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创业的朋友，曾忧心忡忡地说：“公司太大了，快要到五百人，这可怎么得了。大多数同事我已经不认识，人浮于事的现象开始出现，很多不该犯的低级错误层出不穷。我很担心，这家公司会丧失创业的锐气，变成一家我不喜欢的公司。”
这是创业者中，非常普遍的心态。
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们看到那么多大组织，不论管理得多好，普遍的规律是：组织越大，效率就越差。这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事，为什么呢？
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科层制——也就是组织划分成了层级的结果。
层级一多，信息传递的速度就慢。比如一家跨国公司，总部在纽约，亚太部在新加坡，中国总部在上海。那北京分部想要做一件事，把方案拟好之后，一级级报告打上去，要经过冗长的程序。要等好久，批复结果才能下来，你说还能有竞争力吗？
有一个内容公司很早之前遇到过这种事。和一个跨国公司合作，他们在文案上错了一个字，居然用五天时间才改了过来。
其实更要命的还不是效率问题，而是科层制带来的目标扭曲。你想，一个组织都会有自己的目标，但是只要划分成层级，就必须把大目标分解成各个层级去做的小目标。
可是，小目标加起来，并不一定就是大目标，甚至还会和大目标冲突。
比如，公司要的大目标是又快又好的发展，但是分解给各个部门的小目标，也就是KPI，只能是销售数字之类的东西。这就难免出现寅吃卯粮、恶性竞争、透支未来，甚至是弄虚作假等等情况。
吴伯凡老师在「得到」App的订阅专栏《伯凡·日知录》里，讲过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人向老天爷许了一个愿，今年一定要挣到100万，求老天爷保佑。有一天，他父母去国外旅游，他突然看到一个新闻，说飞往某地的航班失事，把他吓坏了。尽管他知道，那未必是他父母乘坐的航班。因为更吓人的是，如果他父母乘坐的飞机一旦失事，他可以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正好就是100万。
这个人当时就觉得特别恐怖，如果老天爷真的用这种方式完成了KPI，让他许的愿梦想成真，他等于是拿父母的命换了100万。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他父母安然无恙，不过给了他一个教训，许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美国人有一句谚语——许愿要谨慎，当心它实现。
平时一家公司在搞KPI，在把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的时候，其实就是许了一个愿。如果这些小目标真的实现了，没准合起来反而是一个大灾难。有个词叫“合成谬误”，就是这个意思。
问题来了，组织一大，科层制不能不要；而有了科层制，效率又会下降，怎么办？
其实，现代企业的科层制问题，中国的政府组织早就遇到了。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复杂性上，中国历来的政府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层制组织。在历史上，什么科举制、流官制、监察制等等，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而当代中国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更成功一些。总体上讲，一方面，中国保持了中央高度的控制力和全国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很有活力。经济学家张五常不就说嘛：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核心原因。
这其中的经验是什么呢？
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随时用非常规的任务、事件，来打破专业分工，打破大组织的运行节奏。
在常规的行政运行中，科层制会把所有问题都转换为科层问题，也就是变成起草文件、传递文件、逐级请示批示、制定编制预算等等。这方面一个经典的笑话就是——
有人问，精简机构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答案是，新成立一个精简机构办公室。
这么做的好处是，一切都有了规矩。但坏处是，时间一长，科层制会被自身的逻辑困住，渐渐丧失活力，导致整个机构的行动能力下降。
但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实际运行，往往不是这样。比如，前些年很多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不管你是园林局的，还是计生办的，不管你原来的分工是什么，每一个层级，甚至每一个公务员，身上都背有招商引资的任务。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胡来吗？不是。这种打破专业分工，为全体组织树立一个天字号的首要目标，这是地方政府活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比如2010年，为了争取富士康工厂落户郑州，河南省、郑州市是倾尽全力，那简直就是一场“招商引资运动”。当时的省主要领导直接推动，郑州市长领衔项目领导小组，各个局、办、区、县一把手亲自抓，只要涉及到引进富士康项目，到处亮绿灯。
富士康来郑州办事，是由地方官员提供贴身服务的。比如，进出口企业办理海关注册登记证书，从富士康的工作人员走进海关的那一刻算起，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拿到了证书。在厂房施工时，都是三班倒，24小时不停。为了鼓励加快进度，项目建设指挥部还开展了竞赛活动，对一等奖的获奖单位奖励15万元，二等奖奖励10万元，等等。
当时有一位河南官员就说，“富士康的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招商，而是政治责任。”这样的话，在政府系统内经常能听到。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什么意思？
就是说，要打破原来的条条框框，这个任务是压倒性的，原来的分工、边界、规矩，都要为这个目标让路。
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有的地方政府在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甚至要求所有干部放下工作、上街扫地。在一个阶段内，打破固有的官员分工，围绕目标，各人按照临时确定的任务全力以赴。概括来说就是：反制度、反常规、反专业。
这和科层制那种制度化、常规化、专业化的特性，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科层制的一剂解毒剂。
这一招，在公司里也经常用。
比如，我们公司CEO脱不花就经常讲，一个公司保持活力的最好方法，就是阶段性地集中力量打硬仗。什么是硬仗呢？就像我们公司每年办的跨年演讲，原来的分工就一定要被打破。不管你是一个内容编辑，还是一个程序员，在跨年演讲这个核心任务中，可能要临时承担用户服务、现场验票、维持秩序、发放物料等等工作。
一场硬仗打下来，原来不熟的人也熟了，分工的界限打破了，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折腾，但却能起到恢复机构活力、遏止官僚主义的作用。
今年我在湖畔大学上课的时候，马云就说过一句话：“公司有两个时候要学会折腾，一个是好的时候，一个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比如，阿里巴巴有一段时间发展特别顺利。他们就让各大部门的领导人轮岗，原来管这个的去管那个。你说我干得好好的，这是干啥？对，干得好好的，才要把你调走呢。这可不就是折腾嘛。
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任何大组织，永远要面对一个两难问题：既要保持科层制，又要遏制科层制。既要向分工合作要效率，又要不断地打破原有分工，防止组织的僵化。
有一些当年的江湖黑话甚至流传到今天，比如把警察称为“条子”，艺人去各地演出被称为“走穴”等等。
可是有一点你可能没想到，就是说相声的也有一套外人听不懂的行话，被称为“春典”。这就奇怪了，小偷强盗说黑话，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防止暴露。说相声的，为什么也要说黑话，怎么也要掩人耳目呢？
其实，恰恰是因为说相声要当众表演，春典才格外有用。当着众多观众的面，有一些话不方便说，只能用别人不懂的春典说。比如，后面的演员迟到了，相声班子里管事儿的人就会冲台上的演员喊“嗨着点儿使啊”或者“马后”，意思是让他多表演一会儿，拖会儿时间。如果要提前结束呢，就喊“撅着点儿”或“马前”。
不过，除了这种当众掩人耳目的作用以外，春典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先来说个故事，相声大师马三立的故事。
话说马三立年轻时，在天津南市说相声。南市当时有个臭名昭著的大流氓，名叫袁文会（解放后被政府枪毙了）。他要求所有南市卖艺的都加入青帮，拜他为师，按月给他交钱。马三立不愿意加入青帮，更不愿意给他交钱，但这样一来，在天津就待不下去了。马三立决定，去山东济南“跑码头”。
一路卖艺到济南以后，已经身无分文，马三立赶紧打听哪儿是能卖艺挣钱的热闹地方。当时济南有个南岗子市场，是类似北京天桥的地方。马三立到了南岗子市场一看，还真热闹，是个卖艺的好地方，可是市场各处都被占满了，马三立这个外来户根本没有地方说相声啊。
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变戏法的，围着看的人还挺多。过去，说相声和变戏法的经常在一起演出，也算是同行。马三立站着看了一会儿，等到变戏法的演完并且收完钱以后，上前说：“辛苦辛苦！我是从天津来的，是圌（chui，第二声）春的，这几天念啃。您能否赏个穴？”
你看，这都是春典，行话。什么意思呢？
解释一下：“圌春”是“说相声”，“念”是“没有”，“啃”是“吃饭”，“穴”是“演出的地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从天津来，是说相声的，这几天没钱赚吃不上饭了。您能不能让我在您这儿借个地方，演出挣点儿钱？
变戏法的人一听是同行，立刻满口应允，把场子让出来，并且帮着向观众吆喝，招揽生意。马三立说了几段相声，观众反响不错，总算把这天的饭钱挣出来了。
这时天也黑了，马三立就把收入的三成交给变戏法的，算是场租钱。变戏法的热情邀请他明天再来，还介绍了很多当地市场的情况，比如这个场子上午挣不到钱，挣钱就靠下午半天等等。
这以后，马三立连着十多天就在这个场子和变戏法的一起演出，算是在济南立住了脚。
显然，在艺人中间存在一个跨地区的互帮互助的网络。某艺人来到陌生地方，仅凭同行的身份就可以得到当地艺人的帮助：包括找到卖艺的场所、分享市场信息、临时救济、现金资助、生活上的照料等等。同行遇到难处了嘛，尽量要帮一把。
问题在于，怎么知道你是同行呢？过去的艺人，又没有工作证、介绍信，也不可能打电话电报核实身份，靠的就是春典。
只有正式拜师长期学艺的艺人，才能从师父那里学会春典。会说春典，就是艺人身份的证明。如果把全国艺人的这个互帮互助网看作社会保障，春典就是社保缴费证明，凭此证明才能享受社保待遇。
因此，把春典传授给圈外人，是非常犯忌讳的行为。春典只能传授给有明确师承关系的艺人，这一点非常严格。
艺人之间互帮互助的责任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往往比明文规定还要严格。如果某人对其他艺人吝啬，不肯帮忙，消息很快就会在圈内传开。这人名声就臭了，以后就不好混了，不但师父师兄等人会出面责罚，更重要的是，他再遇到困难，别人也不会帮忙——相当于社保被取消了。
你看，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是政府发明的，也不是必须依靠政府才能运转的。在现代官办社保制度出现以前，社会各界其实已经演化发展出种种相当于社保的互助体系。
事实上，考察历史上的民间社会，类似相声艺人的这种互帮互助网络并不罕见，只不过形式各种各样。比如分布在各地的寺庙，另一个作用其实是佛教界的“连锁酒店”：接待外地来此的游方和尚、居士等人。
你要是经常参观佛寺，你会发现中国寺庙的第一座大殿里面，往往是弥勒佛像。转过弥勒佛像身后，都有一个韦陀菩萨像，手里拿着一件兵器，叫韦陀杵。各位下次去寺庙的时候，可以留心看一下韦陀菩萨像手中的杵的情况，共分三种。
据说，这韦陀杵扛在肩上的，表明这是大的寺庙，可以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三天；韦陀杵平端在手中的，是中等规模寺庙，可以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一天；如果杵向下杵在地上，意思就是本寺太小，不提供食宿接待服务。
你看，不但是“连锁酒店”，还有统一的星级划分标准和识别标志。和相声艺人不同的是，和尚外观特殊，容易识别。要知道，任何社保体系都必须先设法解决身份识别问题。
其他诸如同乡会馆、商会、宗族祠堂等等，也都有为内部人提供保障，应对紧急情况的作用，当然，也各有各的身份识别办法。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在传统社会，没有商业保险，没有官办社保，不过大家还是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互帮互助。
我们再来看现代社会，保障水平当然要高得多，人类的整体安全感也提升了很多。但是，现代社会的保障其实也有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养懒汉，这个我们以前多次说过，就不展开了。
现代社会保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让人孤立而不是融合。
从我们今天说的相声界的春典现象来看，在传统社会中，你要想获得保障，首要条件是，你必须有一个办法亮明身份。背后的潜台词是，你必须深度地融入一个社群，获得一个身份，尊重一种规范。社会保障，不仅是一种道德需求，它还是社会自身发展的保证。
但是在现代社会保障中呢？只要一个人符合某个标准，比如收入低于多少，他就可以不必理解当地文化、不必尊重当地习俗、不必融入当地社会、不必遵守当地规范，也可以在那里活下去，而且活得很舒坦，活得理直气壮。
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和社会融合分离了。这样的现代社会保障，其实是值得我们这代人反思的。
参考资料：孙福海著《逗你没商量：相声界奇闻趣事》，百花文艺出版社；汪景寿、藤田香著《相声艺术论》，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