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性让余华在文坛当中崭露头角，90年代后转型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又让他蜚声中外。
“暴力又温情、忧伤却不绝望。他的作品有非常纯熟的调色比例技巧。”——金理
《活着》是书名，内容却是不断的死亡。小说由我，一个乡间采风的作者，遇到一个老人开篇，随后自然地过度到老人的视角，娓娓道出一段悲伤的人生故事。老人名叫“福贵”，他的亲人都死掉了，气死的、病死的、噎死的......身边只剩下陪他耕田的老牛。而《文城》，从始至终都是站在作者的角度，写主人公“林祥福”短暂的一生，故事开始在匪祸横生的清末民初——至暗时刻，林祥福为了寻找爱的女人，在异乡扎根，最后葬生于那个匪祸横生的时代。
在余华的笔下，绝望悲伤就像是平坦河道里的水，缓慢却不断绝，不给你喘息缓口气的机会，像极了酷刑里的凌迟处死。他的作品当中叠罗汉式的苦难暴力的景观之下有一种彻底的无意义荒谬，有这种景观加持，让读者有很好的体验。但是后来苦难越来越密集，只留下纯粹的暴力面容，大概就是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所以《第七天》的失败也是可以想到的，因为他试图跳出来告诉你，“这种苦难是有用的......”。后来随着社会发展，有造成了一种作家式的扭捏，让读者很难接受。比方说在现代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电梯、美发这些在他笔下，也是苦难。
笔下的故事冷静而残忍。有人总结过原因，认为余华的书里面没有坏人，只有厄运。虽然残酷但是很善良。他的故事就像是成人世界的寓言，生活的苦难让人共鸣，困境的善良却又有无尽的希望。
善用辩证法，无论是在叙述上，还是作品立意上面。
他擅长用喜剧的方式来表现悲剧：《活着》福贵的儿子——苦根死的原因，只是因为孩子吃豆子噎死了。XX这是一种极为茅盾的方式，喜剧荒诞的手法好像又加深了悲剧的意味，让人读起来更加悲伤。“得与失”的辩证也是余华从先锋时期就迷恋的主题。《许三观卖血记》中大规模演绎，卖血是许三观摆脱困境的唯一方式，然而在不断丧失血液的同时，却不断收获理解、宽容和爱，肉身的削弱和精神的丰盈同步抵达；同样在《文城》中，林祥福到死也没有找回妻子小美，但是收获了女儿、陈永良和顾会长的友谊、以及溪镇人的尊重。
读余华的文字，其实不太需要用手指着字斟句酌地重复阅读，一方面是因为苦难深重只有选择一口气读完；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的文字实在是过于简朴易懂。质朴简洁，如果把余华这个招牌遮起来，说它是哪个识字的老农民写的应该也没有什么人反对。
余华也是自嘲过：“我认识的字很少，所以后来许多语言学家说我的作品简洁，那是因为我认的字儿不多！”他的文字带有浓烈的乡土味道，B站视频《对话，余华》当中，up主对余华老师提问：‘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是怎样想出用盐这个意象的？”“因为我知道福贵回来肯定要看那条路，我一定要对路有所描写。但是前面已经很悲伤了，需要平静一点的描写。在这儿我停了三天，最后想到了用”盐“这个意象去表现：一方面盐和伤口的意象，同时也符合福贵的农民形象。”这是余华老师给出的回答。每当读到他的这些文字，悲伤就会从心底淌出。熨帖着大地平易近人的文字却带有毛流感，普普通通的组合却给你致命一击，眼泪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掉落下来。
除却语句的土味，他还喜欢使用“重复”这一写法。语言的重复如在《文城》一书主人公林祥福死于异乡，北方老家的管家田氏兄弟千里迢迢来接他回家时，与顾益民之间的交流。
顾益民就让三个工人赶制出一具与板车宽度相符的双人棺材，两天后又来查看，对连夜赶制出来的双人棺材十分满意，考虑到路上颠簸，顾益民让工人把棺材固定在板车上。
这些完成后，田四恭敬地询问顾益民：“是否能在板车上支起一个挡雨的篷子？”
田三埋怨田四，不该再有要求，他说：“顾会长已是十分周到。”
田四说：“雨水落在棺材上，子孙会遭遇贫寒的。”
田五说：“大哥死在半路上，一路过来雨淋了几次。”
田四说：“大哥是没办法，少爷不能被雨淋。俗话说雨打棺材盖，子孙没有被子盖。”
这种重复的话语给予了文本真实的生活气息，这种”啰嗦“使得情节更加张弛抑扬，跌宕起伏；余华抓住了人们经验与记忆的奥秘，他的叙述给人留下了不绝于耳的余音。
片段重复在《许三观卖血记》当中，许三观一次次卖血时的“例行程序”———不停地喝水，然后行贿“血头”，然后卖血，然后到河上的饭店里要上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在《文城》当中依然大量存在，溪镇最初的一批被绑匪绑架的人票，因为家人们没有按时送来银票赎人，导致绑匪割掉了每个人的耳朵作为警告。这个割耳朵的情节就被重复，几乎每个人被割耳的情节都被余华写出来了，每次辅以细微差别的描写，其实让这个情节更加丰富。同时也是加深了绑匪罪孽深重的恶行，因为一句轻描淡写的数字始终没有过程来得惊心动魄。
这些重复的“加”里包含着“减”与“简”。
在2020年疫情期间，余华完成了新书《文城》的创作。据他所说，这本耗了他20年的文章终于写完，每次结束都是欢乐的开始。
时间倒退二十年，我们发现这本书的开始时间也是90年代，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也大概能够找寻到90年代的风格延续。比如江南风俗画卷的铺展、故事极强的可读性、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等，都让人联想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世人对这本书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觉得余华好像待在设立的堡垒当中走不出来，有人也对他这本小说大加赞颂。
在这本书当中，余华文字当中苦涩涩的味道依然存在，不过前有《活着》这样奠调的书本存在，《文城》其实很难走出它的笼罩阴影。它溢出了纯文学、精英文学的范围，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但是这个背景却没有一点历史的感觉，余华根本无意搭建严丝合缝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来构成典型环境；小说当中的主角、配角从登场到谢幕，人物性格从始至终也没有绝对的变化。
在金理教授的谈话当中——或许我们应当重视《文城》对民间话语的引入和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激活。诸如棺材材料——松柏象征长寿，柳树不结籽“断子绝孙”之类的细节巨细靡遗，这些是风俗画卷的密实针脚。
《文城》从始至终就不存在，余华用这个名字作为书名，我们已然想得到：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漂泊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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