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他刚生下来的时候，连块裹着身子的破布都没有，幸好他的二哥在河边提水时，捞了一块破绸子，解决了燃眉之急。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贫穷到那种地步，为什么还要再生一个呢？
古代，人们养儿防老的固有观念更比今天更重。其实那时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了。残酷的生活把四十七岁的他折磨成一个老头。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妻子陈二娘，又怀上了！
一家人只能叹息着：“听天由命吧！”
这个意外怀上的孩子就是朱元璋。那个时候还称为朱重八。
其实不仅仅是元末年间，几千年来，我们认知里那一览无遗的神州大地，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中华人民，那个一直领先世界的泱泱大国，都处于这样的贫瘠之中。
两千多年前，孟子就用他的政治理想，向我们揭示了神州大地的酸楚。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只要五十岁前，可以衣帛，七十岁之前，可以食肉，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但遗憾的是，这个理想却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
一位来华的传教士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将告知你一个矛盾的事实，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它的居民。人们熟知，极端的悲惨驱使人们采取一些最为骇人听闻的行为。一个到中国的观光者，如果他认真观察，将不会吃惊于母亲杀死或抛弃自己的许多子女，父母为了点点钱物而出卖女儿……街上充斥着乞丐。让人吃惊的是，最为可怕的事这里都发生了。”
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
贫穷蒙蔽了人们的眼睛，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禁锢了人们的身体，让他心甘情愿地备受折磨；贫穷剥夺了人们的力量、尊严和权力，让人们在权威面前软弱、卑躬屈膝。
朱重八的生命不仅来得意外，而且成长的过程中还更加意外的强硬。一次灾荒中，带走了除了二哥以外所有的亲人。
而朱重八这个时候只能走进庙宇，后来寺庙里也粮食竭尽，他只得流浪、四处乞讨；
这个时候，他感受到了社会的残忍以及为了生存必须不择手段。
流浪的生活把他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一个胆大狡黠的野兽。
人在社会中没有了身份和地位，也就失去了羞耻感，更不会遵守以往的信仰。
张宏杰先生在书中这样评价过朱元璋：“他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但是江湖的经历，为他的血液中注入了流氓的狡黠与狠毒。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周旋在群雄之中，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原因，却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
其实，论阴险狡诈，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只是中上游水平。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也在于他身上另外的品质。
第一点是重视军纪，善于打造仁义之师的品牌。
虽然元末农民起义军很多，但是目光短浅，成为了他们的通病。走过的府县，无不烧杀夺掠。
而朱元璋却不放纵自己，他参加起义，不是一时冲动，或者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向往。是他深思熟虑后慎重的选择。
也许只有那些站在格局之外看待事物的人，才能笑到最后吧。
这位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人，登上皇位前，对待百姓却是最和善的面孔。中国的百姓就是这样容易满足：乱世之中拥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残害他们，他们就感恩戴德。
民心所向，也就无可厚非。
第二点不同的是，他对书籍的兴趣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对士人的态度上：一方面难以摆脱的自卑，另一方面反感他们的酸腐柔弱。所以，大部分群雄抓到读书人就一杀了之。
而朱元璋却不同，乱世中断绝生计的读书人，久闻朱元璋“不嗜杀人”，纷纷来投。他们帮助朱元璋建立了元末群雄中最雄厚的智力资源库。
刘基、宋濂、朱升等名士尽收囊中。
第三点不同，是他的“谨慎”，他最突出的军事特点是“持重”。
朱元璋耐性极佳，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方针，恰好符合了朱元璋一贯的思想。
他是反元势力中最晚称王称帝的一个，但也是唯一笑到最后的一个。
战争是一只有力的重锤，它对心态、性格、思维方式的改变，是无法逆转的。
他的战争经验在不断的优化，与此同时，他的无情，也在他心中无限的升华。
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他终于百炼成钢。他练成水一样沉着，弓弦一样柔软，钢一样坚硬，冰一样冷酷的心。这颗心只会受利益支配，绝对不会被感情所融化。
终于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于应天府（南京）登基称帝，国号大明。
也许历史中，真的没有圣人，也没有恶魔，他们都是凡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人性，与被历史进程倒逼的“不得已”。
终其一生，朱元璋始终把元朝入主中原、享受汉人膏血视为“奉天承运”。元朝被推翻后，他把元祖的排位列入列代帝王，世世祭奠。
也许这并非他为了重建伦常而施行的权宜之计，对他来说，报元朝养育之恩，尽前朝良民之责，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