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近日里不少同学和朋友向我询问关于：1）,黄云声编造“巧取豪夺”的谎言问题；2），11月14日黄云声写的《会议纪要》；3）,11月21日云淡声远（黄云声）写的“关于《海棠春秋》的真相（以下称“真相”）”；4），11月25日以“《海棠春秋（暂定名）》编委会办公室”名义写的“关于《海棠春秋》（暂定名）书稿编辑工作的情况说明（以下称“说明”）”。我在11月28日的声明（二）中已经声明自即日起退出《海棠春秋》，本不打算再去申辩，但从11月9日黄云声的编造“巧取豪夺”的谎言后，一而再、再而三编造谎言，欺骗舆论，咄咄逼人，因此本人不得不就“巧取豪夺”及这三篇文章所提到的一些问题，以事实来澄清谎言。
一，关于第一本书《风雨海棠》：
黄云声在“真相”里称：“第一本书是邵其乐先生完成的。为什么邓先生要挤进去还要占先？”黄云声与第一本书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干，不知其看过《风雨海棠》一书没有，就如此信口雌黄！下面先看看第一本书的发起及编印过程：
1，自2015年底由我首先倡导，后由我和邵其乐共同发起并策划编印一本真实记录乐山文革、知青和围城武斗那段历史的资料，也就是只有我和邵其乐是发起人、策划者，2016年2月起我和邵其乐与其他多位乐山各学校老三届同学们一起共同进行稿件征集工作，并且自己带头写稿，许多重要事情都是由我和邵其乐共同商议沟通解决，我和邵其乐分别写稿为三篇、四篇，并共同一起参与收集稿件，既合作又有分工，我工作的重点是收集整理当年的历史老照片，邵其乐主要负责文字的编排工作。
2，本人提供了自己拍摄（部分为收集）的当年文革、武斗及知青的老照片及有关资料，包括章节题图和封底的乐山全景等《风雨海棠》中的数十张文革历史老照片。
3，在即将成书讨论付印之时，原本由所有编委每人出资2000元共同完成印书费用，后经本人与校友郭开铸电话联系后，郭一口应允印书费用由他全力资助。
4，，近一年半时间里我和邵其乐合作愉快，彼此都尊重对方的意见，有重要事情相互商量解决，各编委之间也和睦相处，本书的编辑部人员名单也是由邵其乐拟定。出样书时，由邵其乐约我开车去青果山平行印刷厂打印三本样书，除了我俩各一本，另一本由我寄给了海口的郭开铸（提供资金支持）。样书中，主编：邓洪秀，执行主编：邵其乐，副主编：郭开铸、马成芬。正式印刷书稿时改为，主编：邓洪秀、邵其乐，副主编：郭开铸、陈咏陶、马成芬。
第一本书印刷发行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已经得到乐山读者普遍的认可，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以看出黄云声所说“第一本书是邵其乐先生完成的。为什么邓先生要挤进去还要占先？”此言是何等荒唐！如此编造谎言的目的很明显，实际为第二本书排挤邓洪秀造舆论。
二，关于第二本书《海棠春秋》：
虽然第一本书取得较好的反响，但由于时间仓促，尚有许多重要事件未了解清楚，所以有必要在第一本书《风雨海棠》基础上继续收集资料，编印第二本书。在2017年5月14日召开的会议上，郭开铸当着林寿君、陈咏陶和我的面，请陈咏陶出来协助邓洪秀一同搞好第二本书的工作。这是第一本书的延续而不是另起炉灶重开张，这毕竟是本人倡导并与邵其乐一同发起的民间文史收集编印的活动，在本人未提出辞去主编外，任何人都无权否认这个事实。会后我就开始第二本书的相关工作：
1，经自己反复思考，我提出了第二本书的名称为《海棠春秋》，已为编委会各编委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两年多。
2，拟请马识途为我将要出版的《乐山记忆》、《峨眉山记忆》题写书名时，同时题写《海棠春秋》一书的书名。
3，为《海棠春秋》联系落实到中国图书出版社的书号（本人2011年所著的《邓洪秀黑白照片中的--乐山记忆》老照片图册由该出版社出版）。
4，为了弥补第一本书《风雨海棠》中的缺漏资料，我通过多层关系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说服早已“封笔”、下决心不再重提文革往事的原唐山铁道学院学生红卫兵王向军先生，终于提笔写下当年唐院来乐山参加文革串联的真实历史，弥补第一本书有关文革初期史料的缺漏。另外还动员了左平、罗加云、罗加莲兄妹及其他朋友的投稿。
5，在乐山围城武斗发生五十多年后，本人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找到当年来乐山制止武斗的解放军7794部队的六连连长陈国兴、五连指导员马绍全、尖刀班长肖洪泉等人，了解到1967年6月7794部队从夹江前往乐山执行制止武斗任务的艰难历程，很多情节闻所未闻令人意想不到。以《寻找新时期最可爱的人》为题，配上当时我拍摄他们来乐制止武斗的照片，也弥补了第一本书的空缺内容。
6，为了弥补乐山文革重要人物黄绍华资料的缺失，经编委会商议，由我联系高67级1班校友董孝珠，因当时董孝珠下乡时就和黄绍华在一个生产队，毗邻而居。虽然黄绍华已去世多年，但董孝珠兄弟董孝明一直与原生产队的村民保持着联系，我也曾陪他（她）们回原下乡地范山口做过穿越拍摄。近些年，范山口变化太大，原村民拆迁后居住各地，董孝明通过多方打听，才了解到黄绍华爱人李淑群（因黄绍华已病逝多年）的电话，并同意采访。2018年12月15日由我开车，接上董孝明、陈咏陶、黄云声、管建生前去棉竹范山口采访，促成有关黄绍华有关资料的完成。
7，《海棠春秋》预计分为三册，我已将我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拍摄的三张乐山老城区的大接片分别设计到三本书下端，从封面延伸到书脊再拉伸到封底，以特有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方式为本书增加一定的乐山地方文史价值。
8，我在编写《乐山记忆》穿越图文的过程中，收集到很多张（大部分为回收本人拍摄的）珍贵的老照片，为了增加《海棠春秋》一书的文史价值，我选出很多与本书相匹配的文革、知青及围城武斗相关的老照片，其中绝大部分为从未发表过（第一本书的老照片很多是已经发表或展览过的）。有些照片因冲印条件和保存不当，几近报废，经扫描后再在电脑上慢慢像画炭精画一样一点点还原，有时一张照片就得用上8至10个小时，远远超过我在第一本书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有编委看过这些老照片后感叹道：“就凭这些老照片就可为这本书增加很大的文史价值！”我不止一次要求陈咏陶将文章发给我，以便将这些老照片对照文章内容插进去，但陈咏陶始终不将文章发给我，只发文章标题（有陈咏陶与我的聊天记录为证），直到10月29日我再次催促陈咏陶将全书文章内容尽快发给我，但她仍然坚持不发，她为什么不让我看全书文章？这种做法正常吗？这样做有益于编辑工作吗？还让黄云声责问我“你看过哪些稿件？”
9，鉴于我以上的设想和安排，等《海棠春秋》编印成册出版发行后，我将分别向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捐赠（这些地方都曾接受我本人捐赠书籍及老照片等后颁给我《收藏证书》），以扩大《海棠春秋》的影响。我在5月8日编委会上讲出我的设想时，到会编委们都为此计划拍手叫好，黄云声却冷冷地说道：“我们不想出名。”
遗憾的是我为这第二本书所做的这些工作，被黄云声在“真相”中责问为“开了多少会？做了哪些事？你参加过几次？你看过哪些稿件？你和哪些作者沟通过？”不知黄云声有何资格如此再次发难？以上九条就是我对黄云声咄咄逼人的五问的回应。我做了自己想到的和能做的一些事情，只是没想过要去宣传和张扬，更没想着去争什么名利。
三，编造谎言，刻意挑起事端：
11月9日在乐山金海棠宾馆召开了有15人参加的编委会会议，
陈咏陶作了长时间的发言，中间陈咏陶授意黄云声插话，黄云声突然发难：“邵其乐讲第一本书是他做了大量工作，而被人巧取豪夺了。”意即被邓洪秀巧取豪夺了。一时无法证实黄云声所言真假的情况下，郭开铸接过话题，请黄云声尽快转达郭对邵其乐的歉意。7点半休会晚餐，席间郭开铸对我讲：“你和我作为这本书的总策划，你在前我在后，让陈咏陶当主编。其实总策划的层次比主编还要高一些。”本书增加总策划，且将我和郭开铸定为总策划，让陈咏陶顺理成章成了唯一主编。对这一突然变动的安排，当时我也未多想，同意了郭开铸的意见。不知这是郭的意见还是陈的事前筹划，按常理，如此重要的决定应该及时通气征求意见，而不是在会前临时告知。晚餐后继续开会，在会上郭开铸讲：“邓洪秀和我为本书的总策划，陈咏陶做主编。”
谁也想不到黄云声在会上所讲的所谓“巧取豪夺”竟然是编造出的谎言！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了，黄云声转达了郭对邵其乐的歉意了吗？倒是11月10日我问了邵其乐才知道这是黄云声编造出了弥天大谎！编造谎言必有其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一步步抹黑我，为陈咏陶成为“当之无愧的主编”铺平道路。只参加过第一次《风雨海棠》的会议，后因说风凉话而已不属编委的黄某，从未与邵其乐单独见过面也从未通过电话，只有陈咏陶和吴苏到邵其乐处，邀他被婉拒，黄云声却在编委会上编造出“巧取豪夺”的谎言，无端挑起了此次有关《海棠春秋》的内部矛盾。在邵其乐已于11月10日书面辟谣并准备用法律武器讨回公道后，黄云声竟还在11月21日的“真相”中妄称：“第一本书《海棠春秋》是邵其乐先生完成的，为什么邓先生要挤进去还要占先？”完全没有参加《风雨海棠》任何工作的黄云声有何资格在此说三道四？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谣生事？
金海棠那次会后，编委会办公室吴苏写了份会议纪要（之前的会议纪要多由吴苏编写），真实记录了会议内容，某人看了后认为不满意，不让发，而让黄云声重新写，黄在纪要中一方面说“陈咏陶是当之无愧的主编”，另一方面只字不提总策划一事。此会议纪要写成后吴苏就说，不要说邓洪秀，就是我也觉得这个纪要具有严重倾向性，肯定会在编委会内部造成很大矛盾。黄云声写的“会议纪要”所写“陈咏陶是当之无愧的主编”引起参加会议的很多人质疑，明明郭开铸说：“邓洪秀和我为总策划，陈咏陶为主编”，怎么成了“当之无愧”了？且纪要绝口不谈邓洪秀、郭开铸做为总策划的内容，纪要为什么会删掉总策划人员的内容，剩下的就只有陈咏陶是主编的内容了。这个纪要为什么不如实记录会议决定，而是进行人为的修改，最终的意图不是很清楚了吗？这次参加会议的有15个人，黄云声都可以随意篡改会议内容，可以编造出令人肉麻的“当之无愧的”吹捧话语，也可闭口不谈“总策划”的重要内容，可以想象黄云声后来写的“真相”和“说明”还有那句是真话？！
四，挖空心思设陷阱：
正当编委会大家都在精心投入收编工作的时候，有人为了达到自己个人目的，却在挖空心思设下陷阱，等着“猎物”一步步上套，“猎物”一旦上套，立刻就将其“一剑封喉置之于死地”。
1，
《海棠春秋》只是《风雨海棠》的续集，我是这个民间文革历史收集整编项目的倡导者、与邵其乐为共同发起人和策划人。至于邵其乐为何不愿再参与第二本书的工作，绝不是如黄云声所说由什么“巧取豪夺”原因，否则邵其乐绝不会写出书面材料要对造谣者诉诸法律讨回公道了。至于不参加的缘由可以直接询问邵其乐就知道内情了。我可以毫不回避的说，在我本人未提出辞去主编之前，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我作为主编的资格。但陈咏陶从2018年10月起就曾三次巧妙的在编委会上说：“...我不当这个主编了！”表面推辞，实际上就将自己安排为唯一主编的位置，完全排斥还有其他人并列主编的意图，也就完全违背《海棠春秋》作为《风雨海棠》续集的初衷，企图在第二本书还未编印成功时就为自己树为唯一主编造成“既成事实”，待我一旦提出主编应是两个人则就反被她说成是“争主编位置了”！后来事态的最终结果也证实了当初我的感觉不是空穴来风。我曾坦诚的对她说，她三次提出“我不当这个主编了”意思表达不妥，似乎就只她一人是主编，而这本书是第一本书的续集，应该还是两人为主编，陈说我也没有说就我一个人是主编呀。7月1日下午，陈咏陶给林寿君打电话谈及此事时，陈咏陶还说没有说过只有她一个人是主编，林寿君说，你和邓洪秀沟通过就好了，还是与第一本书一样两个主编好，邓洪秀也从没说过就他一个人是主编。
2，今年
7月1日，我应陈咏陶之约去她家，与之交谈有关《海棠春秋》的工作意见，我再次强调这本书主题应以真实记录文革的历史为主线，不能太偏题，像黄云声写的“初恋情人”的文章《桃子》可以在其他文学刊物上去发表，不宜收录在本书中，并向陈咏陶转达高级中学林寿君的意见，他们高级中学也有一篇类似的写“初恋情人”的文章，文笔也不错，如只刊登黄云声而不刊登高级中学的似有偏颇。所以最好不刊登黄云声这篇题为《桃子》内容为“初恋情人”的文章。谁知陈咏陶听后竟对我大发雷霆：“我是主编，我有权决定刊登谁的文章。”（难道我不是主编，不能对文章的取舍发表一点意见？）原本我与黄云声并无任何矛盾，考虑到黄云声有病在身，之前编委会开会及去棉竹采访黄绍华妻李淑群时都是由我开车专门绕道去黄云声住处接、送他。谁知我和陈咏陶之间的工作交流谈话，引发黄云声对我的不满，以至于后来在11月9日编委会上，陈咏陶在发言中间授意黄云声插话，让黄云声编造谎言挑起事端，发泄对我的不满。后来黄云声又在11月14日的“会议纪要”、11月21日的“真相”中、11月25日的“说明”中继续对我进行无端诽谤攻击，不断将《海棠春秋》编委会内部分歧和矛盾扩大，将好端端的一个民间文史收集活动成为陈咏陶抹黑排挤他人、追逐名利的场所。为了澄清一些问题，不得已我只好将陈咏陶（闲情偶寄）与我的微信聊天记录原文公布于编委会群里，让大家了解黄云声写的所谓“真相”背后的真正的真相。
本来转发“聊天记录”的目的只是想让大家了解和还原真相。谁知“聊天记录”一发出，陈咏陶看到揭了老底，竟然恼羞成怒：“作为编委会这个群，是为编书而存在，不是自由市场、更不是寻衅闹事的场所，请留点读书人的底线。”也就是在这个群里只能有陈咏陶、黄云声编造谎言、设陷阱加害于人的自由，而没有受害人用事实道出真相、揭穿阴谋的权利，这叫什么逻辑？！
近期网上有这样一句话：没有人希望天下大乱，谁都知道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但这种稳定必须是基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得到普遍的尊重和约守，而不是你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还要我们保持沉默！
3，黄云声写的“说明”第六点讲：“从2019年5月起，邓洪秀就通过微信、电话和直接面谈等方式，多次催促陈咏陶‘排序定位编委会人员名单’陈咏陶一再表示，正值努力工作之要紧阶段，排序之事应根据不同的出力情况后妥善处理，万不能因一时疏忽而造成对有功人员的伤害。”事实是我从未催促过陈咏陶确定名单，而是陈咏陶在微信中主动征求我的意见，9月6日，陈咏陶给我的微信留言催我：“洪秀：关于海棠一书的编辑，和相关人员的列名排定，请把你的意见告知。”当天，我在微信上根据第一本书的延续起草了《海棠春秋》编撰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单独发给陈咏陶，后来还将第一本书的样书及正式书上编辑部名单也发给她作参考。这本来是个人之间正常的工作交流，也是你陈咏陶请我写出来的，你陈咏陶有不同的意见完全可以说出来大家进行坦诚的交流商议嘛！然而，我和陈咏陶的工作交流谈话，很快陈咏陶就转告给黄云声，引发黄云声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渲染道：“...编委会内部的部分成员得知这一情况后，引起强烈反响...”请问陈咏陶：我说的哪句话，做了哪件事伤害了你？这明明是我倡导和发起的民间项目，最初只是请你来协助完成第二本书的工作，为什么你和黄云声要合伙如此一再编造谎言，一步步合谋将我推下你们所设的陷阱之中？还要落井下石！
4，“说明”中说“编辑部自2017年5月至2019年10月，就开会研究工作27次。其间，邓洪秀因家中有事，个人影像收集编辑和一年多来的个人维权诉讼等问题困扰，一共参加工作会议6次。”我也有日记证明，两年多来除了只有一次通知开会时我在成都未能参加并请假外，凡是通知过我开会的我都到了会，每次都开车去附近莱茵水岸接送林寿君一同去参会，很多次会上发现有偏离我们出书思路的情况，我都会及时指出。也就是说开了这么多次会陈咏陶，大部分会议都有意不通知我，最后还将开会的次数作为抹黑我的“证据”，可见其
良苦用心！也就是说2017年5月让陈协助做好第二本书的工作开始，就已经开始处心积虑的准备抹黑我的图谋了。
如果像黄云声在“
说明”中对我来五个责问，我也来问问陈咏陶：“你知道这本书是谁倡导发起的吗？第一本书的主编是谁？这第二本书是《风雨海棠》的延续，你知道吗？你拍过几张乐山文革、知青、武斗的老照片？你收集过多少相关老照片?你扫描过几张老照片？你又修整处理过几张？”陈咏陶又将如何回答？！大家都是在各自默默的做好自己的工作，为什么有人总是将心思放在给人家“下套”上？陈咏陶所做的工作我从来就没有否认过，也是将其作为主编之一，为何陈咏陶就如此偏激的想做“当之无愧的主编”，还只能做唯一的主编，不惜几十年的校友之情，下狠心抹黑校友、将本书的发起人排挤出《海棠春秋》？
5，黄云声在“说明”中声称：“无论是川内、川外，还是北上、南下，从陈咏陶到编辑部任何人都是自己解决，没有报销分文费用...”而陈咏陶自己在“聊天记录”上说北上、南下的费用是在乐山一中全部报销的，黄云声和陈咏陶谁讲的是真话？谁讲的是假话？一唱一和，到底还有哪句是真话？
就这样，一个想当上“当之无愧的主编”，一个想自己的“初恋情人”文章能堂而皇之登上《海棠春秋》的大雅之堂，根本不考虑可能会给这本书带来什么社会影响；一个提供“炮弹”，一个甘当“炮手”，不惜同室操戈，设下陷阱来诬陷校友。现在，我已声明退出《海棠春秋》编委会了，再也不替人背“追名逐利”这个黑锅了！
五，结束语：
无论是第一本书《风雨海棠》，还是续集的《海棠春秋》，我们的初衷与目的是要真实记录下文革那段荒唐的历史，使文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而近来围绕《海棠春秋》发生的有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通过编造谎言、埋设陷阱，将干扰《海棠春秋》编辑工作的罪名转嫁到发起人头上！手段之狠毒想起来都令人背心发凉！最后迫使本书的倡导者、发起人不得不宣布退出本书编委会。这岂止是巧取豪夺，已然变成了赤裸裸的强取豪夺！
乌云终究遮不住阳光，谎言终究也掩盖不了真相，虽然有不明真相的人曾一度相信过黄云声写的“纪要”、“说明”、“真相”中的谎言，但一旦从“聊天记录”中了解一些事实真相后，纷纷给我打电话、发微信或留言：“此人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人抱成团来黑你，你千万要多加小心”、“我保持沉默就是对你的支持”、“我早就知道这些人善搞小动作，所以我不愿参加进编委”、“你没有必要再趟这凼浑水了，我们很喜欢看你写的《乐山记忆》穿越图文，你就专心搞你自己的东西，这是任何人也不可能夺得走的”、“你自己都已出版了两本书，何在乎这本民间的书，要学会放弃”、“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是你最先发起的，怎么还成了你在‘争名夺利’了，这些人也太黑了嘛”、“你应该将事情的真相写出来告诉大家，也应该告诉出资人郭开铸，否则郭开铸只能听到陈咏陶一边的被歪曲了的事实，而可能造成误判！”在很多同学、朋友的鼓励下，我终于写出了这份声明（三）。
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如果以上本人所说的有误，请不吝指教！如确系本人过错，经查实，本人一定更正。最后衷心感谢在《风雨海棠》和《海棠春秋》工作中给予过支持的同学、朋友、作者、读者！
特此声明。
邓洪秀 2019.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