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8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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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第一章

哈贝马斯参与社会问题之公共讨论的典型方式：起先是有一种印象或一种直觉（在这个案例中，就是对克隆人类之可能性有一种深深的恐惧）；然后他设法追究和确认这种印象或直觉（亦即这些恐惧）的理性内核；而由这种理性内核所激发起来的思考（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在哈贝马斯那里有特殊含义的所谓“伦理反思”），则是他接下来要为之提供论辩依据的。最后的步骤，是把自己的想法（通常是通过媒体）公之于众，以便引发出政治领域的一场争论，而他自己则进一步利用这场争论来展开和细化自己的立场。

哪怕是像哈贝马斯这样的交往理性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他作为学者的教学科研活动与他作为公民的社会参与活动，也有必要做适当的区别，

哈贝马斯希望，人们能将他的政治介入行动，与他作为学者的教学科研活动严格区别开来；对那些看不到这种角色区分的人对他的攻击，他感到相当恼火

在京都讲演中，哈贝马斯说道：“如果我们对种种新生哺乳类动物的生物特征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没有另外一个物种像我们那样，在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是那么幼稚、那么无助。也没有另外一种动物，要在那么长的养育期内，依赖于家庭的保护，依赖于一种与其同类借助于文化而主体间地分享的公共文化的保护。我们人类是相互学习的。而只有在一个文化上具有激发力的环境之中，相互学习才有可能。

若真想把一个理论的成果打包，吸引人们的注意，至少应当把它与作为理论出发点的问题提法联系起来。我是以早期批判理论的极端否定性批判为出发点的，早期批判理论的分析以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为经验基础。尽管 1945 年后我们所处的境况不同了，但对社会自我毁灭的发展态势的清醒认识，驱使我去寻找尚未完全淤塞的人与人团结的源泉。

哈贝马斯仍一直被归入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核心的圈子，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坚持不懈地介入公共政治有关。正是他的政治介入，使他成了反抗精神的象征。

几十年后，将有人企图诟病哈贝马斯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身份。不过，他既没有受纳粹“种族优越论”世界观的影响——至少据他自述是这样——也不相信关于“最后胜利”的宣传。

对于这些年份出生的人，纳粹独裁统治的影响仅限于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至于具有代际特征的哈贝马斯的社会化经验，他父亲在战争中和后来在美国战俘营期间在家庭中的缺席，大概有一定影响。所以，这个阶段典型的父子冲突在哈贝马斯身上几乎没有发生这个说法，有其道理。

实际上，哈贝马斯是这一立场的典型写照。他不想做“被动适应的民主主义者”，他要积极参与。他求知若渴，立刻开始深入了解政治事件。关于他对知识的兴趣，也许他的姨父，战争快结束时流落到古默斯巴赫的彼得 · 温根德（ Peter Wingender ）对他有一定影响。他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图书馆，外甥就在里面找哲学书来读。少年哈贝马斯在地下室把一个以前的厨房变成了自己的私人王国，在那里他不仅沉浸在康德的世界里，还高声朗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片段。“不过”，哈贝马斯说，“书中精髓‘权力意志’让人联想到纳粹政治口号，这终究太过尴尬”。

知识分子中那些旧政权的开路先锋……——除少数例外——毫发无损地度过了非纳粹化运动。他们面对批评安然自若，也不认为有理由自我批评。通过以反共产主义（ Verdrängungsantikommnismus ）为幌子排挤历史，纳粹人员顺利得到安置，纳粹思想毫无障碍地延续着。这令人不由担心会倒退回独裁行为模式和精英思维习惯——我甚至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都一直有这种担心。而我们用以应对令人不安的阿登纳政策的反对反共产主义（ Antiantikommunismus ），则被对方指责为‘极权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