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世纪唐代后期到宋帝国早期，北方士族靠着谱牒的政治优势而形成的“旧世界”，在延续了几百年后最终在880年至960年的混乱和内战中消失了，随着士族的衰亡，他们那套治国之道也渐被忘却和遗落了。
一个新阶级——士大夫阶级——出现了。受儒家影响，通过科举考试，做好准备，决心承担起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朝代像宋朝那样愿意去重塑和改革整个社会。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把宋代称作开启现代性曙光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从前的朝代的统治依靠世家大族、贵族官僚、儒士和军队，只有在宋代，思考和写作、政府和行政行为都降格为一种共有的特性，这是包弼德在把儒家术语“斯文”翻译为“我们的这种文化”时总结出来的。在宋代，认同自己为汉人后代的人们当中，一种新的自尊和自觉形成了。宋代形成的这套社会制度，成为20世纪中国和西方人所说的“传统中国”的典范。
为了应付边境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的军事挑战，宋朝皇帝和这些民族签订了合约。
为了市民社会，宋朝皇帝对经济、赋税和财政进行了改革。
两宋时期更为开放的城市设计导致了全天候的生活方式的出现。
接受正统教育成为获取拥有影响力、特权、财富、权利以及名望的职业的关键。
宋代是一个多阶层的社会：最底层是贫穷的、毫无权势的，每天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们；最上层享受着无尽的荣华富贵，宽大的房屋里面住着家人和奴仆，人数超过百人；两个阶层中间是低级官吏、商人和自耕农。
宋朝领土最多时是260万平方公里。在宋朝319年的统治中，之前和其后没有一个“中国”像它这样，这个时期的中国被分为不同的国家、民族（每个国家的人民有各自的种族和文化认同，也哟自己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它们中也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国独大的。
对儒家来说，一个人在文化上被同化的程度决定了他是被看作中国人还是蛮夷。儒家学说在原则上对战争是谴责的，和平之路北视为王道战争被认为是霸道。
就繁荣程度而言，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
赵匡胤因兵变而称帝，自他进入军队起，他就明白能够号令一方的将领对新王朝所构成的威胁是多么大，但同时他也知道在实现统一之前必须依靠这些军队。通过巩固文官体制，强化文官对军权的制约。通过杯酒释兵权，他委婉而巧妙地建议将领们应该放弃兵权，远离皇都，改任地方文官，作为补偿，朝廷将赏赐给他们宅邸和大片的田产，足可以供他们安享余生。
欧阳修《为君难论》：呜呼！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也。
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中国没有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天主教教会、贵族、商人行会等制度化的组织。而欧洲这些组织可以维持城市的运转，平衡国王的权利。
政府三大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位于皇宫禁地，在决策中有极大的权利。1129年，中书省和门下省合并成一个省。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印刷和政治】
中国印刷和书籍出版史上，10世纪具有重要的地位。
宋太宗及其继任者真宗和仁宗，主持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出版工程，这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正史中的“二十一史”。宋太宗的典籍编撰出版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为这位背负“篡位”之名的皇帝积德。
【文治】
真宗努力按父亲传下来的文治之道施政，他是个近乎理想的儒家统治者。
经历二十五年的战争之后，由于担心战争的扩大，宋辽两国的皇帝最终在1005年1月19至25日统一签署两则盟约，1月28日互换文书。誓盟在开封以北的一个小城澶渊签署，史称“澶渊之盟”。此后宋辽两国两百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争，礼尚往来，通使殷勤。
宰相寇准和真宗宣布与辽的和约是一次伟大的外交胜利。
寇准在澶渊之盟签订一年后的1006年失势下台，真宗的统治也开始衰落。
【从改革到衰落】
“改革”是理解11世纪宋代政治的关键词。
改革都是从财政危机开始的。在11世纪30年代，由于过去十多年间对财政问题的疏忽和管理得不到位，国家的军费日益增长，导致了财政危机，因此必须要进行新的改革。
【早期范仲淹的小规模改革】
保守派，宰相司马光，他的信条是：天子之职莫大于礼。
和保守派相反的是抱有现实主义态度的高官。他们大多出身寒微，关注大众利益和百姓疾苦。
天赋甚高、好危言直谏的范仲淹性格的个人缺点是众所周知的，容易被他的反对者利用。范仲淹顽固，自以为是，并且辱骂同僚，在某些情况下没有人——甚至包括皇帝——能逃脱被他批评。
【王安石的大规模改革】
范仲淹进行的是局部性改革，保守派官员司马光和苏轼认为只要复兴儒家理念就可以让社会发生必要的变化。
但在11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了三个派别，以王安石为主，要求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包括对科举考试进行全面改革。
仁宗的仁政出自五种传统美德：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
王安石的改革分为三大类别：经济改革、军事改革和教育改革。他的经济改革的扶持处于社会金字塔底端的农民、商人和工匠。王安石确信，只有当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福祉得到保障、整个社会繁荣时，整个国家才能强盛。
王安石的第一项经济改革措施是解决农民的资金短缺问题。1069年的“青苗法”，之后对科举改革，以律令研究取代诗、赋、论，之后又增加了时务策的考试。1071年王安石继续施行“保甲法”和“募役法”。
【南宋】
北宋灭亡前的几个世纪，中国人口就已经向南迁移了，但这是中国北方气候变化和土地所有权变迁所导致的结果。
公元5年西汉末年，东南地区的户数只占全国总户数的10%，但到了740年唐朝的时候，大约有40%的人口居住在淮河以南。
【大齐国】为了重建北方的经济并保障军队的给养，1129年秋，金人建立了汉人刘豫为名义统治的大齐国。这个定都开封的政权被当作宋金之间的缓冲区。一直延续到1137年（大齐国8年时间）。
【蒙古的崛起】蒙古人是生活于克鲁论河和鄂嫩河附近草原的游牧民族。（今蒙古国内，贝加尔湖以南几百公里处），以放牧羊、牛和马为生。
但在12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第三小冰河期导致了年平均气温的下降。恶劣的气候条件迫使蒙古部落离开他们自己的领地去寻找更好的草地。
铁木真，成吉思汗，意为“坚固”、“强大”或“像海洋般浩瀚”的征服者。
铁木真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种族、文化和语言上都统一的蒙古部落同盟，他必须击败所有的竞争对手，同时需要证明他能保障各部落的利益和福祉。
在成吉思汗掌权后，蒙古人的生活不再依靠传统的游牧，而是逐渐靠从战争中获取的战利品。他认为忠诚和报复是人类关系的基础。值得信任的部落成员会得到慷慨的奖赏而不忠者将会受到残酷的惩罚。只要蒙古的军事机器继续向其邻近民族发起进攻并获得战利品，这套统治制度就能正常运转。因此战争、征服以及对战争的渴望成了他们的最终目标。
蒙古四大汗国：位于南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曾是花刺子模国）、西亚汗国（后称波斯伊利汗国）、以及蒙古汗国组成。
在过去的历史中，宋朝人对外族入侵有着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与入侵的异族建立外交关系以换取时间，等待其他强大的外族军事力量击败原先的入侵者。
南宋宰相贾似道，于1263年施行“公田法”，这是对私人财富进行再分配以增加政府岁入的计划。该计划规定，国家将从拥有500亩以上田地的私人手中购买农地，并将这些农地转为公田，重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这种对私人土地的购买近似征收，官员们也将根据其官阶大小按比例分的土地。
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就巩固国家财政、稳定纸币价值、限制大地主拥有土地的面积、限制大地产者的经济实力、应对日益泛滥的逃税行为等问题，贾似道的改革最为激进，也最为破釜沉舟。
但1268年，蒙古人再次猛攻南宋，身居宰相之位的贾似道也算他的不幸。假如他早些时候死去，中国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他可是与王安石媲美的杰出改革家。
【儒释道三教】
在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下，宋代的儒学思想家们开始重新认识、重新理解中国古典思想，并创造出后来被称作“道学”的哲学体系。西方通常称为“新儒家（学）”，其基本目的旨在建立一套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振兴儒学】
宋朝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
中国的伦理道德思想得以发展成为一套成熟的哲学体系，在帝制彻底寿终正寝前，这套价值体系作为一套杰出的意识形态理论，一直支配着中国精英的行为方式，调节着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
学者们在重新思考的过程中，挖掘出了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这与人们从前对儒家交易的理解截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学的产生代表了儒学的复兴和再生。
哲学家韩愈是所谓传承道统的第一人。韩愈身上的新儒学标记是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其目的是恢复已失传的古代道德价值。
新儒学的一些学派把注意力放到将儒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社会改良和国家治理上；而另一些学者则寻求对人性的定义，并以此解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11世纪，有五位先驱人物为儒家哲学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他们是：邵雍、周敦颐、张载及程颐、程颢兄弟。这些人都是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或文学家。
邵雍，自称安乐先生，他沉迷于《易经》的命理之学，认为“道”是天地的根本，而天地是万物之根，“道”不仅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人本性中的善，这种善可在人的行为中得以体现。其与老子的道家学说更为接近。
周敦颐，其著作《太极图说》对世界的起源进行了图画式的解说。对周敦颐而言，“诚”是万物本性，其内在之理是德性之源。他严格奉行儒家伦理道德，因此后世将他奉为宋代五位最重要的儒学思想家之一。
张载，与上述两位同时代人，也从《易经》中获得思想启发。在张载的哲学体系中，天之气与地之气永无穷尽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世间万物。“气”能够可见依赖于其表现状态，气聚则有形可见而形成万物，气散则无形可见而化为太虚。万物从本质上来说是由气所构成，因此万物也是普遍之理的组成部分。
程氏兄弟，是张载的表侄，周敦颐的弟子，邵雍的朋友。哥哥程颢仕途更为成功，弟弟程颐作为思想家在思想上创建更多。程颢提倡“心学”，他是12世纪陆九渊所创建的心学流派学说的先驱。程颐属于理学流派，朱熹在他的哲学基础上，对儒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释。程颐是第一个以“理”为概念建立思想体系的人，后人也将之称为“天理”。程颐把理构想为所有真理和价值的基础，理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集体概念，与物质性的“气”或物质具有同等地位。他所思考的理，是万物所固有的，并通过时间和空间永恒地存在着。理是普遍性的，并形成了万事万物的范例。用程颐的话来说，就是“理一分殊”“万理归于一理”。为了获取知识，人就必须理解事物中的理（格物），并通过格物来认识自己。只有以格物为标准，并实践了一定时间后，人才有可能对“诚”有真正的理解，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的知、情、意、信、行才能得以统一。
【系统化儒学的创建者朱熹】
很多史学家认为，宋代哲学家朱熹，成就在孔子之上。他也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官方正式承认的圣贤。
朱熹对儒学的三个新概念有一定的了解：万事万物的原则，即理；对事物或事物内在之理的理解，即格物；对诚信的执着和践行，即诚。
《近思录》完成于1176年，这是那个时代第一部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组织严密，论述严谨。他这样来建构其学说：把万物的基本之理放在首要位置。理是万物之源，控制着五行和阴阳。没有理，物体就不存在。万物在宇宙中生成，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都具有理，但理是无形无影的。它类似于一种自然法则。因此它是不变的，且只存在于形上世界之中。
但还有一个有形的具象世界，这个世界依赖于物质产生之源的“气”而存在。“气”使“理”物质化和具体化。这意味着理和气是相辅相成、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人或物在产生的那一刻就获得了理，如此他们就具有了其本性。同时他们获得了气，因此有了其形。
【教育与科举考试】
当宋朝于960年建立的时候，门阀士族把持权利的时代早已结束，取代他们在政府和管理部门中职位的官员，不再源于与生俱来的世袭特权阶层。
现在这些官员成了身份集团，而不再是世袭集团。
因此宋代变成了一个文官家族统治的时代，这些家族以教育和科举为基础形成了官僚世家，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保持他们的持久影响力。
7世纪时唐朝的皇帝首先提升了科举制度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抑制军事贵族的政治权力。然而90%的唐代官员并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的，而是通过成熟完善的察举制来获得官位的。
宋代，一级考试是州试（获取举人），由地方官在初秋主持进行。通过这个考试的应试者将获得在地方州县学和私塾担任教师的资格，可以担任谷仓、庙宇的管理者，或者做地方官的僚佐。州试的通过者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
更高一级的考试——省试（获取进士）。
皇帝亲自主持最后一场考试被称为殿试。
北宋时，科举功名出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数的40%，而在唐朝这个比例只有15%。晚唐时期，69%的高官要么出身世家大族，要么出身官宦世家，而在北宋时，这个数字只有19%。
但我们必须明白，从根本上来讲，科举制度的主要目的并非旨在帮助聪慧的寒门子弟向上流动，因此与其说科举制度时社会工程中的一个精英工具，不如说它实际是被设计出来以保障社会上层垄断地位的一个制度。几乎所有宋代功名获得者在官场中都有亲属或亲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通婚，成为宋代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关键。
相比于人口总数，官员的数字意味着在王朝的任何一个时期，有几百给甚至可能是上千个家族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宋代的社会不平等是很普遍的，但也被广泛接受，这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直到20世纪西方意识形态对它产生影响才逐渐消退。
棟梧：为什么人们留恋宋朝？宋朝和美国从某些方面来说很像，最主要的都是精英治国，只是美国的精英是金融精英，而宋朝的精英是士大夫精英。（张方平：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很多人都喜欢宋朝，确实宋朝是读书人的黄金时代，而且是精英治国的时代，所以才会出现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但精英治国也有个问题，就是那些从底层在成千上万人中杀过独木桥的精英们，最终还是难以打破阶级的存在，并且最终成为固化阶级的力量。美国的精英们依靠的是资本的力量，奉行的是商业文明，而中国人之前的精英们依靠的是儒学的力量，奉行的是道学精神，宋出现周敦颐、张载、二程，甚至自孔孟之后被官方唯一承认的圣贤朱熹，都是造成宋繁荣的文化基础。只是，今天中国的精英们既没有西方商业文明的基因，又失去祖宗留下的道义，支撑今天中国精英的根基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