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托马斯·布朗
1
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我得了甲亢，一边准备毕业一边服药治疗，开始控制的比较好，后来因为学习繁重，也就疏于服药。
等到毕业考试完毕，脖子肿的更厉害，服药已经没有效果了，因此没法正常工作，只得回家养病。
两年后，我和我的中学同学顾平杉确定了恋爱关系，他常常不辞劳苦的陪我去看病。有一次去河南安阳某医院看病，医生说病情严重到影响生育，需要做手术治疗。于是我就住院做了手术。
不料手术发生意外，发生了大出血，医生说需要输血。
老乡告诉我说，很多卖血的人因为常常卖血，质量不好，血库的血也容易掺假，不如找一个认识的人更安全一些。
我同意了，老乡就在外面找了一个卖血的。
输了500毫升血后，我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只是在脖子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
于是，我就常常在脖子上系着一条丝巾。
不过，手术的时候，医生不慎伤到了声带，我在半年的时间里都不会说话。
偶然一个多年不见的亲戚来看我，情急之下居然发出了声音，之后就能说话了。
恢复了之后，我曾经到广州打工，因为我在大学学的是会计专业，在广州工作还算顺利，只是有些水土不服，经常感冒腹泻，一年后我就回到了家乡。
回来后我和平杉就结婚了，婚后的日子很幸福。
后来他到外地工作，我在家里办了一个小卖部，生意还不错。
2
第二年我怀孕了，怀孕两个月后开始出现腹泻，每天好几次，一直持续了两个月。
到后来更加严重，常常恶心呕吐，什么都吃不下，每天只是靠打点滴维持着。我的体重也从120斤下降到92斤，头发几乎掉光了，脸色铁青并满布黑斑，身体越来越虚弱，抱两个西瓜都会摔倒在地。
去了几个医院检查都没有查出原因。有的医生说是“胎气”，孩子生下来就没有事了。
到了后来腹泻减轻了，但是我的口腔和舌头开始溃烂，连喝水都觉得困难。
可是我觉得心里特别的热，就想喝水，而且要和冷水，那时天很冷，在床头放了一桶冷水，渴了就喝，每天要喝很多水。
到了怀孕8个多月时，我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腿上蜕了三层皮，身上全是色斑，孩子也在这时早产了，是一个男孩。孩子哭声很弱，也不会吸乳头。孩子出生第四天就不会动了，还没有送到医院，孩子就死去了。
我很难过，可是我又哭不出来，也说不出来。家里人看我神经呆滞，就请一位老中医给我开了中药，三个月后，我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可以正常活动了。
到了春节，我和平杉约好一起去看元宵节烟花。
正月十六早上起来，我忽然发现看东西模糊不清，捂着一只眼睛一试，发现左眼什么也看不见，当下不由打了个冷颤，赶紧去医院检查。
眼科医院的检查后说是“眼底出血”。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又是担心又是害怕，出了医院门口，好像迷失了方向，不知往哪里去。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电话亭，抱着电话亭就开始哭，哭完了就给老乡打电话，说我得了“白血病”，请他明天陪我去医院看病，千万别把我得病的事告诉我丈夫。
但老乡考虑到他和我丈夫是同事加老乡，还是对我丈夫说了。
第二天，他们俩从都从安阳赶回来陪我去省医院检查，诊断结果还是“眼底出血”。
3
五一假期的时候，顾平杉又陪我去了北京同仁医院、301医院检查，诊断结果还是一样。当时医生建议用激光治疗。因看病的人特别多，我们就回到安阳老家，准备在当地医院用激光治疗。
准备治疗时，眼科医生说像是“巨细胞病毒”感染，就问我有没有输过血、卖过血。我说：“三年前做甲状腺手术时输过500毫升血”。
医生让我检测“HIV抗体”。他说的很快，当时我没有听清楚，医生又重复一次，第二遍我听清楚了。
我突然想起来读高中看过的一部电视剧《黑色雨》，里面提到“HIV”是艾滋病病毒。
我就直接问医生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医生说要等结果出来才知道。
我做了“HIV抗体”快速检查，十几分钟后，结果出来了，HIV抗体呈阳性。医生要我和丈夫做HIV抗体确认检测，晚上取结果。
回到家里，我们两个静静躺在床上，周围也静的可怕。我想了好多。
可是头痛的厉害，最后什么也不想不来了，脑子一片空白，眼睛就那么瞪着房顶发呆。
晚上，平杉取结果回来了，我的HIV抗体阳性，他的HIV抗体阴性。
我们不相信，就去河南省防疫站复查，咬牙花500元钱做了复查。
半个月后，结果出来了，还是和上次一样。防疫站医生推荐我去某传染病医院就诊。
第二天，我和平杉来到了这个医院，一位大夫对我说：“你这么年轻，得了这个病，我看见你就想哭。如果你家里有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切都是像是在梦里一般，我下意识的不相信这个结果，一次输血就会得上这个病吗？
我和平杉拿着有关艾滋病的宣传材料，坐在医院后院的一个角落里，将自己的病情与书上的内容进行对照，越看越相似。
第三天，我们拿着当时手术的那个医院的出院证和输血单，去找医生。医院承认我在该院做过甲状腺手术，输过血，但病历已找不到了。以后又找这个医院几次，都没有什么结果。
4
我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去北京协和医院求治。家人来看我的时候，我没敢告诉他们这病的严重性。
医生一直采取保守治疗，希望能保住一双眼睛的视力。
我每天坚持按照医生的要求吃一些抗病毒药物和中药。
对面病房里住的也是一个艾滋病人，有一天他趁家人不在时，跳楼自杀了。
这件事给我的打击非常大，我整天在房间里发呆，想着想着就不知道想到哪里了，只是最后一定都会想到死和解脱。
医生发现我好象有些抑郁，就让平杉带我出去散散心。
平杉于是带我去爬长城。当我们终于来到八达岭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心胸也和视野一样开阔起来。
无论多苦多难，活着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只是，我心里的障碍还是依然存在，并且越来越厉害，有时候甚至到了神经质的程度。
5
从北京出院回到家里，家里的一切东西都不去碰，甚至不敢去开门，吃饭用过的碗扔掉，筷子全都折断。
因为医生说要在家庭内进行消毒，我还专门去买了一瓶消毒液，洗衣服时，先用开水烫，后用消毒水泡，衣服常常被我洗得面目全非。
每隔2、3个月，我就要去北京复查一次，看眼睛视力是否还会保住。
有一次我独自去北京看病。因为眼睛只能看见那么一点点的光，只能摸索着走路，不是磕着，就是碰着，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
火车上很拥挤，我要去洗手间，正走着感觉踩到了一个人的脚，赶快说对不起，对方说你没长眼睛啊？
我的脸刷的一下红了，怯怯的说：“我长眼睛了，但我看不见。”
那人连忙向我道歉。
下车的时候，有几个热心人把我送到了住处。
但我还是没有勇气告诉他们，我是一个艾滋病病人。
我怕别人的疏远和歧视。
每次我都是偷偷的吃药，然后把药袋子用火烧掉，剩下的药就藏起来，有时藏在衣服里，有时藏在柜子里，怕被别人发现。
自己熟悉的环境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摸不着南北，经常打碎东西。
后来，最经常做的事就是坐在那儿，把所有的杯子都摆到桌子上，两只手乱拨，听着杯子的碰击声，心里便好受一些。
后来连路费也拿不起了，我也不再去北京看病了。
6
为了不影响平杉的幸福，我坚决要求离婚。
好说好劝，过了两年，他终于同意离婚了。
离婚后他还会常常打电话给我，说欠我太多。
我不想再影响他的幸福，就说，你还是把我忘了吧。他很激动，说，我怎么能忘了你哪？我想来看你。我连忙说，我马上就要去南宁，你还是不要来了。
我要一个人承担我自己的痛苦。
在我家乡，大家都对艾滋病非常恐惧，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又多了一层被歧视的痛苦。有一次，邻居带着小孙女在我家门前晒太阳，我去给她们搬凳子，结果吓得邻居立刻拉着小孙女走了。
我只是想换个环境生活。
我很想去西藏，一个人呆在洁白而安静的雪山。或者去内蒙古大草原，去很远很远的没有人烟的地方。
偶然的机会，有人介绍我来到了南宁一个感染者关怀小组。
小组的办公室在一个小区里，面积有130多平方米，有厨房和卫生间，有沙发、冰箱、电视、电话，非常宽敞。每个单间有三张双层床，供来省城求医的艾滋病病人免费住宿。
这里有好多热心的朋友，大家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每次出门都有人陪着。
我也开始慢慢参与到大家的工作中，我做的是接待艾滋病人，帮助他们摆脱抑郁，走出困境，唤起他们同疾病斗争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
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多了一份信心和勇气。没想到，在我不能写字看书，只能摸索着生活的时候，居然做了一份让我全情投入并感觉幸福的工作。
我想说的是，困难如我，坎坷似我，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不要灰心，我们还没有到终点，这只是又一个起点。只不过，在换乘到这个起点的过程，会常常令人感觉到迷茫和痛苦，而当你重新出发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这些经历的价值和意义，——它们给了你所希望的从容、坚定甚至伟大。
口述：肖芳；编辑：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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