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跟汪曾祺谁更厉害？

我喜欢搜集各种句子，感觉就像是孩子在海边捡贝壳，很快乐。这些贝壳最终可能会被丢弃，但是那份快乐，却被保留下来了。它像是海边上的一串小脚印，轻盈地落在沙滩上。

我喜欢沈从文，也因此爱屋及乌，喜欢上汪曾祺。汪曾祺的句子特别值得一捡，尤其是很多关于写作的句子，很抓人。汪曾祺的句子不是那种抓心挠肝地抓你，它是不经意的，你不一小心，这个句子就挠你一下，再挠你一下，有时候本来已经忘了这个句子了，几天过去之后，这个句子又悠悠地在你脑子里醒转过来，并且原本的一句只剩下半句醒过来，它勾着你不得不赶紧去查一下，另外半句是怎么说的。这才是魅力。句子如同女性，能做到到这样魅力的，真真是极少的。

比如汪曾祺说到老师对他文字的批评，又形象，又有趣，让你忍不住莞尔。

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这师徒俩的对话就很有意思，把汪曾祺写作初期热衷于炫技的毛病用一句极土的话表达出来了。这也可见写作是需要有人指导的，有个内行的给你挑挑毛病，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靠自己的话，猴年马月才能发现自己写作上的毛病。所以我羡慕汪曾祺有个这样的师父，我自己写作的路上都是自己在摸索，没人教，没有正规的培训，必然有很多野球场上带出来的毛病，一上正儿八经的场子就怂。所以最近也在下意识地去读一下大家们对于写作的很多肺腑之言，比如汪曾祺这句，也深得我心：

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汪曾祺的文字，妙在传神和写意。比如他对语言的比喻，“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原本是描写抽象的概念，却被一个比喻给写活了。这样的写法，是已经在下意识地剥离技巧之后的圆润流畅，已经不拘泥于某个范式某个风格，足以开宗立派了。

沈从文文字的源泉是一条河，他的文字里永远都是水气氤氲，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和哀伤。而汪曾祺的文字也是一样，“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只不过汪曾祺的文字固然水气氤氲，但大都透着明丽，鲜有哀婉。这点微妙地体现出两个人的出生环境和性格的不一样。沈从文敏感多情，汪曾祺乐天知命。沈从文多靠灵感天赋写作，所以年轻的时候写出来的文字就灵力十足，到了晚年，反而在身心的双重打击下很难找到年轻时的状态。但汪曾祺年轻时的文字浮华气息较多，后期一直在反复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老而弥坚，这个在他的一篇小说《异秉》上体现得特别明显。这个小说48年写的时候汪曾祺还年轻，所以嘲讽戏谑，而到了80年再改的一版，却充满了悲悯，这种态度的变化，作者都是手握如椽大笔兀然静坐，只是对人物些微的改变，而台下观众的情绪已然跟着大不一样，这个是真正的老练。人超越别人不难，形成自己风格也不难，但是要在自己的高峰上再次超越自己，并且做到像水一样随物赋形，其实最不容易。

所以写作永远都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的一个过程，与自己斗，固然更难，但也更加其乐无穷。这个时候，别人说你什么你就已经可以微微一笑了，就跟周伯通一样，他的心思都在琢磨着怎么让自己的左手打败右手，这就是境界了。学海无涯啊，不敢懈怠，不敢心生倨傲，自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