即在井畔。课餘辄往茗坐，江水长杨，颇助我幽思。故有诗吊之，不胜慨喟。
写时，用的却不是笺，而是赵蕴玉画薛涛图的拓片。我喜欢它状美人而无烟视媚行之态，以为难得；且既已伤薛涛笺之不可得，若又用笺来写就无必要了，所以迳题于这个拓片上。
看来花笺之题与不题，亦有可思忖处。
（龚鹏程作品：通艺堂古琴记）
我国书法，早期写在简牍上，以竹木之黄为底色。后来写在绢帛上，沿袭这个传统，仍以黄绢为主，所谓“黄卷青灯”“黄绢幼妇”。用纸，初亦以黄或米黃，如道士上章拜表，就一直保持着用黄表纸的传统。
纸浆如果漂得细些，则可得到白纸。故早期除了黄之外，就多是白。唐人常用的黄白麻纸，最为典型。
宋朝以后，衢州藤纸、宣州青檀都以白著称。白纸黑字，在美学上又逐渐取得特殊地位，跟绘画从丹青变成水墨一样，黑白两色被认为足以替代一切颜色，所以后来书法基本上均是在白纸上写。
但就像画墨竹一样，也可能有人会觉得太单调了，于是又出现朱竹，或用硃砂去写朱书、用泥金去写金字等等。这是在用墨方面使其多样化。
顺此思路发展下来，就可发展成“彩色书法”⏤⏤不再只讲“墨分五色”，而要“色呈七彩”。台湾我亲近的一位书法家：史紫忱先生就主张如此，对以黑白为正宗的书法界发起了挑战。
另一种打破单色书法的思路，是从纸上做调整。如唐代就有的五色麻、斑纹纸、浣花笺都是。后世各种色纸和云纹、罗纹、砑花、洒金、洒银等等，花样繁多，更是层出不穷。即使仍然用墨，但纸是多彩的，自然也就七彩斑斓了。
花笺，属于后者，但它又扮演着一种中庸的角色。也彩也绘，但维持用墨写字为主体的地位；黑白玄素，一如阴阳，可是用上花笺，便成了二生三，天地又毕竟多了几分颜色。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书法家大抵也都有点这个意思，故花笺之用终不可少。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