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上期）
崇宁元年，是宋徽宗继位的第三年。这一年，蔡京通过贿赂徽宗身边的大太监童贯等人，逐步获得徽宗的信任，担任了右相，随后一路青云，官居太尉、太师，成为宋朝的实际控制者。蔡京上台后，一改向太后以来实行的由元佑党人掌控政策的局面，转而实行新政，把他的弟弟蔡卞等一众被贬的新党官员重新起用回朝，同时对元佑党人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和清算。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为“崇宁党祸”。
任伯雨就是崇宁党祸的受害者。他先是被削去职务，流放通州（今江苏南通）监视居住。蔡卞重新回朝掌权后，又把他与陈瓘、龚夬、张庭坚等13人重新发配至岭南。蔡卞对任伯雨更是“关照”，把他发配至雷州，并让他到昌化军安置，以泄他被伯雨弹劾的心头之恨。
昌化军就是现在的海南儋州。那个时候的儋州，甚至整个海南岛，丛林密布，瘴疠横行，是不适合人类生活的炎荒之地。很多被贬到海南的内地官员都无法返回，只能埋骨海外。就连生性旷达的苏东坡，被贬儋州后，也曾非常绝望，不抱生还之想。任伯雨被贬儋州安置的时候已经56岁，蔡卞之流显然是不想让他活着回大陆的。
就算这样，蔡卞这些人心犹未甘。他们通过写匿名信诬告的方式，把任伯雨的二儿子任申先逮捕入狱。而连遭丈夫被贬和儿子下狱的打击，任老夫人忧惧相加，在通州家中不幸辞世。
儿子下狱的消息和夫人的讣告同时送到儋州，任伯雨内心十分悲愤，表面却非常平静。是啊，遭此大难，自己风烛残年远逐炎荒，眼看家毁人亡，怎不叫人肝肠寸断！然而，此时的任伯雨已是欲哭无泪。他对陪伴自己到儋州的大儿子任象先说：“死者已矣！在生的人有负朝廷，也当从此诀别。如果不这样，老天难道还会枉杀无辜之人吗？”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不幸中万幸的是，任申先那些被诬告罗织的罪名都无法查实，终于被无罪释放。后来，任申先以布衣之身被特诏提拔，官至中书舍人。这是一个负责起草皇帝诏令的职务，颇受皇帝信任。这是后话。
经过崇宁党祸，蔡京把一大批所谓的元佑党人羁押的羁押，削职的削职，流放的流放，而且还规定：所有元祐党人的子孙不得参与科举考试，朝中大臣不得与罪臣的子孙有任何瓜葛。把这些人赶尽杀绝还不解恨，他还撺掇宋徽宗为元佑党人竖立“耻辱碑”——元佑党人碑(也叫元佑党籍碑、元佑奸党碑、党人碑)。将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任伯雨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把他们的姓名镌刻石上，颁布天下。在京城开封的那块碑，立于皇城文德殿端礼门，由宋徽宗自己书写，以作为警醒。蔡京认为还不够，要求在全国各州府都要立上这一碑石，让这些元佑党人“遗臭万年”。宋徽宗自然是同意了这一请求。
蔡京为此专门撰写了碑文：
皇帝嗣位之五年 ，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佑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
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谨书
碑文中，蔡京极尽吹牛拍马之能事，把宋徽宗说得英明神武，说把这些奸党姓名刻石，是为了惩恶扬善。这石碑上的名字，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人，被任伯雨拉下马的前宰相章惇、曾布等人都名列其中。很多人颇为不解，但只要细想一下，也不难理解。蔡京好不容易重新手握大权，对自己地位可能产生威胁的人当然要除之而后快，再踏上一只脚。章惇和曾布这样曾经的宰辅之臣，怎么可能让他们东山再起呢？
当然，最终遗臭万年的不是这些元佑党人，而是蔡京自己以及他的死党们。其实，这碑立下的第二年，宋徽宗便察觉出不妥了，要求各地把石碑销毁。据说京城的那块碑还是被老天爷毁掉的（雷击）。这“元佑党籍碑”在广西桂林等地尚保存了两块，是南宋人根据原碑重刻的，让我们现在还能见识到当年蔡太师的狂妄和宋徽宗的荒唐。
在儋州，任伯雨经历了人世的沧桑，已经将生死参透。他心态平和，随遇而安，再加上有儿子任象先在身边悉心照料，终于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三年后活着返回了大陆。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任伯雨从昌化军被移置道州（今湖南道县）。宋徽宗宣和初年（公元1119年），任伯雨去世，享年73岁。
任伯雨一生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绛圣传》（12卷）、《赣草》（2卷）、《乘桴集》（3卷）等，可惜现在都已散失。现存著作有《任伯雨文粹》，包括文44篇、诗9首。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南下围困北宋都城开封，吓破了胆的宋徽宗匆匆将皇位交给儿子赵桓，这就是宋钦宗。当然，蔡京也没有好下场。宋钦宗为了推缷责任，首先就拿蔡京开刀，把他充军岭南。被遣送途中，蔡京死于潭州（今长沙），有人说是被饿死的，也有人说是被仇家杀死的。
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下开封。被蔡京奉为伟大领袖的宋徽宗和他儿子宋钦宗一起投降，并被带往东北，北宋从此雨打风吹去。同年五月，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正式称帝，改元建炎，这就是南宋的开始，赵构是为宋高宗。赵构随后逃往江南，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从此偏安江南，中原大地已沦为金国人的跑马场。
任伯雨去世12年后，宋高宗绍兴初年（公元1131年），赵构发布诏书，追赠任伯雨为直龙图阁，并加谏议大夫（从四品），对他以前的谏言予以采纳，将章惇、蔡卞、邢恕、黄履等加以追贬，为任伯雨平反昭雪，以告天下。宋孝宗淳熙年间，皇帝赐予任伯雨谥号，谥曰忠敏。
小白多次说过，谥号是古代对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死后的评价，所谓“盖棺定论”是也。能赐给任伯雨谥号，就是对他生前作为的充分肯定。古代谥法上说：虑国忘家曰忠，廉方公正曰忠，事君尽节曰忠；英断如神曰敏，明达不滞曰敏。能得如此美谥，伯雨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
《宋史·列传·卷一百零四》对任伯雨和陈瓘有如下评论：“陈瓘、任伯雨抗迹疏远，立朝寡援，而力发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奸之罪，无少畏忌，古所谓刚正不挠者欤！”是说陈瓘、任伯雨两位谏官志行高洁，敢作敢为，在满朝官员都不敢说话而孤立寡援的情况下，倾尽全力揭发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等这群奸佞之徒的罪行，无所畏惧，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刚正不挠者啊！
史书上记载任伯雨有两个儿子，次子任申先前面已有交待。任伯雨长子叫任象先，非常有才华。他科举及第，随后又考中词学兼茂科。当时，考官启封后发现象先为元佑党人的儿子，便没有向皇帝奏报其名，让他到秦州担任户曹掾。这是一个负责管理民户、祠祀、农桑等方面工作的小官。后来，听说父亲被远谪儋州，他便辞官随父亲一起到了儋州，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成就了他的孝子之名。随父从海南返回大陆后，当时王安之出镇燕山府，招象先担任幕僚，他勉强答应了，但半路上称病返回，以后便终身不再出仕。
任象先有一子叫任尽言，字元受，南宋高宗绍兴二年考中进士。曾任京西南路转运判官、镇江府知府。任尽言事母至孝。其老母多病，他尽心服侍，不离左右，对其饮食、言语、忧喜以及身体燥湿等情况都了然于胸，洞见其五脏六腑，不待切脉而知其病，往往自己为老母开药方，药到病除，虽名医也不及。这也是中国古代孝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自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至宋高宗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将近150年，先后有寇准、苏轼、苏辙、秦观、王岩叟、任伯雨、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名相贤臣先后被贬谪雷州或被贬海南经过雷州，被雷州人民尊为“十贤”。宋度宗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雷州知军虞应龙修建了“十贤祠”，并请其同科状元郎文天祥作文以记。文天祥于是写下《雷州十贤堂记》，对这十位名相贤臣予以褒扬，称赞虞应龙为“敬贤如师，疾恶如仇”而建十贤祠是一件盛德之举。
十贤祠位于雷州西湖公园内，红墙绿瓦、依山而建。祠前大门上镌有一楹联曰：
十里湖山千里月，
贤人踪迹圣人心。
（全文完）
有关任伯雨的史料选摘如下：
附一:黄州师中庵记（苏辙）
师中，姓任氏，讳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为人。尝通守齐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齐安之人知其为吏。师中平生好读书，通达大义，而不治章句，性任侠喜事，故其为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为新息令，知其民之爱之，买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与事之不替。及来齐安，常游于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后余兄子瞻以谴迁齐安，人知其与师中善也，复于任公亭之西为师中庵。曰：“师中必来访子，将馆于是。”明年三月，师中没于遂州。郡人闻之，相与哭于定惠者凡百余人，饭僧于亭，而祭师中于庵。盖师中之去，于是十余年矣。夫吏之于民，有取而无予，有罚而无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盖已为善吏矣。而师中独能使民思之于十年之后，哭之皆失声，此岂徒然者哉！朱仲卿为桐乡啬夫，有德于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既而桐乡祠之不绝。今师中生而家于新息，没而齐安之人为亭与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师中其将往来于新息、齐安之间乎？余不得而知也。
元丰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苏辙记。
附二：《宋史·列传·任伯雨传》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圣，以学问气节推重乡里，名与苏洵埒，仕至光禄寺丞。其弟伋，字师中，亦知名，尝通判黄州，后知沪州。当时称“大任”“小任”。
伯雨自幼已矫然不群，邃经术，文力雄健。中进士第，调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莅公库，笑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此职何为至我哉？”拒不受。
知雍丘县，御吏如束湿，抚民如伤。县枕汴流，漕运不绝，旧苦多盗，然未尝有获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网舟无得宿境内，始犹不从，则命东下者斧断其缆，趣京师者护以出，自是外户不闭。 使者上其状，召为大宗正丞，甫至，擢左正言。
时徽宗初政，纳用谠论，伯雨首击章惇，曰：“惇久窃朝柄，迷国罔上，毒流搢绅，乘先帝变故仓卒，辄逞异意，睥睨万乘，不复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计得行，将置陛下与皇太后于何地！若贷而不诛，则天下大义不明，大法不立矣。臣闻北使言，去年辽主方食，闻中国黜惇，放箸而起，称甚善者再，谓南朝错用此人。北使又问，何为只若是行遣？以此观之，不独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虽蛮貊之邦，莫不以为可杀也。”章八上，贬惇雷州。继论蔡卞六大罪，语在《卞传》。
建中靖国改元，当国者欲和调元佑、绍圣之人，故以“中”为名。伯雨言：“人才固不当分党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唐德宗坐此致播迁之祸，建中乃其纪号，不可以不戒。” 时议者欲西北典郡专用武臣，伯雨谓：“李林甫致禄山之乱者，此也。”又论钟傅、王赡生湟、鄯边事，失与国心，宜弃其地，以安边息民；张耒、黄庭坚、晁补之、欧阳棐、刘唐老等宜在朝廷。上书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恶，召还陈瓘，以全定策之勋。
时以正月朔旦有赤气之异，诣火星观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尝闻修德以弭灾，未有禳祈以消变。《洪范》以五事配五行，说者谓视之不明，则有赤眚、赤祥。乞揽权纲以信赏罚，专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断，则乖气异象，转为休祥矣。”又言：“比日内降浸多，或恐矫传制命。汉之鸿都卖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监也。” 王觌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谓：“史院宰相监修，今中丞为属，非所以重风宪，远嫌疑。”已而觌除翰林，伯雨复论曰：“学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觌为之，是谏官论事，非特朝廷不行，适足以为人迁官尔。”
伯雨居谏省半岁，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权给事中，密谕以少默即为真。伯雨不听，抗论愈力，且将劾曾布。布觉之，徙为度支员外郎，寻知虢州。崇宁党事作，削籍编管通州。为蔡卞所陷，与陈瓘、龚夬、张庭坚等十三人皆南迁，独伯雨徙昌化。奸人犹未甘心，用匿名书复逮其仲子申先赴狱，妻适死于淮，报讣俱至。伯雨处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负于朝廷，亦当从此诀。如其不然，天岂杀无辜耶！”申先在狱，锻炼无所傅致，乃得释，居海上三年而归。宣和初，卒，年七十三。
长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词学兼茂举，有司启封，见为党人子，不奏名，调秦州户曹掾。闻父谪，弃官归养。王安中辟燕山宣抚幕，勉应之，道引疾还，终身不复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书舍人。
绍兴初，高宗诏赠伯雨直龙图阁，又加谏议大夫，采其谏章，追贬章惇、蔡卞、邢恕、黄履，明着诬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赐谥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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