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年鉴—晓人间1970
这是每个人的大时代，这是一个人的晓年鉴。
各位晓年鉴的知音，特别高兴的是，1969年第一期播出之后，反响非常好，看到很多人在留言区写了自己1969年的故事，或者自己父母、自己生活地方的事。
也有人说，1969年我妈才六岁 ，我不知道故事，其实也不一定是自己或者妈妈的故事，只要知道的身边的人、生活地方的故事，都可以拿来分享 ，慢慢把它拼成一张中国民间的年鉴，我也会时不常地拿语音留言跟大家交流。
好，今天我们来到了1970年。
1970年我一岁，也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年代。
如果大家没事看看自己的电脑 、手机，这些电子设备的系统日期，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都是从1970年开始的，之前的不算在科学的历史里。哈哈哈哈，开玩笑的，其实是因为当年计算机编程的原理导致，具体我就不细讲了，虽然我其实就是学这个的，但讲起来比较枯燥，总而言之，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是从1970年开始。
这一年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第一次出门旅行了，比较早，大概才一个多月，那时北京太艰苦，家里都被打倒了嘛，也没地方住，也没有工资，所以我出生以后怎么养我呢？最后就决定把我送到上海，我外公决定说我舅舅陪着我妈，因为我妈那时候生了我才一个多月，说你把你姐姐送到上海爷爷家里去。
所以我在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候就第一次出门旅行了，坐了一列很长时间，大概一直到我青春期的时候，都非常熟悉的火车，13次。
13次火车当时叫特快，那时两位数的火车都叫特快列车，快成什么样儿呢？今天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大概四五个小时，那时的特快列车，13次，从北京到上海，或者14次，从上海回北京，要开23个小时，大家就知道中国的进步有多么快！
13次要一天一夜，所以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是漫长的难熬的日子，基本上我就没走过车门，实在是太挤了。
不光是13次，那时所有中国的火车都挤，虽然没有挤成印度那样，车顶上都坐着人，但毕竟咱也是特快列车，车顶上坐人就刮下去了，印度那特慢列车车顶上都坐满了人。但也车厢里挤满了人，导致我有记忆开始，每次上火车都是被从车窗递进去的，然后下火车也是从车窗里递出来。所以我这一直就是走窗户，不走门 。
那时13次还停很多站，我记得一路上还经常能买点吃的，比如停德州站，就能吃一个扒鸡，但那已经是很后来了，后来经济上有改善的时候，到嘉兴还可以吃肉粽子，到无锡我记得每次都买一盒纸包装的无锡排骨。
火车上的盒饭也是我长时间最热爱的饭之一，因为那里边有两片哈尔滨红肠，这是在当时定量每人每月半斤肉之外，少见的、可以不用定量就能吃到的肉，但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1970年的时候，我还没有记忆，至少现在想不起来，可能到我很老很老的时候，能想起一岁时候的事情。
我一直坚信人越老想起的事情越早，大概年轻的时候想起的都是初恋，然后到中年，想起五六岁、三四岁时候的事，可能到最后咽气的时候，突然想起来，第一秒钟睁开眼睛看见世界的样子。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想起来一岁的样子，这都是我妈给我讲的。
我们到了上海，住在爷爷奶奶家里，这里要介绍一下我上海的亲人们。我爷爷，换句话说，也就是我的祖籍吧，我的户口本上写着祖籍杭州，当然杭州已经是我到了小学还是幼儿园才第一次去，但杭州有很多亲人，以后说到杭州时候再说。
总之杭州那个大家族有好几房，我大爷爷那房都在杭州，我爷爷带着我奶奶来到了上海，所以，我父亲以及他的姐姐、妹妹，就是我的大姑和小姑都是在上海出生的。
但由于我爷爷奶奶来自杭州，口音不太容易改，我们家当时住在四川北路，有一条很臭的，现在非常漂亮的、很清的河叫wang bang（音）河。
小的时候我一直都不知道这名怎么写，或者普通话怎么念，就一直念wang bang（音）河，后来才知道是叫横浜河，洋泾浜的那个浜，
我们住在河边一个叫美梅里的胡同或者弄堂，长大后， 回想起来还挺有意思，说从小就住在美梅（音三声）里，那时还没有这种网络名词叫meimei（音三声），然后我们家住在18号，是那种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子。
我爷爷奶奶由于说的是很浓厚杭州口音的上海话，所以周围的邻居们管我家这种奇怪的话，叫做18号话。
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奶奶特别爱出去说，我这孙子好能吃啊，我小时候就很能吃啊，据说一天喝四瓶牛奶，能吃肉、鸡蛋后，我奶奶有一道特别拿手的菜—红烧肉炖蛋，蛋要切成灯笼的样子，先煮好以后在上边拉几个口，我一顿饭能吃五个蛋，所以我奶奶经常在胡同里跟大家说，我的孙子一顿饭能吃wuzidai（音）。上海人一听就笑了， 因为这就不是典型的上海话，上海话叫engzidai（音），wuzidai（音）就是杭州口音的上海话。
然后上期已经说了，我小姑在云南楚雄插队，我父亲、母亲在东北大庆 ，我大姑和大姑夫当时也在东北。
我大姑北航毕业，是我外婆的学生，但那时由于我爸爸妈妈还不认识，并不是亲戚关系，就是师生关系。
我大姑父上的哈军工，大概是中国最好的军工学校，所以他俩一个学航空一个学军工，自然就在军工的第一线做高级工程师，以至于我年少的时候，这不算他们泄密啊，因为我看了也不懂我也不是特务，曾经在我大姑每次路过北京时（当时我已经回北京读书了，认字了）， 看到过她背的文件资料里防空导弹的图 ，还有反舰导弹，长得像一个圆胖子。我变成军迷后，才知道那是什么，就特高兴，不说具体型号了。
总之我的大姑大姑夫都在研究导弹，后来他们又从沈阳调到南京，具体单位我也不说，资深的军迷一听大概也能知道是沈阳什么什么所到南京什么什么 厂， 我就不说名字了，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他们早已经都退休了，但也是一点小机密。
最有意思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军工都很难过，经费不够，不像现在，我天，去珠海航展一看，导弹密集的，各种各样的，每个不同的司生产的导弹全系列，从短程到远程，从低空到高空全有。
那时非常艰苦，以至于他们在南京时，由于生产导弹那个厂实在是没活干，还曾经给香港造了一尊巨大的大佛，天坛大佛也是在一个巨大的做导弹的车间里造出来的。
我大姑、大姑父由于多年在东北沈阳，变成了有东北口音的上海人（两人都是上海生，上海长），以至于每次见着他们，说到钱的时候，他们都说五毛钱八毛钱，就是那种东北口音。
在军工战线上待遇还是不错的，所以那时我家艰苦的时候没吃的，定量也不够，他们经常送一些大米来，东北大米是极好的。
所以当时我到上海时，其实就是两位老人带着一群留守儿童，我大表姐，二表姐和我。我妹妹还没生啊，才1970 年。
我大表姐主要在她自己爷爷家，我主要是跟我二表姐和爷爷奶奶一起相依为命。
我大表姐后来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现在也是生物科技前线的科学家。
我二表姐慢慢再讲 ，因为我们两个太熟了，一起长大。熟到什么程度呢？很长时间，我管她妈叫妈，然后管我妈叫舅妈 ，因为我表姐管我妈叫舅妈，于是我也管我妈叫舅妈，留守儿童的状态就是这样的，连自己妈是谁都分不清楚。
并且我从小因为在上海成长，很长时间都不会讲普通话，就一直讲上海话。据我妈回忆，我回到北京上幼儿园，不会说普通话 ，还被人歧视。我当时憋住了俩礼拜不说话 ，像我这样的人能憋住了，哈哈，后来一张口就是现在这口音了，可见语言能力还挺强 。
那个弄堂现在只剩下一半了，我前几年改造虹口区的时候还去看过，正好就是我们家所在的那排房子被拆掉了，变成了草地，那个河也整治了，现在非常清，香不敢说但是不臭吧。
我小的时候那条河臭极了，因为那时上海的马桶还要倒到河里，现在想起来挺可怕，上海的河跟内陆的河不一样 ，上海的河因为在海口，每当涨潮的时候，那河还会倒着，所以那味道就……
它不像其他地方，你把马桶倒下去，它就往下游流去了，熏就熏下游的人，上海是涨潮的时候，长江，黄浦江，然后到这小河沟都会泛起那种非常熟悉的味道，成千上万人的马桶的味道。
而且上海这个石库门房子的特点，三层是缩进来的，就在三层的窗外，能看到整个二层顶上的黑瓦片，非常的浪漫。
我小时候很深的印象，就是坐在窗前，闻着那条臭河，看着雨，一天到晚下雨，雨就打在前面那些瓦片上，以至于很多、很多年后，我自己写的第一首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看着窗外的雨打着瓦片写出来的。
弄堂里的邻居关系都非常好，我前两年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排房子拆了，弄堂的这一边房子还没拆，我去的时候居然还有很多老邻居能认出我来，虽然我已经胖成这样了，大家说晓松来了，然后拉着叽喳聊半天，跟我家最近的这户邻居一直也保持很好关系，他家有个女儿，到现在还有联系。她出国留学，工作已经做到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助理，所以还跟我联系说，你要不要参加我们慈善的音乐会啊等等。
所以那是我小时候成长最多记忆的地方。离家不远有一个电影院，我忘了叫华什么电影院，反正我大概第一次看电影也是在那里。
然后再远一点，其实走路也能到，就是鲁迅公园，我爷爷那时还参加了什么纠察队 ，都是我爸妈给我讲的，在公园里查抄谈恋爱，因为那时上海非常苦，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现在恨不能是全世界最繁荣、最现代化、最富有、最发达的城市，那时大概跟几十年前也没区别 ，但是人更多了，所以住房紧张极了。
当时有大量的拿了结婚证的都没有房。怎么办？他们就到公园里去，主要在人民公园、鲁迅公园这些地方，人家有结婚证，所以也不算耍流氓。
可是呢，那时环境不像现在这么开放，现在开放，你也不能在公园里那个什么，所以他们就组织纠察队，今天叫骚扰别人夫妻的事儿，据说还有怀恨在心的青年夫妻由于经常被打扰，在鲁迅公园里弄了一个绊马索，把我爷爷跘了一大跟头，带着红袖箍的爷爷 ，摔了一大马趴 ，把牙摔掉了半个 。
这就是那时的上海，苦极了，大家用马桶，没有地方住。
然后，我印象中那个时代的上海仿佛都没出过太阳，一直都是那种阴阴的，到处都是灰灰的样子。
还有一个小小的记忆，就是我家弄堂口有一个做sangjimu（音）的，就是生煎馒头，其实就是生煎包，上海、南方管那个包子叫馒头，北方管这叫包子，管没馅儿的叫馒头 。
生煎馒头，是到现在为止我最爱吃的上海小吃，以及光明牌中冰砖 ，很多很多年，都是我印象中实际上最好吃的冰激凌，比意大利gelato还好吃。
所以我爷爷奶奶经常给我要一客生煎，就是四个生煎，然后再来一个光明牌中冰砖 。
后来以至于我读大学、工作了，每次回上海，他们专门给我的标配就是一客生煎和光明牌中冰砖。
好，年少的上海的记忆，等我慢慢再讲，以后长大继续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