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作家特立斯的7条写作经验

美国作家、记者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是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曾在《纽约时报》工作过很多年，也长期为《纽约客》《时尚先生》等杂志撰稿。他写的回顾《纽约时报》历史的作品《王国与权力》，曾被福克斯新闻前董事长罗杰·埃勒斯认为是“关于新闻业五本最好的书之一”。

特立斯代表的是新新闻主义的一个传统，首先他的书和文章都是广泛研究之后才写出来的，他追求准确性，可以在采访对象上花很多年时间，试图成为他们的同伴，“陪他们共度时光，直到了解他们的想法”。其次，他是“平庸的诗人”，是一位可以针对普通人写出优秀非虚构文学的作家。在接受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伯恩斯顿（Robert S. Boynton）采访时，特立斯谈了他在写作方面的一些看法。微信公众号“全媒派”刊登了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刘蒙之对这篇访谈的翻译。

首先，与自身相关。在选择题材方面，特立斯会选那些吸引他的东西，写与他生活相关的故事。他被吸引的原因是他在那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他说自己一直是这样工作的，他的第一部书《纽约：一场幸运之旅》来自他在这座城市四处走动时的观察；《王国与权力》写的是他在《纽约时报》共事的人；而特立斯目前正在写的书，是关于他过去十年写作中遇到的困难。

第二，情感联系。特立斯说他会写跟他有情感联系的人，“我们共度了这么多时光，以至于产生了一种感情。我与他们如此亲近，以至于能像写我的亲戚或我的配偶，或一个失散多年的恋人一样写他们”。

第三，不写名人，“除非他们的名气对作品而言是次要的”。特立斯举例说，他在写歌手、演员法兰克·辛纳屈时，辛纳屈就是个名人。但特立斯写的是辛纳屈舞台下的声音和他的孤独，“与其说是写名人，不如说是写中年危机”。特立斯说：“写名人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作品的现实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还是个名人。名人作品必然会很快过时。”特立斯对不是“新闻”的事物更感兴趣。

第四，场景推动。特立斯的写作是由场景推动的，所以他会寻找有看头的场景。特立斯有一次拜访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时，科波拉正在拍一部关于汽车制造商的电影，科波拉用卡片给特立斯看了这些场景。特立斯也一直以相同的方式写书、写文章。比如，《王国与权力》的开场是一间办公室里的一位总编辑；《感恩岁月》的开场是一名门卫在看街上的一场骚乱，但并没有真正看到；《移民家世》的开场是在海滩上。特立斯说，这些都可以拍成电影，他本来就是要试着写一幅画。

第五，用印刷体字母“印”出一个句子。特立斯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会用大写的印刷体字母试图“印”出一个句子，然后仔细检查、更改、重写，再试图“印”出另一个句子。有时候他要花两三天才能“印”出几个句子，这就是他作品的开头。有了四五页印刷体字母写的句子之后，他会用三倍行距把它们打印出来，接着一遍又一遍地编辑修改这些句子，直到有了一页打印好的、让他满意的内容。他会把这页打印好的内容钉在墙上，然后再去写下一页内容，写好了按照上面的流程做一遍。他有一面塑料泡沫做的墙，可以容下三五十页之多。

特立斯说，这样做，能让他获得一个不同的视角，“我可以看到场景如何转变，语言如何运用，句子如何流淌。修改的时候，我会感到茫然，我想要有另一种眼光。我想要它给我新鲜感，仿佛是别人写的一样”。特立斯说他之前会坐在房间一头，用望远镜看这些纸，这样就能起到转换视角的作用。但现在办公室没那么大的空间，所以他用了另一个办法，“为正在写的书制作了两个装订本。第一个活页夹是标准尺寸。第二个活页夹和第一个页数相同，但在复印机上把它们缩印到67%的尺寸。一样的活页夹，一样的页数，然而其中一个小到能够使每一页都迥然不同。这和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页面的反常效果是一样的”。

第六，一次写一点儿。特立斯不会给自己规定写作任务，他每天只是尽力而为，并且不在乎一个月只写一个句子。特立斯说，最重要的是，要达到一个这样的程度，就是他可以说：“我已经做到最好了。盖伊·特立斯已经做到最好了。或许菲利普·罗斯可以做得更好，或许列夫·托尔斯泰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已经做到最好了。”

第七，极少修改。特立斯写作的时候很少修改，“一页完成了，就是完成了”。对于特立斯来说，写出来的就是完成的作品了，他不会在要完成的时候把写好的东西撕碎，更换材料。他把自己形容成一个裁缝，他说自己不是大手笔，“我一次写一点儿，逐步把作品构建起来。我试图朝着标杆直跑，却不断拐弯，走弯路。但沿着路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我才看到自己已经拐弯了。我就像一个盲人一样，开着一辆卡车通过一个没有灯的隧道。我不能开得很快，因为灯光很暗淡，隧道很窄。有时我拐了个弯，去到某个其他什么地方，但后来我还得让自己回到原路上。”

以上就是美国作家特立斯分享的写作经验，希望对你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