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鄂南暴动始秋初
（1）
第二天晚饭后，也就是八月十九日夜间，通城的农民自卫军有一千多人已聚集在县城附近的小山坳里，罗荣桓庄重地走到队伍前面，向大家宣布了几条纪律，然后说：“现在我们出发！”
深夜里，队伍很快就来到了县城四周。按预先安排，由黄云岸率五十人枪翻越城墙潜入县城做内应，剩下的隐蔽起来作好接应准备。
这时，叶重开也率领崇阳农军一百多人来到了北门和西门。
八月二十日清晨，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叶重开就身穿团防局服装，腰插两支手枪，骑着大洋马，在十几名卫兵的簇拥下来到了通城。仔细一看，他们还押着一个自卫军战士，慢慢越过隽水河桥，朝着北门而来。
到了城门下，叶重开纵身下马，但马的嘶叫却惊动了守城的团丁。这时，团丁马上警觉起来，他在城楼上吼道：“干什么的？”
叶重开故意不说自己的身份，一直往前走。一个士兵走过来马上牵着马，也随他往前走。
“站住，再往前走我就要开枪了！”团丁怒吼道。
“快开门，这是我们叶团总，我们是来会见刘团总的。”牵马的士兵赶紧说。
团丁听说是一个团总要会另一个团总，又见来者身穿团总服，于是不敢怠慢，马上叫人去请示刘秀波。此时，刘秀波还没有起床，在睡梦里他被人叫醒心里着实不痛快，正要发作，但听说一个团总要来见他，于是就没有发作出来，而是叫先把团总放进来再说。
叶重开见只让他一个人进去，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向城门上投去：“我们是崇阳县团防局的，现在抓住了通城一个共匪，要亲自交给刘团总处置。”
守门的团丁看了名片，见果然是崇阳县团防局长叶重开，于是就“哐”的一声把城门打开了。叶重开见城门开了，马上把手一招，那二十几个人就不顾一切地往里冲来，那个犯人也跟着队伍冲来，而且手里居然也有一支枪。
守在衙门的县长王武扬见叶重开来了，马上叫通讯员发信号。
一股青烟顿时在县衙屋顶腾空而起，隐蔽在县城四周的农军看见了这一信号，马上从四面八方冲向城来。
守城的兵丁一看这阵势，傻眼了。有灵性点的这时才想起城门未关，于是叫快关城门，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城门已经被叶重开带的人破坏了。
这时，城里传来了枪声。在王武扬的指挥下，早已潜入城内的农军已经配合叶重开的队伍冲进了团防局。站岗的卫兵一看这势头，马上想开枪，结果却被暴动的第一枪打倒。
（2）
刚起床不久的团防局长刘秀波正坐在太师椅上养神，却听到了枪声。他马上警惕起来，觉得今天的情况有些异常，正待去抓挂在墙上的盒子炮，暴动的队伍已经冲进了院子。
刘秀波被逮着了，而且被捆了起来。
逮住刘秀波后，王武扬对叶重开说：“好，现在要看他们的了。”
他的意思是要看罗荣桓他们从城外打进来了。其实，这出“戏”不是谭梓生想出来的，真正的导演却是王武扬，他是秘密被定为此次暴动的总指挥。
枪声响了一阵后，渐渐地平息下来了。
一名战士抱着几支枪跑进了县衙：“团总大人，我们已完成任务。”
这个战士在叫团总大人，显然是在向叶重开报告。他个子高大，但年龄却很小，长得眉清目秀的，可能就十五六岁的样子。
“很好，你是哪个区的？”王武扬紧紧抓住大个子的手问，他以为是赵世当派来的当地人。
旁边的叶重开却开腔了：“他是我带来的，叫黄叙钱。”
“哦……叫‘叙——钱’？真有意思！”王武扬赞道。
这时，黄云岸率领自卫军已把团防局拿下，团丁们正被押着往这边过来。
罗荣桓带着几个战士来到县衙，他与王武扬一见面，就笑道：“你的主意真好，看来我们还得学一点兵法。”
“古人云，兵，诡道也。”王武扬摆了摆脑袋，“一点雕虫小技，谈不上，谈不上！”
叶重开在旁边也笑了：“算了吧，我都被你利用了，你还在这里哭穷！”
三人顿时大笑起来。
经过商议，三人决定成立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由王武扬任总指挥，罗荣桓任党代表，参谋长刘基宋。下设两个大队，一大队是通城农军，大队长肖力，二大队是崇阳农军，大队长叶重开。
（3）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一日，两千多农军聚集在县衙门前召开“通城劳农政府”成立大会。当王武扬、罗荣桓、赵世当等走上了主席台时，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待掌声渐渐停息后，王武扬宣布：“通城的农民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在通城的团防局，现在要轮到我们自己来当家做主了。现在我宣布，通城县劳农政府成立啦！”
他的话音刚落，掌声和欢呼声又开始爆发。
罗荣桓代表农民自卫军也讲了话，他提醒大家敌人还没有全部消灭，农军要加强训练，去迎击敌人的报复。
大会进行得井然有序，最后是选举政府主席一项。
对于选举，这里的老百姓还感到陌生，谭梓生在台上怎么解释大家都听不懂，也许是他的安徽口音。后来还是当地干部赵世当出面解释，这才有些明白。
于是就有人拿上几个碗来，把早已准备好的一碗黑豆放在了旁边。
经赵世当提名，选出了几个候选人，然后让这些候选人拿着碗站在主席台前，谁想选谁就在谁的碗中丢上一个黑豆。
一会儿后，选举结果出来了。
朱春山被选为政府主席，黄子端、谭梓生为副主席并兼农协正、副主席。
之后，被选出的主席朱春山讲了话。他宣布，没收刘秀波和其他几个土豪的财产，一部分分给群众，一部分充筹军用。
会后，枪毙了血债累累的团防局长刘秀波。
（4）
通城暴动后，符向一从通山来到了通城。总指挥王武扬、党代表罗荣桓向他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符向一说：“遵照省委的指示，下一步就是配合好整个鄂南的暴动。现在你们把县城拿下来了，队伍也拉起来了，政权也建立了，这很好！但如何巩固部队、保卫政权，也就成了首要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地招募农军？”王武扬问。
“现在什么都缺，缺干部，缺武器，缺弹药，就连缴获的枪也有一部分是坏的，需要修理。”罗荣桓说。
符向一说：“农军肯定是要招募的，至于干部，省委已经够重视鄂南这几个县的了，其他县才派一名，而我们这里却是每个县达到了五六个人了。你们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是本地人？”
王武扬说：“可是还是不够呀，现在刘基宋要管整个农军的作战问题，而肖力、叶重开却要当好他们的队长，这训练农军的事情却没有人了。”
“我们可以去修水求援呀？那里来了一支军队。”站在旁边的黄云岸突然插了这么一句。
“这是谁的军队呢，可靠吗？”符向一问道。
王武扬答道：“据我们了解，应该是与我们走得最近的军队，听说平江县农军已经和他们编在了一起。”
“哦，有这回事？”符向一像是在自问，然后他表态：“你们可以派人打探一下，如果背景可靠，可以请他们帮忙。”
（5）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九日，正当鄂南的通城暴动已箭在弦上的时候，远在湖南的长沙北郊那栋考究的大套院里，也在精心筹划着暴动。
在那个名叫“沈家大屋”的房子里，中共湖南省委依然在开会。昨天讨论了暴动的范围问题，尽管争论得比较激烈，特别是马也尔与毛泽东的争论，但面对现实，绝大多数委员还是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缩小暴动区域，变全省暴动为局部暴动，即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今天的议题是继续就暴动后的政权问题和土地问题进行讨论。
毛泽东说：“我们举行暴动，目的是建立政权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说到政权问题，我们以前是和国民党一起建立政权，但是现在国民党这块招牌是不能再用了，从五月二十一日的‘马日事变’，到七月十五日的‘分共会议’，国民党已经死了，而操纵它的是一些军阀、政客。从蒋介石、汪精卫，到李宗仁、唐生智，他们哪一个在为农民的土地问题着想？他们除了争权夺利，就是抢夺地盘、争夺赋税，根本不顾民众的死活，而且还要屠杀民众。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成了他们遮羞的工具，你们说，这样的旗子我们还能用吗？我们继续用它的话，谁还能相信呢？”
“我们应该打出自己的旗号！”夏明翰马上提出自己的想法。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是的，明翰老弟说的对！我们应该打出自己的旗子，自己共产党人的旗子！”
有人开始鼓起掌来。毛泽东接着讲：“暴动的目的是要夺取政权，这一点我们明确后，接下来就是怎么个夺取了。夺取政权，我们不可能去叫唐生智，你滚开，我要做你那个总司令，我们也不能去叫汪精卫，敬爱的汪主席，你让让我吧。你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你不妨试试，看他们走不走开，让不让你？——他们是不会走开让你的，所以要夺取政权，那得用暴力强行从他们手中获得，我们这个暴动的‘暴’就是这个意思。可这得需要军队呀，需要成千上万手拿武器的军队！没有军队的参与就去谈夺取，那是自欺欺人的话，大刀和长矛是不能与钢枪和大炮抗衡的！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这个问题，现在明醒了还不晚，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以后，我们应以百分之六十乃至七十的精力去搞枪杆子，实行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说得好！”夏明翰首先鼓起掌来，“这说出了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湖南暴动可以搞起来，但成功与否的确还在于军事方面。此次暴动我们应考虑军队的加入，单单依靠农民的大刀长矛，我们的省政府周主席肯定不会听话。所以，我认为军事和农民的工作，须同时并进。”
说到土地问题，毛泽东说：“关于土地问题，我到板仓去作过调查，贫农要求土地多，而单提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就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我们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就必须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我赞成。”夏明翰首先响应，“中国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部没收土地归国家所有的时代。现在我们必须全部没收土地，确定土地国有原则。”
但是，下面提出了反对意见。易礼容说：“这恐怕不行吧，中国的中小地主占整个土地的多数。如果我们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就必然要与大地主联合，那不是逼他们站到反革命方面去了吗？这样，我们的敌人会越来越多的。”
“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毛泽东开导道，“若我们只没收大地主的，则没有多少被没收者。如果那样的话，绝大多数农民依然没有土地，我们的‘革命’就成了一个骗局，那‘革命’还有什么用呢？”
“至于说小地主会站到反革命那边去，那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毛泽东继续说，“但如果我们不给占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分得土地，我们就会失去更广泛的群众支持，那会比小地主跑到反革命方面去更为严重。所以，抓住全部农民是我们革命的关键，我们必须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
（6）
毛泽东的一席话，有人听了表示赞成，也有人表示疑虑。
省委书记彭公达就表示疑虑。他说：“同志们呀，润之兄刚才的话可能不行啊。我看，大家讨论归讨论，但不能同中央的决议相左。关于土地问题，中央对我们湖南的指示是很明确的。我们这样做，不等于要改变中央的决议吗？”
说完，他企求似的看着毛泽东，意思是希望他不要说了，即使你正确，也得慢慢来。
哪知毛泽东却没有理会彭公达的话，而是更来劲了：“那，我们举手表决吧！”
彭公达知道，如果举手表决他和易礼容可能是“少数”，按照组织原则，少数只得服从多数，这样会惹恼中央的。
正在这时，苏联领事马也尔带着翻译化装赶来了。彭公达向他简要汇报了今天会议的情况。马也尔听了后用俄语说了几句，看他的表情好像有些生气。之后，翻译说：“全省暴动，是你们的中央定下来的。现在要改变，怎么能行呢？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时候。坚决地夺取湖南，这是十月革命在中国的重演。最近，国际又有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
马也尔的话，对正在讨论的问题又一次升温。因为“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议题，那就是土地国有化的问题，因此土地问题的讨论又成了热点。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对于土地问题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意见，后在彭公达的提醒下大家又转到眼下的暴动上来。最后，省委就秋收暴动的办法通过了以下决议：
1、湖南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地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2、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定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骨干。只要能破坏反动政府的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
3、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
4、湖南因现在许克祥对唐生智的叛变，唐的军队均开往前线抵许，因此另组织一个湖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湖南暴动。
（7）
会后，彭公达连夜赶写报告准备交中央，他对省委改变中央的决议有些担心，毛泽东不去湘南，他也没有办法，因此他只得如实把会议经过报告给中央，让中央来裁决。
而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却复杂起来。他没想到在讨论暴动问题的同时会引出这么多问题，而这么多问题居然有这么多的人和他的看法是一致的，或者说他提出的办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响应，这是他未曾预料到的。看来，凡事都得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呀！不过，自己的见解和中央的决议发生了冲突，这怎么办呢？
是服从中央还是服从真理，这个问题还真成了问题。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他应该服从中央，但是作为探索真理的战士，他应该服从真理。因为只有认识到真理，才能有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有了正确办法，才能处于不败之地。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我们不能轻视其后果。共产党人的宗旨不就是为人类谋福利吗？只要我们没违背这个宗旨，谁先发现通向这条道路的最佳途径，谁就是赢家。所以，我们不能盲从，更不能失去与谬误斗争的勇气！
彭公达写完报告后交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后不甚满意，他认为彭公达未免太胆小了。他认为对一些重大问题决不能含糊，必须说真话，哪怕是针对中央。他决定以中共湖南省委的名义再给中央写信，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去，这样才能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于是，回到住处后连晚饭都没吃就伏案写信。
杨开慧把饭碗端来，凉了又端去热，可就是没见他碰碰筷子。
（8）
这段时间，二弟毛泽民来看毛泽东几次，都不凑巧。他不是到乡下去做调查，就是在开会。今天毛泽民又来了，正巧毛泽东在家，却被杨开慧挡了驾。
杨开慧对毛泽民摆了摆手，然后告诉他，毛泽东正在写一封重要的信，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不然要挨训的。
回到长沙的毛泽民，被中共湖南省委任命为省委交通处处长。他知道信件的重要，所以就没有去打扰毛泽东。他向嫂子问了一些孩子的事，把拿来的几盒老刀牌香烟交给了嫂子，然后就走了。
这些，毛泽东根本就不知道。他正沉浸在信中的表白：“某同志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是在一九一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望中央无疑地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实行。”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赞成中国的革命形势已经是俄国一九一七年时的论断的，也就是同意马也尔关于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的吉言，但是从后来的实践所证明，这个结论也不正确。这说明，毛泽东在认识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也曾走过一段弯路。
毛泽东的信写得很长，并且还把他这次回湘，向农民调查后拟定的纲领草案，也一并抄了上去。
信写完后已是八月二十日的凌晨。毛泽东重新看了一遍，这才放心下来。此时，他感到全身有一种轻松，还感到饿了，而且饥肠辘辘。他一边叫杨开慧去找夏明翰，一边往厨房里奔。
一会儿后，夏明翰来了，这时毛泽东正端着一碗泡了开水的冷饭。看见夏明翰来了，他把碗一撂，就和夏明翰谈上了。他叮嘱夏明翰把这封信和彭公达的报告一起送到汉口去。
然而，事情并非毛泽东想象的那么顺利，湖南的秋收暴动还没开始，一场关于暴动范围的争论，却在中央和湖南省委之间，激烈地展开了。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来信责备毛泽东和彭公达回湘后对暴动工作只字未报，要求他们三日内送一报告到中央，指令“全省暴动应于月底前开始”，同时还附了一份湖北的准备情况，而对湖南省委十九、二十日的两封信，也就是毛泽东的信和彭公达的报告所提的问题均未答复。这可能是还没有收到或未及研究的缘故吧，但从这封信中，毛泽东已感到中央依然要坚持湖南的全省暴动，而对湖南当地的实际情况却没有认真去考虑。
中央的调子是定了的，我的那封信中央看后会怎么样呢？毛泽东想。他不免有些担忧，如果中央的调子仍然不变，那该怎么办呢？
（9）
几天后，夏明翰带回了中央常委于八月二十三日专门讨论那两封信后的复函：原则上同意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同意“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但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湖南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真是喜忧参半。
中央的批评是，中共湖南省委对“长沙附近各重要县份农民暴动的准备非常薄弱，而要靠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其结果是一种军事冒险”。
在政权形式上湖南“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是不对的。
中央不同意放弃湘南暴动计划，指责湖南省委忽略了各地的秋暴工作，没有积极地有组织地准备长、潭、浏、醴、乡、宁等处暴动；不同意湖南省委提出的“没收小地主土地”的主张。
中央否认国际有搞苏维埃的电令。
中央提出“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宝庆一带亦做为一暴动点”，搞全省暴动。
细细品味，中央的来函，等于是对毛泽东和省委大部分人的意见进行了一一否定。这无异于在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瓢冷水。
对中央的批评，大家都有些不服气。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议论：
“长沙暴动与秋收暴动是一回事嘛，怎么能说调两团进攻长沙是军事冒险呢？”
“是啊，这实在是不明了此间的情形，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政策。”
“批评我们专注意长沙，忽略各地的暴动准备，也不是事实，湖南工作问题，难道上边不知道局势已发生了变化吗？”
“照这样四处开花，分散力量，恐怕连湘中暴动也搞不成！”
委员们在议论着，而毛泽东却大口大口地吸烟。他也想不通，但始终没发言。
彭公达看着中央的来信有些束手无策：“这，这如何办呀？润之兄，你看……”他用征询的目光盯着毛泽东。
“照省委原定的决议办。”毛泽东把快要燃尽的烟头狠吸了一口，然后扔掉说。
“那给中央的回信……”
“也照刚才大家议论的写。”毛泽东决定道，“不过，可以加个注明：调两团进攻长沙，是辅助工农力量的不足；不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诸位的意见呢？”
开会者一致同意就这么向中央报告。但是，原计划的陈烈、李隆光两团未能利用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看来只能靠自身力量了。
（10）
时间已经推到了八月二十九日，暴动的军事力量仍然没有着落。
尽管毛泽东和夏明翰等在长沙县邻近的浏阳县北盛仓去做了实地考察，但武装力量的凭依仍然很渺茫，这让毛泽东和彭公达心急如焚。
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接到了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的一份报告，是关于湘赣边工农武装力量的报告。这是安源市委委员宁迪卿送来的。安源虽属于江西省地界，但在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中，它一直是中共湖南省委的管辖范围。
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高兴极了，他把大腿一拍，心里说“有了”。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毛泽东情不自禁的叫出声来。原来，蔡以忱在报告中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了在安源乃至铜鼓、修水等地有几股武装力量已经被共产党控制，现在正在湘赣边界上驻扎着。
毛泽东马上找到彭公达，两人即刻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最后确定湘省的秋收暴动就在湘赣边发动，并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关。
会议决定，由各军事领导人组成中共湖南省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会议还决定，由彭公达亲自到武汉去向中央汇报，毛泽东立刻动身前往安源部署暴动事宜。
会议结束时，彭公达将起草好的省委给中央的回信交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后没有提出异议，而是笑了。因为这封信对中央的指责近乎争辩，正合他意。
彭公达又对毛泽东说：“马也尔曾派人来联系，说他也接到中央的信，想约见你我去谈谈。”
“不去理睬他。”毛泽东对马也尔瞎传国际训令很反感，不想再跟这个俄国佬去磨牙。
不过，他又想到了那封给中央的回信来，这是第二次向中央申辩。他想，无论如何要争取中央的支持，不然这暴动就只有竹篮打水一场空。
毛泽东把信交给彭公达说：“这回还是你这个省委书记亲自去同他们说吧，暴动的事不能等了，我这个前委书记须到前线去啰！安源那边的情况我们还不熟，得马上去看看，——他们连两个团的兵力都不给，还要我们暴动？这不是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这次去，亲自找他们谈谈，这不是什么‘军事冒险’，这是“铁刷把刷铜锅，硬碰硬”的事，没有二两棉花，就别去纺什么线，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好了，好了，你就别唠叨了，这些……我知道向他们说的，你就放心得去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彭公达笑着安慰毛泽东。
（11）
江西西北部的修水县与湖北通城相连。自卢德铭、辛焕文和韩浚走后，第一营营长余洒度当上了代理团长。和卢德铭相比，他显得老成世故。毕竟他要大几岁，已经是接近三十岁的人了，也许经历的事情要多些的缘故吧。
自参加革命以来，余洒度就一直想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华，但苦于没有独当一面的机会。哪怕是他曾经当过武汉暴动队的队长，那也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现在好了，卢德铭他们一走，他的机会来了。由于长期受制于别人而感到的那种压抑与愤懑，如今却再也感觉不到了。在惬意之后，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
自成立警卫团以来，余洒度就受制于比他小七八岁的卢德铭之手，心里一直不痛快。他在家乡平江搞“农运”的时候，卢德铭却还是未出川的自贡籍成都公学学生。哪知七颠八拐的，人家却后来者居上，在不经意间却跑到他前面去了。
这个问题，一直像一块石板似的压在余洒度的胸口上，让他喘不过气来。如今那块石板突然被拿掉，心里豁然敞亮开来，一股冲天之气也就应运而生。他早就有一种预感，一种指挥千兵万马驰骋疆场的预感，一种唯我独尊我行我素大展宏图的预感。而如今，这些预感却真的到来了！
他找来余贲民和其他几个营长商量，看下一步该怎么办。余贲民说：“修水这个地方比较偏僻，部队驻扎在这里，许多人要吃饭，所以首要的问题，还是先解决吃饭问题。”
余洒度知道余贲民说的是什么意思，现在他作为部队的主要负责人，首先考虑的应该是部队的给养问题。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的确是该重视的问题。但是警卫团已经脱离了武汉国民政府，在这种时候又不能马上打出共产党的旗号，这征粮征税又该采用什么名号呢？于是他问大家：“你们看有什么好办法？”
“听说朱培德的军队被南昌暴动的叶贺部队消灭了很多，现在正派人四处收集散兵。我们不妨派人四处打听，遇见收集散兵的人，我们就和他们谈判，争取获得一个‘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名分，这样就可名正言顺地找修水县商会给部队提供给养。”余贲民毕竟是个有阅历的人，在他脑子里就是有主意。
但是，余洒度马上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不是投降敌人吗？”
“不，就算办成了，也还得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可以听调不听宣。现在这样做是为了尽快打开局面，这是权宜之计，不妨事的。”余贲民慢条斯理地说。
他们正商议着事情，团部书记官谭政进来报告，说湖北通城那边来了几个人，有一个叫“刘基宋”的一定要见余洒度。
余洒度一听“刘基宋”三个字，马上兴奋起来，连忙说：“快请他们来这儿！”
（12）
通城农军党代表罗荣桓、参谋长刘基宋和政府副主席谭梓生专程来联络警卫团了。原来刘基宋和余洒度是黄埔时的同学，两人见面后格外亲热，还互相拥抱了一下。接着，刘基宋给余洒度介绍了同来的罗荣桓和谭梓生，也说出了此行的目的。他们主要是来联络警卫团，希望以后有个照应，同时请几名教官去通城帮助训练农军。
余洒度谈到他们已与上级失去联系，不知现在该如何行动。
刘基宋向他介绍了中共湖北省委要在鄂南举行暴动的事情，罗荣桓还从背包中取出一份油印的《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的计划》递给余洒度看。
罗荣桓对余洒度说，自从通城暴动后，上级指示他们的任务是积极准备，等待时机参加大规模的鄂南秋收暴动。
刘基宋说，警卫团既然与上级失去了联系，现在可以参照这个计划去开展工作，积极准备，等待时机参加暴动。
听了他们的话，再看看中央这份计划，余洒度算是吃了定心丸。他马上同意罗荣桓和刘基宋的请求，派两名有经验的战士去通城当教官，同时还给了为数不多的几支枪和一些弹药。
送走罗荣桓等人后，余洒度根据中央“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的指示，开始了把警卫团扩编为一个师的具体工作。他认为，目前部队除表面去争取“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名分外，还应该成立一个自己的“第一师”，那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警卫团的人数有限，应该把湖北通城、江西铜鼓的农军合并过来。这样，一个初步的计划逐渐在他的脑海中形成，即把警卫团分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团，把铜鼓的苏先骏部编为第三团。
余洒度把这一计划说出后，几个营长都表示赞成。于是马上派原团部参谋何坚去和苏先骏联络，嘱咐他要把苏先骏说服，然后找一个合适方便的地方开一个整编会。
（13）
不几天，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果然派了一个叫徐景祥的人到修水来谈判，他答应把警卫团扩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并要求把警卫团开到永修县涂家埠去整编。
这个“整编”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它可能就意味着肢解后被彻底扯散。余洒度等知道他们的用意，但为了争取时间此事还得假戏真做，于是派了一个叫宛希先的连级干部去谈判。
宛希先是个精细的人，在余洒度第一营任连长。他是湖北黄梅人，早年受其堂兄、著名共产党人宛希俨的影响参加了革命。他做事一向细心谨慎，因此“谈判”事宜交给他去办，余洒度算是放心的。
在修水的一家旅店里，宛希先与徐景祥进行了谈判。宛希先借口部队连日来行军疲劳，无法马上开赴永修，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徐景祥难以接受的问题，那就是“受编不受调”。宛希先的话让徐景祥一听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他藏而不露，他知道收编军队不可能一次就能谈好，这些兵痞在没有熬上价之前是不会就范的。于是他假意说拿不定主意，要回去请示朱主席，临走时要部队的花名册，说如果谈判成功省政府要按此数额发饷。他这是引诱对方上钩的把戏。他想，让发饷来引诱你，不怕你不上船。
宛希先把徐景祥要花名册的事报告了余洒度。为了麻痹敌人，余洒度吩咐宛希先在花名册上做文章，重要人物多用化名，把人数凑够一个师的编制，然后陪徐景祥到南昌去。
这边，余洒度派去和铜鼓苏先骏联系的何坚回来了。何坚向余洒度报告说，苏先骏原则上同意部队合编，并约定在一个叫“山口”的地方见面，然后具体商议合编之事。为了使事情尽快解决，余洒度只好答应。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会议——山口会议，就这么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