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怡：我的命运真的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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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我考了一次，居然也上线了，而且语文考得特别好，但结果是没有录取。当年和我情况差不多的我父亲两位老朋友的儿女都没有被录取，他们第二年又考，结果一个考上了同济，一个考上了华师大；而我没有考，因为我对当年所谓的政审有一种早就习惯了的逆来顺受，我不相信自己早已不得不接受的命运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那时候，我已经从黑龙江农村回到上海，在一家卖烟杂酱酒的商店当营业员。74年我按照政策被调回父母身边的时候，曾经希望能去小学教书什么的，但当时安排我们这些回沪知青的机构明明白白地表示：像我这样出身的人，不能进入教卫系统工作。结果，我直到75年2月才被分配到集体所有制的商店工作。我母亲对我说：“不要去，太欺负人了！”我父亲对我说：“别人能做的工作，你也应该能做！”于是我就去当营业员了。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已经当了两年多营业员。

当营业员的那几年，我们有一个学习小组，我和几位比我小的年轻人一起，常常在下班以后，猫在漕河泾镇上一家商店的阁楼上读书，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学习小组中的一个男孩，77年考上了华东化工学院，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的煤矿工业部工作，那时候他还给我写信，回忆我们在阁楼上读书的日子。2003年，我从香港完成教学任务回来的时候，漕河泾镇已经消失，小街已经被夷为平地，那读书的阁楼，便也从此留在了记忆深处。

1978年末，我的父母亲从摘帽右派变成了改正右派，父亲57年以前担任的行政职务也恢复了。于是我决定参加79年的高考，那时候我的年龄还在招生规定的年限之内。虽然我只上过一年初中，但我觉得自己考文科还有点儿希望。我父亲系里的几位总是辅导别人高考的先生也在考前为我和我弟弟开小灶，告诉我们怎样应付各种类型的考题，他们的辅导对我抓住答题要点很有帮助；邻居中有一位政教系的老师还帮我们梳理了政治科目考试的复习大纲，他总是在提问的过程中，倾听我们的答题思路，然后帮我们分析怎么回答更好，结果我的政治科目居然考了89分！我记得77年高考的时候，政治和历史合考的那张卷子我只得了62分。

我复习备考的过程挺简单的，能引起我兴趣的科目只有地理，特别是自然地理部分。关于洋流、纬度和地形的综合分析题，总让我觉得有趣，结果我的地理也考了80多分。最没有想到的就是那一年的语文我考得很糟。我自己觉得考得还不错，回来碰到几位有经验的教师，他们一听我对自己作文的描述，就说我完全不符合“改写”的要求。其中有一位参加过高考语文阅卷的先生安慰我说：“如果你运气好，你这样写法或许可能进第一档，但一般情况下，你很可能是最末一档。”于是，我估计我的语文至少是60分，后来果然是60分。

我很担心语文考砸了念不了中文系，尽管我的总分比我自己估计的要高得多，但填志愿的时候，我真的怕华东师大中文系不要我。那一年加试英文，我考了62分，填报志愿的时候，有老师劝我报考复旦的国际政治系，因为他们招生时，希望英文的考分在50分以上，但我一门心思只想念文史。

当时在上海参加高考恐怕就已经比在外省容易得多，因而对于拿到录取通知单那一天的记忆，已经模模糊糊了。我和弟弟同时被华东师大的中文系、历史系录取，对我父母来说，肯定是天大的快乐！我记的很清楚的是：1963年我姐姐考高中，师院附中扣住了她的档案，等全部招生结束，才把她的材料退回招办，结果当然是不录取，第二年六月她去了新疆；1965年我考初中的时候，进入考场才知道，别的填报上海中学、七宝中学的同学都去上中和七宝考场，而我，连进入好学校考场的资格都没有；当时我还不到13岁，稀里糊涂的，并没有觉得很伤心，而我父母当时的心情则完全可以想见了。我父亲年轻时，是个文学青年，他总是希望我姐姐或是我能成为一个作家，总是给我们讲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故事。但我从不觉得自己会为了一个文学的梦想去奋斗，只是希望有一条简简单单的出路，能让我活得不那么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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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华东师大报到的那一天，我是一个人去的。那天刚下过雨，我扛着自己的行李走进中山北路华师大正门的时候，主干道上的人并不多。中文系迎新的摊位很醒目，但我没有马上走过去。我放下肩上的行李，湿漉漉的阳光透过路两边梧桐树茂密的树叶，斑斑驳驳地落在了我的眼前，有那么一瞬间，我听不到周围的任何声音，只是感觉到滚烫的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我这个从小生活在大学校园里、受够了歧视的人，今天终于也能上大学了！我的命运真的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