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常一样，诗织关上屋门，骑上自行车，穿过熟悉的街道，到达离家最近的桶川站，然后把自行车停在车站附近铺着褐色地砖的人行道上。
如果像往常一样，接下来她会锁车，走上天桥，登上通往新座市的列车，在迹见学园女子大学度过大二学生普通的一天。
然而今天，是1999年10月26日，周二。
在她弯腰给自行车上锁的时候，一个身高1米7，短发、肥胖，身着蓝衬衫的男人，穿过人群，手持军刀从背后快速逼近，毫不犹豫刺向她，一下背部，一下左胸，接着一脸怪笑，往车站反方向小步逃离。一瞬间，声音仿佛被什么东西从这个世界抽离，诗织无力地蹲坐地上，生命随着从她身上汩汩流出的血液一点点流逝而去……
1999年10月26日12点50分左右，猪野诗织被宣告死亡。
2018年2月，猪野诗织的父亲猪野宪一在接受《文艺春秋》杂志采访时称：
我的女儿死了三次。
第一次死亡：
“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
1999年1月6日，诗织在埼玉县大宫站东口附近的游艺中心陪朋友拍大头贴，然而不巧的是机器坏了。就在她们犹豫要不要去找店员的时候，一名笑容温和、身材高挑的男子主动提出了帮助，之后男子还邀请诗织和朋友一起去KTV唱歌，临别时他们交换了手机号码——这是猪野诗织与小松诚（小松和人）的第一次相遇，听起来就像一场浪漫邂逅。
1999年3月，猪野诗织被小松诚的温柔体贴俘获，他们开始一起外出游玩、兜风。小松很喜欢送诗织礼物。一开始是便宜的布偶，到后来越来越昂贵，比如LV的包或者高级套装，还习惯以命令的口吻说：“下次见面的时候，你穿这套衣服，带这个包来”。
但诗织并不是一个对名牌感兴趣的女生，小松日益升级的礼物攻势令她不安。某一天开始，她开始拒绝收礼。而面对诗织的拒绝，小松的反应却十分暴躁：“这是我爱情的表现，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心意！为什么！”小松暴怒的反应令诗织感到不知所措，也让她第一次注意到了异常之处。而在诗织的朋友眼中，小松确实有些古怪，对任何事情都有点反应过度，并且总是喜欢用怀疑的眼神看人。
1999年3月20日，诗织第一次到小松的公寓，发现房间里放了台摄影机。她警觉地随口问道：“怎么会有摄像机？”不料，小松跟变了个人似的，一把把诗织拖到隔壁房间。面对身高超过1.8米的小松，诗织被吓得抵着墙壁。小松一拳接一拳地往她脸旁边的墙上捶打，边威胁到：“你敢不听我的话？好，把我之前送你的衣服，大概总共一百万拿来还我！拿不出来就去洗浴中心给我赚钱！我现在就去找你爸妈，把你跟我交往的事都说出去！”
诗织绝对不想被家人知道自己跟这种人交往，只好退让。
就在这一瞬间，两人的关系决定性地变质了。也是从这天开始，诗织的生活完全被小松控制了。小松开始逐一检查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隔30分钟就会打她的手机，如果她没接，甚至会打到她家或朋友那里。与此同时，诗织身边的一些朋友也被收买，向小松透露着她的消息。诗织周围甚至还出现了奇怪的男人，一整天监视她的行动。面对小松的变态举动，诗织不止一次要求分手，结果换来的却是对方变本加厉的恐吓。
“这样你还是要跟我分手的话，我会把你逼到发疯，让你遭天谴。你爸就等着被裁员，家破人亡吧。我会动用我的人脉，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你彻底搞垮。你听好了，我才不会自己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
1999年6月14日，诗织终于濒临极限，她坚定地与小松分手。事后三名男子闯进诗织家大闹了一番，做尽了各种威胁之事。幸好她父亲中途回家，将他们赶走。之后诗织向家人坦白了自己先前经历的一切，次日，在家人的鼓励和陪同下报了警。
1999年7月。报警之后，诗织家周围被贴上了大量诽谤、中伤她的黄色传单，不管是招牌、电线杆、石墙，贴得到处都是；接着是印着诗织照片和“等你来援交”字样的小卡片，诗织的个人信息、家里的电话号码，连同朋友的照片和手机号码都被公开了；更甚的是，诗织父亲的工作单位也收到了1000多封中伤他的信件，说诗织父亲是“赌徒”“在外包养情妇”等无凭无据的内容……
1999年10月26日。猪野诗织在桶川车站前遇刺身亡。
第二次死亡：
“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1999年6月，诗织和家人一起带着恐吓录音、印着自己照片的黄色传单和卡片去所在辖区的埼玉县警上尾署报警，然而警方却说出了一连串令人不可思议的话语。
“这很难立案啦。”
“收了人家那么多礼物，才说要分手，做男人的怎么会不生气？你自己不是也拿到一堆好处了？这种男女问题，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大学不是在考试吗？怎么不先等考完了再说？”
“这纸质很不错呢，做得很用心嘛。”（对中伤诗织父亲的信件）
尽管诗织一而再、再而三地拼命传达自己有可能遭到杀害的恐惧，警方却只当成一般的情侣吵架，只会提一些令人反感的质问或者毫不相关的问题，并不放在心上，也不屑于采取行动。
报警无门，诗织决定提出刑事告诉。她相信，即使是坚持没有证据就无法行动的警方，只要她报案提告，也一定会帮她。
1999年7月29日，警方受理报案。此时，距离诗织第一次上警署，已经过了一个半月。
1999年9月21日左右，一名刑警来到诗织家，要求撤销报案，但并未给出撤销的理由，还称“要告的话，随时都可以再提告”。可是日本《刑事诉讼法》白纸黑字写着，告诉一旦撤销，就不能为同一个案件再次提告。事后被媒体问及此事时，还极力否认，称完全没这回事，是有人假冒警察。
诗织曾对朋友说：“我绝对不会屈服。我要努力活下去。”她反复向警求助，最终还是惨遭杀害。诗织遇害时，警方的应对恶劣至极。诗织的父母亲被警察叫去警署，没完没了地讯问，完全不理会他们担心女儿伤势的焦急心情，把他们绊在警署长达10个小时以上，害他们连女儿最后一面都见不到。诗织的死讯传到警署后，诗织的父母震惊无比，警方却还不断拿出文件要他们填写，不填完甚至都不让见遗体。
诗织生前几个月一直活在恐怖之中。不过她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同时，努力留下种种线索。她将小松的威胁、恐吓录音，向她可以信赖的朋友倾诉，也给父母留下了“遗言”。这就是诗织了不起的地方。
而警方却对诗织的遗言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忙着篡改报案笔录、制造假文件；规模百余人的命案专组，没有积极地去抓捕凶嫌，而是向媒体过于详细地披露跟诗织穿着相关的消息：“黑色迷你裙”“厚底长靴”“普拉达的背包”“古驰的手表”，等等。甚至所有的调查都极力避开元凶小松和人。
守护辖区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难道不是警察最重要的任务吗？然而上尾署拼命守护的是什么？是“轻松的工作”“名誉”“地位”“面子”，他们为了守护面子而做出的一次次令人发指的敷衍、抹黑，都是对诗织的二度杀害。
第三次死亡：
“她就是因为在酒店上班、喜欢名牌，才会被杀。”
在日本的政府机关，每一处都有“记者俱乐部”，即报社和电视台等报道机构联合组成、法律上不具效力的“任意团体”。原本是为了让俱乐部成员顺利采访而成立的组织，但实际上却是各政府机关以成员与否来筛选媒体，以便进行新闻控管的组织。在警方，各县警层级皆设有记者俱乐部，如果不是成员，即使提出采访要求，警方也不会理睬。
诗织死后，大部分主流媒体多是从警方那里获取信息。现实是警方恶意诱导，警方在第一次记者会上这么描述诗织的外表：“古驰”“普拉达”“厚底长靴”“迷你裙”……还有专案组的搜查员在接受记者的非正式采访时表示：“那是酒家女的三流案子啦。”为数惊人的媒体他们见饵就咬，落入了警方的圈套。这些不好的传闻不断增殖，出现在八卦节目、周刊杂志和体育报上。“酒家女”“迷恋名牌”等形容，在警方的推波助澜下，塑造出一个甚至让人觉得充满恶意的形象。
而事实是，诗织只是生前在朋友的拜托下，在一家只提供酒类的店里打过两个星期的零工。所谓的名牌“古驰”手表，也不过是一只戴了很久、表身和表带都布满了无数划痕的手表。平凡无奇、随处可见，是二十多岁的女孩手腕上常见的装饰。
更讽刺的是，小松和人一直想要毁掉诗织的名誉，而警方和媒体联手达成了他的心愿。刺死诗织的实行犯久保田刚落网的时候，就连发行数量全日本第一的大报，把诗织写成“曾经做过酒店小姐”。这些报道，与那天四处张贴的黄色传单又有什么不同？只要打个工，就算酒家女，身上穿戴着名牌，就叫作爱慕虚荣？况且是不是酒家女、是不是迷恋名牌、是不是酒店小姐，跟命案到底有什么关系？
媒体的责任不是应该要切身地去一线调查，还原事情的真相吗？这样不加调查、照本宣科地报道官方发布的消息，当消息来源本身有问题时，报道会被扭曲得有多可怕？当消息来源本身是错误时，主流媒体的强大力量会将多少事物践踏殆尽？
在桶川命案中，日本很多所谓的“一流”媒体是失职的。但即便如此，仍有为真相、为良知燃灯奔走的人——就是当时被划为“三流”媒体的《FOCUS》周刊调查记者清水洁。他听到了诗织留下的“遗言”，在没有消息来源的情况下，以其深厚的职业素养和敏感度，穷追不舍地追踪，苦苦蹲守数个月，比警方早一步追查到凶犯，并揭发了日本县警的丑闻，写下一篇篇轰动日本社会的独家头条。
也正是因为这起案件的巨大社会影响，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巧的是，法案通过那天，正好是诗织的22岁生日。
在《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一书中，清水结以其清晰、客观、详细的记录还原了桶川命案始末。本书曾被誉为“记者的教科书”“日本纪实文学的金字塔”。确实是实至名归的，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身为媒体、身为记者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