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件小事谈起》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作者曹聚仁。曹聚仁（1900--1972）。浙江人，民国著名记者、作者。《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是曹聚仁先生晚年之作。

一件小事，是作者曹聚仁先生患病在医院住院期间依旧看书读报，一位护士小姐从家中带一部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说是高中时期毕业会考用书，护士小姐说看不懂，问曹先生什么叫“国学”，这件小事，带给曹先生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究竟中学毕业会考，该不该在语文科附加“国学常识测验”？年青一代，该不该念《国学概论》?

《从一件小事谈起》阐述2个问题：一，什么是国学？二、究竟中学毕业会考，该不该在语文科附加“国学常识测验”？年青一代，该不该念《国学概论》?

一、什么是国学？国学，乃是外来语。日本人原有“支那学”、“”汉学“这样的名词。十九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来的学人，译之为”国学“，就是中国学术。与我国古代的”国学“不同，古代的”国学“即”国子学“，也称”太学“便是今日的国立大学。“国学”这名词，仔细考校起来，颇有毛病，因此有人称“国粹”，也称“国故”，“国学”一词已约定俗成，一直和“国故”一同流传着。

“国学”、“汉学”、“中学”这类名词，有着和“西学”对抗的意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阿Q型的夸大狂心理作用。在清末维新人士提出，“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有人嘲讽国粹派的复古头脑。在当年，作者本着“破旧立新”、“古为今用”，不提倡叫中学生读《国学概论》。至此作者要写这一部教育海外文史教师的书，要他们明白“国学”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要给教师们明白呢，讲段老话：见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曹元宠题村学堂去：此老方扪虱，从雏争附火，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原文）意思是：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有一则笔记：宋代曹元宠有一首《题村学图》诗，诗描写的生动形象，一个“老先生”正在那里低头扪虱，一群学子们则围着火炉烤火，回想刚才上课的情景如何？老先生教“都都平丈我”，学子们人云亦云，也跟着喊“都都平丈我”。

什么叫“都都平丈我”?《论语:八佾》里有这么一.段话:“子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说: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借鉴于夏、商两代的礼乐制度而修定的，多么丰富而多彩呀!我遵从周朝的制度。）当时杭州有个“老先生”，他把“郁郁乎文哉"竟然教成了“都都平丈我”。有道是“名师手下出高徒”，不用说，学生子们亦步亦趋，自然也一一都成了“都都平丈我”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一天，有一位老成博学的读书人打从这里经过，听了这“都都平丈我”，不禁大吃一惊；在吃惊之余委实于心不忍，于是便立即跑到学校里去纠正。但是谁能料到:学生子们听了“郁郁乎文哉”之后，竟然反以为怪、全都被吓得跑了个精光。当时又有人曾写了这样一首诗说一一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个“老先生”实在是误人子弟，遗害无穷。在作者看来，“都都平丈我”这笑话，却说到文化思想的一种实情。

明初，国家科举制艺取士，试题限于四书五经的小范围，朱熹《四书集注》成为儒家的典型，凡不合朱说的，便在排斥之列。列举两个朱注的两处不同注解：例一“当仁不让于师”。在东汉经学家郑众这里“师”解作“众”，即是说，在正确的观点上，即算多数人反对，还是坚持下去。而朱《注》把“师”解作“老师”。例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朱熹训“耻”为“不足”。而据另一说，“而”字是“之”之误，“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更通顺。以上两则都是将“郁郁乎文哉”作为“都都平丈我”。而在“都都平丈我”的世界，有人把错误改正为“郁郁乎文哉”，一般人一定引为异谈奇说。当时香港文化界也是“都都平丈我”的情形。

作者从反对读经观点来研究“国学”的，而香港的教育当局，包括若干文史教师在内，是从提倡读经观点来谈“国学”，站在“都都平丈我”的观点上主持会考。至此作者说出写作的目的：还得把当前的文史教师唤醒起来，否则新一代的青年，依旧在科举的会考中熏陶着，永远脱不了“都都平丈我”的糊涂梦，那才流毒后世，不可救药了。

此章节知识点：

一、朱熹(1130-1200) ，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婺源县(原属徽州地区)人。出生于福建尤溪县，南宋绍兴十八(1148年) 中进士，历任左迪功郎、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秘书修撰、宝文阁待制等职，死后诣赠"太师"，封"徽国公"。朱熹少年得志，但由于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与当权者相逆，所以仕途颇为坎坷。晚年个人失意，国家也日趋崩溃，他在寂寞和痛苦之中，一方面发愤著书立说，一方面寄情山水以消愁。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在福建建阳的考亭筑室课徒，四方慕名而来者很多，由此创立了在理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考亭学派。朱熹死后，送葬弟子竟至千人。生平著述极丰，如《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朱子语类》、《文公家礼》、《朱晦庵集》等。

《四书章句集注》是四书的重要的注本。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1卷) 、《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 。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大学》、《中庸》 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明清以后的科举制度，均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题库和标准答案，所有的答卷、观点均不可违背其中的说法。

《四书章句集注》19卷，朱熹于公元1190年在漳州刊出。其后学关于“四书”的讲义或精义之类的书很多。据清人陈衍《福建通志》统计，仅福建朱子学者的这方面著作就有150种之多。其学风基本上都是重义理而轻训诂，形成了不空谈、务致用的传统。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上说:“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可以说，《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上承经典，下启群学，金科玉律，代代传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不可低估。

二、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

三、钱穆：（1895年7月---1990年8月）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国学术界尊称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主要作品《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