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华案：你我可以说“不”，律师不能说“不”

如果你问我会不会给王振华这样的人辩护，我的答案是不会。

我相信绝大多数律师的选择都跟我一样。

但，你我可以说“不”，律师不能说“不”。

涉嫌强奸幼女，最终以猥亵儿童被判五年的富商王振华万万没有想到，头条竟被他的辩护人陈有西抢了去。

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王振华在密闭空间中，对两名幼女被害人“做了一些事情”，并导致被害人轻伤二级的后果。具体可能是什么伤？笔者对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进行了检索，结论非常有碍观瞻，就不贴出来了，读者可以自行检索（索引5.8.4）。

同样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陈有西对其做了难称高明的无罪辩护，随即引发滔天舆情，全网声讨。其中一段辩护词是这样的：“王振华虽有嫖娼行为，但明确对幼女有防范意识，知道国家法律底线，坚决不能碰幼女。故其接受（牵线人）周燕某主动邀请对成年女性进行嫖宿的行为，可以受到治安处罚。”

律师到底该不该为“坏人”辩护？

陈有西面临的诘责，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个人那么坏，你们为什么还要给他辩护？

王振华当然是大家口中的“坏人“，坏到罪无可赦，单是想一想他做的事情，就恨得牙痒痒。

但道德审判永远不能替代制度审判，否则我们会付出更大、更惨痛的代价。正义本身必须被以正义的方式实现，否则连正义本身也毫无价值。

正义在人间没有代言人，没有任何人有权自诩“自己就是正义”。历史告诉我们，每当我们树立起一个“绝对正义”的时候，就往往是我们需要忍耐沉重的“非正义”的时候。

正义的实现，需要制度的保障，而“对抗性”是这套制度的核心。

“辩护人”正是这套制度设计中最为核心的角色。对抗就是辩护人的职责。

在我们现实的司法环境下，公检法俨然手拉手一家亲了，如果“辩护人”再自断臂膀，加入指控犯罪的行列，这可怕的后果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承担。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律师可不可以对坏人进行“独立辩护”？

“独立辩护”是一个相当有迷惑性的提法。太多太多的辩护人，打着“独立辩护”的旗号，干着伤害委托人利益的事情。毫不夸张的说，每当辩护人说要“独立辩护”的时候，就是委托人要打起十二分小心的时候。

根据他们的主张，辩护人具有完全超脱于被告人本人立场和意愿的独立辩护地位，但相当打脸的是，绝大多数的“独立辩护”都发生在被告人本人作无罪辩解的时候。如果被告人本人认罪，这些动辄行使“独立辩护权”的人全都没影儿了。

律师制度是舶来品，我们对它的接受、消化、吸收有一个过程。对“独立辩护”的误解，缘于曾经的我们对律师制度没有吃透。

辩护人的辩护权来源于被告人的授权，是被告人自然辩护权的延申。“独立辩护”的本意是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而非相反。它意使辩护人能够不受案外因素干扰，大胆、完全地行使辩护权，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之内”。

既受人之托，则忠人之事。哪有委托人让你往东，你偏要往西走的道理？

如果被告人本人不认罪，除非解除委托，退出辩护，否则就不能放弃无罪辩护。哪怕硬辩也得辩下去。

你我可以说“不”，律师不能说“不”

从履行辩护人职责角度讲，陈有西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不仅没有错，他还在一个近乎极端到思想实验的极端场景中，完美示范了辩护人特殊的伦理规范和执业准则。

有人认为，陈有西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大律师，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在这种民愤极大，突破道德良心底线的案件中，应该勇敢说“不”，进行良好的社会示范。

但我却恰恰认为，陈有西这样的大律师，在这样引起全民广泛关注的争议案件中，“舍生取义”，引发公众对律师制度，对辩护制度，对司法体制，甚至对社会治理的思考与讨论，这才是更大的贡献。

王振华需要一个辩护人，他也有权利获得一个辩护人。如果他的辩护人违背他的意愿，迎合公众，放弃无罪辩护，这才是我们更大的遗憾。

你我可以说“不”，律师不能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