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马尼托沃克县治安局与一位前治安官安德鲁·科尔伯（Andrew Colborn）以名誉损害，故意诋毁不作为为由，提出了针对Netflix和《制造杀人犯（Making A Murderer）》制片方的诉讼。科尔伯参与了2005年25岁特里萨·哈尔伯克（Teresa Halbach）的谋杀案调查，并作证对抗史蒂文·埃弗里（Steven Avery）与布莱登·戴西（Brendan Dassey），而这两位也在各自的审判中被判有罪。Netflix第一季的纪录片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在10集的内容中，剧情针对警方调查和埃弗里与戴西定罪，提出了种种质疑。科尔伯没有参与影片拍摄，但是他的供词作为第三方新闻镜头反复出现。科尔伯声称之前对于他名字的搜索只有两个结果，而在《制造杀人犯》播放之后则有180万条，大部分描述都是负面消极的。
“尽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埃弗里与戴西的罪行，也缺少决定性证据证明被告对于警方失职的指控，被告仍然错误引道观众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是原告或其他人栽赃嫁祸于两人。”控诉文件中这样写道，“被告忽视，扭曲和误解资料与重大事实，将原告描述成一位腐败的，将犯罪证据栽赃于无辜者的警察。被告出于恶意并追求影片的利润和受欢迎程度，在过程中诋毁并牺牲了原告的人格与名誉。”科尔伯的律师迈克尔·格雷斯巴赫写了一本关于埃弗里案的书，他一开始拒绝对此评论，在发布之后又向本刊邮寄了一份声明。
“《制造杀人犯》中对于事实的扭曲已经不被正视很久了，因此科尔伯希望能够寻求一个平台去发现事实，公平正义地解决纠纷，而这个平台正是法院。”声明中提到，“我的客户无所隐藏，并且希望最终为其正名。”
在此诉讼中，科尔伯提到了一些在纪录片第一季中被是作为可疑或嫁祸的证据，其中包括在埃弗里拖车中发现的哈尔伯克RAV4车钥匙，以及在埃弗里废物回收场中找到的车辆。他声称制片人剪辑和忽视了现有的证据，并断章取义他的证言，将其认为参与了陷害埃弗里的行为。他的控诉文件同样包括了法院记录与影片采用证言镜头的对比。根据科尔伯的说法，如果影片能够采用被忽视的证据和证言，对于观众而言，埃弗里和戴西的罪行便会显而易见。
科尔伯将自己的控诉仅限于《制造杀人犯》第一季。他忽视了10月刚刚上映的第二季中所提到的新证据和指控，以及埃弗里的律师卡瑟琳·泽尔纳（Kathleen Zellner）所提交的超过千页文件。总而言之，他的对于证据真实性的几项主张都显得苍白平庸，因为其中不少内容已经被证明为相互矛盾，或在其他公开的控诉中进一步阐明。
举例而言，在埃弗里的庭审中，科尔伯在拖车内的卧室书架旁发现了车钥匙，辩方就此进行了询问。而埃弗里的拖车在钥匙发现前已经被搜查多次，此处暗示科尔伯或其他警察可能用车钥匙在此栽赃。在审判中，科尔伯与其他警察认为钥匙之前是卡在书架中，随后因为外力通过夹板的缝隙掉落到地毯上。科尔伯辩称制片人剪辑和忽视了其他审判中的合理解释，从而最大化钥匙为栽赃物的这一怀疑。他还称影片没有提到一张对于书架夹板上明显缝隙的照片。
“控诉书的主题本身就是漏洞百出的。”泽尔纳没有在此次诉讼中被涉及，她如此与本刊说，“他不得不去证明，因为若干剪辑，这个世界区别对待了警察科尔伯。如果任何人希望获得无剪辑的庭审版本，谁都可以调取法庭记录。制片人并非速记员。”
泽尔纳质疑科尔伯认为影片的剪辑是片面的主张，因为这些号称是使其名誉受损的片段同样在第二季中被采用。
“我们用一样的书架做了实验，记录也包含在了备案文件中。实验结果显而易见地证明了科尔伯对于钥匙从书架掉落并出现在书架西侧的证词是有误的。”泽尔纳告诉本刊，“《制造杀人犯》的制片方并没有涉及这些信息，如果他们是针对科尔伯的话，他们理应提到这些内容。”
科尔伯并没有在控诉书提到车钥匙，但根据最近泽尔纳的法院备案文件，她提供了更多佐证栽赃嫁祸的证据。
“我们找了DNA科学家就钥匙上的DNA数量作了实验。”泽尔纳解释，而这部分也被第二季采用，“实验结果显示钥匙上DNA的数量是理应存量的10倍之多，这再次印证了埃弗里的DNA是被栽赃的。”
科尔伯的控诉书中提到，影片误导观众得出结论，认为哈尔伯克的车辆是被栽赃在埃弗里的废物回收场中。而在影片中，科尔伯交叉作证声称在RAV4被发现的两天前，也就是2005年11月3日，就在警方搜查的通讯中询问具体的车牌号码。
“埃弗里的律师暗示科尔伯在派遣搜查中早已提前知道车辆的位置。”控诉书中提到，“这些暗示是错误的，毫无根据的，而且辩方知道这本来就是错误的。”他还声称制片方忽略了对于搜查通话合理性的解释，因为他的解释并非支持任何恶意的推测。科尔伯并没有提供有关制片人剪辑选择意图的证据，而这些反倒是成功的名誉侵害诉讼所必须的。
尽管如此，泽尔纳称她有足够的新证据证明科尔伯在11月3日发现哈尔伯克的车，并且不是在埃弗里的土地上。她提交了两位声称看到RAV4停靠在147号高速公路旁的目击证词，其中一位表示曾经将情况告诉给科尔伯，但他并没有将这些情况记录在案。
“我们还提供了清晰的录音带，其中在场的第二人说到‘就是她的’，这可以证明科尔伯打电话的时候就发现了车辆。”泽尔纳如此与本刊说。
另外一些科尔伯控诉书中所提及的案例，在《制造杀人犯》第一季公开之后也没有回应埃弗里律师的完整意见。很多被认为是足够证明埃弗里罪行的证据也在判后法庭上被新的辩方证据和证人证词所挑战（科尔伯的律师对本刊反驳，“没有任何泽尔纳所提到的专业意见或实验结果被判合格，正式被法院所采用”）。科尔伯的民事诉讼所推测的事实都仅与在案的庭审记录有关；但此案或许将继续推进，辩方重新发现的权力可能推翻埃弗里与戴西的有罪庭审。
“我们震惊于科尔伯提起诉讼，因为他不得不宣誓，然后证实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所面临的问题。关于第一次错误定罪的所有事将会最终水落石出。我们在两年半中，见证了两位制片人里卡尔迪和迪蒙斯的仔细勤勉，从未妥协，合乎道德的工作。他们或许被人消遣，但绝不应被此类轻浮随意的诉讼所威胁。对于我们而言，这不过是一份提前的圣诞礼物。”
原文地址：https://www.rollingstone.com/culture/culture-news/steven-avery-making-a-murderer-lawsuit-netflix-colborn-zellner-77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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