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说明于谦的策略就是正确的战略！
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剌太师也先俘虏，明朝京营主力全军覆没。
一个多月后，也先率领瓦剌大军进攻大明京师北京，明王朝进入危亡之际！
瓦剌攻城在即，以徐有贞为首的大臣主张南迁南京，以求自保，但是于谦、王直、陈循等大臣坚决反对，主张守卫京师。
于谦临危受命，升任兵部尚书，担任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一面调集粮草，从通州运回三百万石粮草，训练士卒，整军备战。另一方面，从山东、河南、南直隶调集援军，支援北京保卫战。
十月十一日，也先率领瓦剌大军抵达北京城下，于谦、石亨等人率军在北京城外御敌，先后在德胜门外、西直门外击败瓦剌。
瓦剌军转攻彰义门，明军佯装败退，引诱瓦剌军进入城外民房附近，民房内埋伏的明军大量火枪手，誓死阻击瓦剌军，瓦剌大军损失惨重。
也先大军在北京城外毫无建树，遭受明军阻击，损兵折将，明朝的援军陆续赶到，也先不得不在十一月初退兵。于谦派出军队进行追击，石亨等人又追上瓦剌人，大肆砍杀一番，也先丢下一路尸体逃回草原。
那么于谦为什么要出城列阵，以瓦剌大军决战呢？
“土木之变”并不是战力不足，完全是指挥的问题
公元1449年六月，瓦剌太师也先入侵边境，大太监王振挑唆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
这个战略其实问题不大，因为在此前明英宗已经下令实施过三次北伐，并非很多人以为的自不量力之举，而且从朱棣开始，到朱瞻基，明朝都有皇帝巡边的传统！
接下来明军的失败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原定计划是二十万大军从京师出发，由大同北上，在边境与瓦剌大军决战。
但是刚抵达大同，就得到消息，瓦剌军北撤，已经做好迎战明军的准备。并且明军派出先锋部队与瓦剌军接战，王振得到交战不利的消息。
于是王振又鼓动明英宗立即从大同班师回京，原计划是从紫荆关回京。但是王振因为家乡在蔚州，又想让大军经过他家，又怕军队踩踏家乡的农田，最后多次改道后，大军经宣府从居庸关回京。
多次变道，无疑加重了行军的负担，也给瓦剌军偷袭的时间，最后明军被也先分段阻击。朱祁镇和王振不听劝阻，将大军引入缺水的土木堡之中，被瓦剌大军围困。
明军在堡内被困，缺水三天，将士饥渴难耐，也先诈和麻痹明军。明军移师河边就水，被瓦剌军突袭，全军惨败，伤亡过半，其余溃散，朱祁镇被俘，随行文武损失殆尽。
从土木堡之变的过程来看，明军之所以惨败，并非是战力不及瓦剌，更不是打不了野战。
完全是被朱祁镇和王振的疲己战术搞废了，试想一下，再顽强的军队，来回奔波一千多公里，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再加上缺水饥渴难耐，怎么打仗？明军败在中枢指挥，而不是战斗力！
明军战力强悍，曾多次主动出击蒙古各部
大明王朝即使是到了明英宗年代，虽然因为近十年的战略防守，已经开始出现军备废除的现象了。
但是经过仁宣之治的国力恢复，到正统年间，明军又开始频繁地用兵了。明英宗继位到土木之变，这十四年间，明军发动了不同规模的三次北伐和一次南征。
正统三年，尚书王骥为督师，都督任礼为总兵官，率军在石城击败朵儿只伯等为祸边境的蒙古首领。追至黑泉，出击沙漠两千余里，几乎全歼敌军，俘获万户两人，部落酋长一百五十人。
正统六年，时任大同参将的石亨，想恢复永乐年间的东胜卫，以协助大同的守卫，朝廷并未允许。
不久，杨洪追踪兀良哈等部，发现兀良哈和瓦剌等部人马在沙净州屯驻，朝廷决定发兵肃清边境。
于是大同参将指挥石亨，率军五万三千人，深入丰州，驱赶蒙古人马，并奏请调派军队修筑烽火台、哨所和营垒，守护边境。
正统九年，兀良哈进犯延绥，杨洪与韩政从大同率兵，出击到黑山以北截击兀良哈。从独石一路追击到克烈苏，敌军准备据险防守，结果又被杨洪击败，生擒了兀良哈首领打剌孩。
从三次北伐的战事来看，明军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战力，野外交战，明军根本就不怵瓦剌大军，所以于谦有更多的战术可以去实施。
出城列阵，与也先决战，能够牵制瓦剌，避免其在京畿劫掠
于谦坚守北京的原因是为了守住大明王朝的根本，这个根本不仅仅是一座象征着京师的城池，更有城墙内外和整个京畿的普通老百姓，这才是大明的根本。
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胁，是其飘忽不定，四处劫掠的强盗战术。如果明军坚守城池不出，那么就相当于将广阔的北直隶大地，让瓦剌人肆意劫掠，如果皇太极入关劫掠一般，那么这对大明的损失是惨重的，甚至超过一座北京城。
而于谦以出城列阵，与敌决战的战术，能够有效地牵制瓦剌大军，使其无法分心劫掠其他地方。就像一块肥肉，放在北京城外，贪吃的野狼怎么会放过呢？
如果也先一旦分兵在京畿劫掠，那么明军就可以主动出击，以优势兵力围歼瓦剌主力，那么也先恐怕就回不到草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