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先生》所思

在这个初秋，作为教育的普通农人，我初识“先生”真实风貌。读罢此书，掩卷，回忆那一个个让人钦佩的面孔。

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虽历经乱世，屡经失败，却不曾丧失教育救国的信念。1916到1922六年间，任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北大校长，共五次辞职，又五次复职，这是蔡先生教育救国信念的坚持。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是北大人心中“永远的校长”。

胡适，一个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启蒙大师，他得学问兼而议政，胡适先生是一个左右为难的人，但却始终保持有一份理性、温和与包容的态度。他的一生，为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

自称“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的马相伯先生，把他传奇的一生献给了宗教，献给了政治，最终献给了教育。马相伯先生，少年便精通8国文字，善于演讲，以至最后获得“中国第一演说家”的盛誉，他是“国家之光，人类之瑞”，救国领袖，爱国老人。

张伯苓先生，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当校长40余年，培养了数代英才，是全面探索中国现代教育的大师级人物。“化缘和尚”与“挑粪工”是对张伯苓先生作为近代中国私立学校拓荒者的美誉，他推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奋斗精神，值得大家称颂与学习。

梅贻琦先生，是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清华大学校长，他一生尽瘁学术，服务学生，服务学校，服务国家，从不怨怒，他的不急不缓、平和淡定的君子之风，影响着诸多学子。一谈到他，大家犹记得的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温文尔雅、公正无私为西南联大效力的梅先生。梅先生的学养毅力，是后生学子之楷模。

竺可桢先生，江浙文人的楷模，明代大儒，1918年他以哈佛气象学博士的身份，载誉归国，临危受命，自1936年起，他开始了浙江大学校长整整13年。不问异同，唯求其是，不问政治，科学救国，是他的办学理念。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这是梁漱溟先生的家国情怀。梁先生的一生，是一部传奇，他接受的学校教育止于中学，但却被蔡元培先生请到了最高学府北大教印度哲学。他一生不断追求两大问题，一是人为什么活着，二为中国向何处去，他的思考与佛学紧密合拍，他用毕生精力寻求民族自救之路，他是“中国的甘地”。

陈寅恪，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典型的官三代、富三代，自13岁起，就从日本开始游学，到过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十多年游学经历，让先生学贯中西，时人无出其左右。他先后任教于清华、北大、西南联大、港大、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等，为人79，为师33，即使在战乱中流离失所，陈先生依然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十位先生中，已余晏阳初与陶行知老先生。读罢此书，这两位老先生之理念，之精神，之为人，尤是办学理念之“导生制”与“小先生制”，甚是让我感触颇深。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是陶行知老先生的核心理念。创办晓庄师范学校，是他的教育实绩，他被誉为“乡村教育的圣人”。

晏阳初先生，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他的成长教育是与牧师、传教士紧紧相连的。他说，他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他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他立志不做官，也不发财，要把终身献给劳苦大众，他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他与一批留洋归来的博士，放弃唾手可得的名利、地位与城市生活，上演了“博士下乡”，深入穷乡僻壤，义无反顾地大搞平民教育，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怀与境界？

读完两位先生，有这样的两段文字让我久久回味：

1918年，耶鲁大学博士毕业的晏阳初先生，远渡重洋去了一战后期的法国战场，为那里的20多万苦力华工当起了“苦力翻译”，为华工解决写家信的问题。但一人之力毕竟有限，繁忙的工作让他想起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了给更多的华工开智启蒙，先生发明了“导生制”，即由开始识字的学员教还未识字的同学，先学先知带动后学后知，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最大化。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方式是自由的、随时随地的。据说他有次到蒋梦麟家里吃饭，就提议要在这位时任北大代理校长家里扫盲。他见蒋校长对此事面露难色，就问，“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家里可以容得下不认字的人吗？”蒋校长回答：“错是不错。”陶行知说，“既是不错就要干。从今天起，家里不识字的都要读书，识字的都要教书。”蒋校长找来他的世兄蒋仁裕和门房李白华。陶行知就一五一十地教了他们一回，他们高兴得很，立刻去教老妈子和车夫。这就是陶老先生的“小先生制”。

如果说民国是最近的春秋，先生犹如华夏的背影，渐行渐远。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部纪录片，也是一本书。蔡元培、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梁漱溟、陈寅恪、晏阳初、陶行知，他们是开一代风气的教育启蒙者。他们将苦难化作光明的文字，用背影证明民族的正面。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年代，先生们不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中华文明正因为有这样的先生，才赓续不绝，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