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一个“东方巨人”的反思
（1）
在武昌一家毫不起眼的纸行楼上，有一间库房却住着人。
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住在那里。这人有四十七八岁年纪，虽然额头上的头发已经开始在脱落，皱纹也在逐渐加深，但两眼却炯炯有神，特别是他皱着眉的那一刻，眼睛简直就像要放出一种异样的光来。
刚来的时候这人还穿着一套雪白的西装，俨然是一副绅士派头，但不几天，他就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人力车夫的模样。在闷热的天气里，他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灰色短裤，有时也披着一条白色粗夏布大围巾。实在太热的时候，他也拿着一把菱形竹扇不停地扇着，就像街上那些人力车夫在跑了一趟车后刚歇下来喘口气似的。
他是谁？为什么要过这种隐蔽的生活，并把自己装扮成这副模样？原来，他就是在“”五四运动”中起过核心作用，而今刚辞职不久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天气依然热，如果偶尔间把手中的扇子停下来，额头上马上就会汗涔涔的，而且浑身都像在蒸腾。于是，手中的扇子又得不停地摇下去，哪怕摇得手腕酸麻，双臂生疼，还是得摇下去……
在不算宽敞的库房内，他经常来回地踱着步，显得很心烦的样子。是因为热让他心烦，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热，当然让人心烦，而且让人心慌，但他的心烦好像不全是“热”，因为在不太热或者不热的时候，他还是不停地踱着步，也不停地煽着手中的竹扇。看来，他的心烦是另有其因了。
就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件事，对陈独秀来说本来就心烦，如今又逼得他东躲西藏的，就更让他心烦……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不是没过过，被人追捕的日子他也不是没体验过，但这次却让他有些异样的感觉，而且印象也特别深，仿佛在大海中遇见了风浪，再怎么努力，所驾的那艘船还是走向了散架的命运。
一种失落的感觉从远处袭来，使陈独秀坐卧不安，心神不灵……
一睁开眼就看到自己目前的处境，这对于一个曾经在文坛乃至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来说，是残酷的，更是痛苦的，而且是痛定思痛的！
是的，曾经是众星捧月的人物，而今却被撵得鸡飞狗跳；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像耗子一样躲着不敢见人。光这一点就够让人心烦的，可更让人心烦的却是，抓捕他的人就是那些曾经捧过他的人。
摇了一会儿扇子，陈独秀心里的烦躁好像少了一点，可思绪却像山间的泉水不断地往外流，许多不愉快的往事从心底溜了出来，试图要撞开那扇一直封闭的记忆之门。
当初和国民党合作，陈独秀本来就不同意，可那个荷兰人马林却偏偏要插手，说这不光是“第三国际”的意思，这也是潮流。在陈独秀的眼里，只有中国人，没有外国人，中国的事情让外国人来指手画脚，本来就不合他的本意，何况那国民党是什么角色，在几十年前他就非常清楚。除了几个精英，剩下的几乎都是乌合之众，而且其阶级基础是建立在少数有钱人身上的。
（2）
陈独秀点燃了一支烟。烟头的火星在暗淡的屋子里分外耀眼，犹如黑夜里划过的流星。一阵烟雾腾腾之后，他开始在狭小的屋子里踱起步来。踱步是陈独秀的一个习惯，而边踱步边敲着脑门更是他的一个独特的习惯。
每当许多问题缠绕在他的头脑中却又找不到一点儿头绪时，他就需要这种边踱步边敲着脑门的习惯。但这间屋子太狭小，要真的踱起步来还确实有些麻烦。有好几次，当他刚刚理清了一个头绪而心里感到一点轻松时，头却撞在了粗糙的墙壁上。每当这时，他总是淡淡地一笑，然后拍拍被撞的墙壁。
这是一间十分简陋的屋子，陈设也十分简单。一张木床，一把竹躺椅，一个竹套暖水瓶，除此之外，就是墙角还堆着一大捆用于包装的褐黄色牛皮纸。
陈独秀的一切活动空间，都被浓缩在了这间屋子里。这对于一个在社交场习惯了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惩罚。他憋气，闷胸，疼头，花眼，但迫于压力，只能忍受。
面对国民党的追捕与屠杀，陈独秀是愤怒的。一想到共产国际对他的冷处理和党内那些少壮分子对他的过激指责，他又从愤怒转化为悲愤。
什么右倾投降？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还不是“共产国际”说了算，尤其是那个满脸天花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他一直相信国民党，相信蒋介石，而中共只不过是一个“拉边套”的配角。
什么软弱妥协？一群乳臭未干的孩子居然也指责他，他们究竟懂得了多少？如果不是他陈独秀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地苦苦支撑这个局面，说不定在一年多以前的中山舰问题上，早就与国民党闹翻脸了。
中国的问题多么复杂，连孙中山都没办法解决，你们几个毛孩子就想充能？结果怎样，结果怎样？中国的革命，不是风卷残云那么容易，帝国主义还十分强大，封建恶势力在国民党上层又站着上风，这说明革命的对象太多，应该分次分层来进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急于求成，那简直是自不量力！
（3）
自辞职以来，陈独秀就过上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好在他已经对这种生活早就体验过，所以也就没放在心上，但一想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而且国际已经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了他的身上，其心里着实有些沉重。
苏俄操纵下的“共产国际”远在万里之遥，对中国的熟悉程度还不是靠他们所派的代表的那几封电报。对中国革命的力量、对象乃至内在本质的认识能搞清楚吗？他们根本就没搞清楚。他们搞清楚的是对国民党的一再迁就和对共产党的发号施令。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内部都还争论不休，怎么能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他陈独秀一人头上？这真是啼笑皆非。
突然，陈独秀想到“共产国际”对他的处理来，心里不免有些好笑。什么到莫斯科去汇报工作？这明明是拿他开刀，要把他诓到苏联去问罪定法，代人受过！
一想到这里，陈独秀的心里就再也不能平静。几天来，他苦闷，彷徨，激动，愤怒……不停地摇着扇子，不停地踱着步，仿佛成了他每天必做的事情。
陈独秀本来先是躲在武昌近郊的一家工厂里，但工厂很快被停工，许多工人被逮捕和枪杀。工厂已经不安全，在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汪原放的安排下，陈独秀才住进了现在这个地方。本来他是和秘书黄文容在一起的，但由于两人目标太大，黄文容只得隔三差五来一次。
（4）
正思虑间，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束强烈的光线从外面直射进来，刺得陈独秀眯上了眼。原来这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而房门却正好对着西面。两个熟悉的身影一前一后慢慢地走了进来，并随手关上了门。走在前面的那个矮矮胖胖的，从外表上看很憨厚，着实像一个店里的伙计，但眼睛里却渗透着老板的精明。他就是曾在上海亚东图书馆作经办，而现在却是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的汪原放。后面那个瘦高个子是秘书黄文容。
外面的空气显然比屋里更热，两人进屋后都是满头大汗的。汪原放不住地用宽大的袖口扇着风，而黄文容却拿出手绢不停地揩着额上的汗。
汪原放一见陈独秀，就习惯地伸出手来拉着陈独秀说：“仲甫叔，吃了吗？”
“吃了！”陈独秀淡淡地说，然后又傲然地转过头去，面对着墙壁问，“外面的情况怎样？有没有上海的消息？”
“还没有，听说蒋介石已经封锁了长江下游的航道。”汪原放毕恭毕敬地回答。
汪原放是陈独秀的同乡好友、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侄子，现在担任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还任武汉《民国日报》的编辑。十二年前，汪原放在其叔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谋事时，陈独秀正在筹办《青年》杂志（即《新青年》），没少让他们帮忙。所以，彼此之间的感情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
尽管陈独秀对汪原放有些傲慢，但汪原放并不在乎这个，他一直把陈独秀看成是自己的长辈。汪原放知道，陈独秀现在没有国事了，要开始过问起家事来了，他之所以想知道上海的消息，其实是想知道儿子陈延年的消息。
陈延年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浙江区委书记。风传陈延年在六月下旬已被上海的国民党逮捕，地下党正在设法营救，其结果怎样，不得而知。武汉与上海相隔万里，并且又中断了联系，想知道一点传闻，都是一件难事，更何况准确的消息。
“家谨，还有什么消息？”陈独秀的语气显得温和了些，但还是把脸对着墙壁。汪原放知道，陈独秀的这一句，不光是问问外边汪精卫国民党的搜捕情况，更重要的是想知道现在党内的情况怎样了，他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嘛！
（5）
在共产党中，汪原放已经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所以大事小事也算知道一些。最近一段时间里，他所负责印刷的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被查封，长江书店被查封，长江印刷厂被查封，甚至宏源纸行也被查封……
这些，已经把他弄得焦头烂额，心神不宁。为了躲避汪记国民党的搜捕，他也是东躲西藏的，哪里还顾得上去打听许多事情。不过，他还是要把知道的一点告诉给陈独秀。
“中央最近好像要开一个会。”汪原放对陈独秀说。
“他们爱开不开，反正没我的事！”陈独秀愤然地说，其实他这是气话，而心里也是觉得应该开一个会，制定一个对付国民党的政策。
三人沉默了一会儿，还是陈独秀打破了沉寂：“船准备好了吗？”
这句话显然是问秘书黄文容，所以黄文容说：“还没有，外面风头正紧!”
“一旦有可靠的消息，马上告诉我！”陈独秀吩咐道。
黄文容回答道：“是！”
汪原放不知道他们说“准备船”是什么意思，于是问了一句：“要船干什么？你们要去汉口找中央？”
黄文容不敢回答，还是陈独秀把自己的意图说了出来：“老在这里呆着总不是个办法，我想回上海。”
“哦！”汪原放好像才明白过来，于是说，“再等等看，一旦通航，我去帮你办这件事。实在不行，就搭我叔亚东图书馆的货船。”
“好，那就再等等吧！”陈独秀无可奈何地说，然后又自言自语道，“他们要开会，我得阐述一点个人意见。”
秘书黄文容一听他这样说，马上就拿出笔记本，仿佛陈独秀还是那个日夜繁忙的总书记，他必须守侯在身边，把他随时要作的指示记下来。
“你不用记，我得当面去陈述。”陈独秀倔傲地说。
黄文容知道，中共中央马上要召开的决策会议肯定不会通知陈独秀出席的，但又怕说出这话后会伤他的自尊，所以就说：“去开会，要过一趟江，怪麻烦的！我倒有个主意，不如把你的建议托汪局长转交给瞿秋白他们！”
听黄文容这样说，陈独秀也觉得只能这样了，但他嘴上还不服气：“不，我得亲自面呈，我看谁不让我进会场！”
“算了算了，还是我亲自跑一趟吧！您离开这里也不安全，您的目标太大了。”汪原放马上圆场。
“好吧！我说，你记！”陈独秀有些沮丧，听汪原放这样说，也就只好下这个台阶。他在屋里慢慢地绕着步，然后说：“为避免吾党同人再遭无辜杀害，我建议：第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记住，我说的是左派，真正的左派。第二，共产党在国民党政权下只做下层工作，对上层的事情一概不过问。这一点，我可以坚决保证。第三，共产党在基层后，也只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暂时不要有所动作，以避免流血牺牲……”
（6）
警卫团的船只已经在长江上行驶了一天，再过一夜将会到达九江。
此时，团长卢德铭从船舱里钻出来，后面跟着辛焕文和韩浚。他们来到甲板上，望着远处的天空。太阳已经落山，江两边的山脉逐渐变成了黛墨色。望着浩淼的江面，卢德铭不禁盘算起来。这次行动，他们对外宣传是听张发奎总指挥的调遣到九江参加东征，但九江的情况却一概不知。他又想，明明是张发奎的电报，为什么要用黄琪翔的名义？
卢德铭虽然只是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但经历过战争风云的人知道战场瞬息万变的规律，因此他对原定途径九江再到南昌的方案有些不放心起来。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对自己前进的道路一无所知，那是不应该的，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不能莽撞，他得派人到前面去侦察，于是他问身边的韩浚：“前面该到哪儿了？”
韩浚把船长叫来问，船长回答说：“前面就是黄石港。”
“通知你的舵手，船可以慢些走！”卢德铭果断地说。
“好的！”船长答应着向机房走去。
卢德铭又问韩浚：“那艘侦察船还没有消息吗？”
“没有，临走时我嘱咐他们，如果情况有变，就在中途等我们。”韩浚说。
“好吧，到了黄石港后一定要等他们的消息。”卢德铭说。
天已经黑下来，轮船终于到了黄石港，这时，卢德铭下令轮船停下休息，其实是等派出的侦察船的到来。不一会儿，教导团的船只陆陆续续从后面顺流而来。顿时，警卫团的船上欢呼起来，而且还有人叫喊：“停下，停下！”
卢德铭听见喊叫，意识到应该是教导团到了。于是，他马上叫号兵吹号联系，因为他知道教导团也是共产党的武装。可是喊了一阵，教导团的那些船却像没有听见似的，竟然顺流而下了。
“这些冒失鬼，可有你们的苦头吃。”卢德铭骂了一句。
“毕竟，我们不是一个系统，他们怎会听我们的？！”参谋长韩浚冒了一句。
（7）
半夜里，天居然下起小雨来。此时，派到前面打探消息的特务排回来了。排长谭希林向卢德铭报告：“驻守南昌的叶贺部队在八月一日举行了暴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九江附近实行了戒严，沿江一带已经有两个团的兵力封锁了江面，如果继续前进肯定是到不了南昌的。”
卢德铭一听，心里顿时释然。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到九江后再到南昌的原计划已很难实现。人家开始张网以待，我们总不能自投罗网吧。突然，他想起了随他们之后的教导团，心里惋惜不已。但现在已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存自己乃是当务之急。因此，下一步的工作必须是找个合适的地方上岸，然后直奔南昌。
卢德铭要韩浚拿来地图，在船舱昏黄的灯光下看起来。参谋处长陈明义心细，还递来了手电筒。他们就借助手电筒的光，看起地图来。在黄石港以南的黄颡口，可有一条去南昌的陆路，但是具体通与不通，没有人能鉴别。眼下这种情况已经顾不得许多了，先把队伍带出张发奎的控制范围再说，否则夜长梦多。
韩浚说：“从地图上看，我们应该翻过九岭山进入江西，然后沿武宁、靖安向南昌进发。”
“看来只有这样了，你觉得呢？”卢德铭问辛焕文。
“我没意见，行军打仗我听你们的。”辛焕文爽快地说。
主意已定，卢德铭决定马上召开一个党内活动分子会议。这些都是团里挂了名的党内积极分子，有必要把团部的意图告诉他们，有利于稳定军心。之后，再把团部的行军意图告诉各营长。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辛焕文、韩浚二人也表示同意，于是叫陈明义去几个船舱里发通知。
不一会儿，余洒度、钟文璋、陈皓等陆续来到卢德铭的船舱里。这时，卢德铭向他们通报了南昌已经起事的消息。这些人听了，都异常高兴，互相拥抱着。
接着，卢德铭说：“召集大家来，是有一件急事需要解决。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现在我们的党已经在南昌举行了暴动，所以我们要到南昌去。你们回到营部后，暂不要声张，待我们上岸后到了安全的地方再向连队传达，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在黄颡口上岸，不然我们就有被张发奎包围缴械的可能。”
陈皓问：“如果有人问我们，上岸到哪儿去，我们怎么回答？”
“你就说这是军事机密，无可奉告！”参谋长韩浚回答道。
“这样恐怕不好。” 指导员辛焕文说，“士兵们如果想不通，那是要哗变的。”
卢德铭说：“你们依然说‘打野外’，只是说不到九江去了。”
（8）
外面依然在下雨，卢德铭叫船长起锚向黄颡口进发。
一个多小时后，船队到了一个叫吴王庙的地方，卢德铭看见有一片沙滩，于是下令在此上岸。
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卢德铭站在一个高地上。顿时，全身马上被雨水淋湿，但是他并不在意，而是向正在行进的战士们叫道：“弟兄们，把雨衣披上，加把劲，我们的目标就在前面。”接着，前进号在耳边响起，而且一个接着一个，在队伍中此起彼伏，在山谷中久久回荡。
走了一会后，雨停了。在一个松软的沙滩上，部队停了下来。
一两千人的队伍，顿时把整个沙滩站得满满的。
这时卢德铭下令，大家休息一会儿，吃点干粮，然后继续前进。
卢德铭叫人把团副兼辎重队长范树德找来，向他了解后勤方面的情况。
范树德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带着几十个人的辎重队紧跟在大批队伍的后面。由于此次行动走得很急，加上两千多人只有两艘轮船，许多辎重物资没法带走，只带了些国库券。按理说，国库券是买不到东西的，但武汉政府目前就是用这种东西来充军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范树德把这一情况对卢德铭一说，卢德铭只好说：“看来只有到了阳新县城才有办法了。”
正说间，范树德突然眼里放出光来，他看见沙滩上有一片南瓜地。于是向卢德铭建议，向老百姓征购一些南瓜也可以充饥。
卢德铭想了想表示同意，并且嘱咐道：“注意群众纪律，不能强拿，必须给钱！”
“这是自然，我们毕竟是革命军嘛！”范树德说。
“好吧，这件事你去办！”卢德铭说。范树德带着辎重队向南瓜地奔去。
但是，南瓜地里没有人影，附近只有几间茅草屋。
辎重队的战士们拿着口袋奔向茅草屋，可是这些茅草屋都锁着。
战士们把这一情况向范树德报告。范树德想，要注意群众纪律，现在连主人都不在，我们怎么去“注意”呢？他的脑子又灵机一动，要战士们把钱放在南瓜地里。——他叫战士们摘一个南瓜，就在所摘的瓜把上夹一张国库券。
不多一会儿，沙滩上飘起了炊烟，各部队煮起了南瓜汤。
（9）
吃完南瓜汤后部队又要出发了，这时随行来的那个宪兵营出现了骚乱。
宪兵营那个姓李的营长带着一伙人从沙滩的另一头向卢德铭的团部冲来。
宪兵营看见警卫团要他们下轮船不去九江了，就开始生起事来。
卢德铭一看这种情势，马上同辛焕文往宪兵营奔来。韩浚马上找来余洒度，叫他集合队伍监视宪兵营的一举一动。
原来宪兵营只有两个连，一个是长枪连，一个是手枪连。长枪连有兵，手枪连只有干部没有兵。
“你们要把我们往哪儿带，不是到九江吗，为什么中途下船？”那个李营长向卢德铭质问道。
“我们不干了，我们要回武昌！”一个声音在人群中喊道。
“我们要到九江去见张总指挥！”另一个声音又蹦了出来。
余洒度带着第一营赶到，马上包围了那个宪兵营，要他们放下武器，同时把闹事的绑了起来。
这时，卢德铭向大家讲话：“弟兄们，现在我把话挑明吧，我们原计划是去九江参加东征讨蒋，但是现在我们获悉，张总指挥已经不在九江，所以我们下了船。”在这种场合，卢德铭不可能把全团的意图告诉大家，只能说到这一步。
说完，卢德铭走到被捆绑的李营长身边亲自解绳子，然后说：“给他们都解开绳子，革命靠自觉，违背纪律总是不对的。现在我问你们，愿意随我们一起去吗？”
“不愿意，我们要回武汉！”李营长首先说。
“好，我这里重申一下，我们是光荣的北伐革命军，爱百姓、守纪律是我们的本色。不愿跟着我们的，现在就可以走，但必须把武器留下，交给继续革命的人。”
刚解开绳子的李营长马上起哄道：“弟兄们，我们不受这份罪，把武器交给他们，回武汉去！”说完，他第一个从腰间解下了武装带，然后扬长而去。
宪兵营的人看见营长走了，也纷纷走出来把枪放下，然后离去。
（10）
陈独秀的建议终于摆在了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的面前。清癯瘦弱的瞿秋白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裤，他看了陈独秀的建议，一双单凤眼却不停地眨着。他推了推快要滑到鼻尖的圆形黑圈眼镜，然后轻声说：“这个老头子，到了这种时候，他还想依附国民党！”
刚刚理过发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太雷正用一本薄书扇着风，他听瞿秋白这样说，就估计陈独秀又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于是就说：“不要再听他的了，我们还是准备开中央紧急会议吧！”
这是一间光线较暗的房间，中共临时中央的几位负责人正在这里碰头。由于形势的急剧恶化，他们已经把中央机关分散转移到几个不同的地方。一旦有事，就通过秘密交通员送信，然后根据信上的地址临时聚集，交换意见后又马上分手。
这算是召开紧急会议的预备会，张太雷和另一位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指示和决议传达给了到会的各位委员，然后通过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原本决定这次会议就是中央要召开的紧急会议，可参加会议的人员却来得很少，所以紧急会议又得推迟。
“鲍罗廷走了吗？”张太雷无意中问了一句。与他的小同乡瞿秋白相比，他们俩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瞿秋白身体消瘦，柳眉细眼，一副文弱书生模样。而他却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说起话来阳刚十足。
“走了，已经回莫斯科了。”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正在给各位与会者倒水，一听见问鲍罗廷的下落就马上回答，“据说他路过郑州时，汪精卫下令要冯玉祥杀掉他，可冯玉祥却隆重欢迎他，然后把他礼送出境。”
“国民党里，看来就冯玉祥还讲点信义。”李维汉感慨地说。
“是啊！刘伯坚、邓希贤等不也被冯玉祥‘礼送出境’了嘛！这个冯玉祥就是与众不同。”任弼时说。
“罗明纳兹现住什么地方？”瞿秋白问秘书长邓中夏。
“三教街原俄租界内。”邓中夏回答道，“由于汪精卫的‘清共’，罗明纳兹也不好公开活动了。”
“周恩来他们在南昌，不知情况怎样了？这几天有可靠的消息吗？”瞿秋白问站在门口的顾顺章。
（11）
正在擦枪的顾顺章习惯地把眼睛往门口瞅了瞅，然后小声说：“听说南昌暴动成功后，敌人正在集结南昌，周恩来决定撤出南昌。”工人模样的顾顺章是专管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的，在党内他是中央候补委员。
“撤出南昌？！”瞿秋白既像在反问，又像在思索。
“是的，不撤看来不行，恩来他们可能是向广东方向撤，到了广东可以争取苏援。”张太雷满有信心地说。
“形势越来越对我们不利，看来紧急会议得尽快举行！”面孔黑瘦的苏兆征坐在墙角，由于得了肺病，声音有些嘶哑，但说话的底气还是很足的。
“那几个政治局委员可能是赶不到开会了，临时中央的人事分工可能要做一些调整？”作为临时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仿佛在建议。
瞿秋白说：“恩来、国焘、立三都不在，我又要和国际代表进行磋商。这次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可能还得罗迈和兆征帮忙，我还得翻译整理那个《告全体党员书》。”他这里说的罗迈是指李维汉。
中央宣传部长蔡和森说：“老头子怎么办？也让他开会吗？”
“他毕竟还是党员嘛，在党内还是有发言权的。至于开会，这得由国际方面来定，我们说了不算。”瞿秋白说。
“依罗明纳兹的意思，要给老头子以坚决的惩处。所以，这次会议老头子最好不要露面！”张太雷说。
蔡和森拿着那份《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马上转换了话题：“我建议，毛泽东应该进中央工作，此人思路敏捷，善于调查研究，对国民革命有独到的见解。”
“是的，毛泽东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里就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嘛！”瞿秋白赞叹地说。
张太雷也说：“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也是一把利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已经是必须分清的时候了！”
（12）
关于开会地址，李维汉问邓中夏说：“会址找好了吗？”
邓中夏说：“找好了。我和邓希贤，不，他现在叫邓小平了，——我们去看过，那里还算安全。”
在邓中夏的安排下，担任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召开紧急会议的会址找好了。邓小平是一个胆大心细、办事认真的人。邓中夏派他寻找会址，他把这个工作看得既艰巨又神圣。因为国民党已经开始大量“清共”，到处在抓人，到处是枪声，如果会址出了问题，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十分慎重。
经过实地考察和深思熟虑，邓小平认为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那幢三层楼的公寓适合开紧急会议。因为这幢房子面临僻静的街道，后靠四通八达的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相连，这些都构成了发生意外情况后便于立即转移的条件。
这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农运顾问洛卓莫夫夫妇居住过的公寓，一向是外国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不会引起外界太多的注意。这是一个英国人在一九二〇年修建的，原叫怡和新房。租赁者多为外国人。现在，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还住在这个公寓的二层。底层是外国人开设的商店。隔壁也是一家商店，叫惠露公司。
邓中夏把会址情况详细的报告给了中央。于是瞿秋白作出了决定，就在那里开会，由中央秘书处的邓小平具体负责接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