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教育公平与户籍改革

最近看到两篇文章，都谈到教育公平与户籍改革问题。中国青年报2月26日发表童大焕先生的问题，指出，“若教育有公平则户籍无意义”， 他的建议有两点，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必须取消户籍歧视，一视同仁，来者不拒；高考升学方面，取消“户籍＋学籍”双认证制度，在哪里上学，就在哪里高考。同时，高招指标分配不按户籍，而是按更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依考生比例招生。

南方都市报2月28日发表丁东先生的文章，建议现在每年夏季的高考改为几百所国立大学的全国联考。凡是中国公民，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凭身份证报名参加考试，国立大学不是把名额分配到各省市，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录取。这样，竞争最激烈的重点大学招生就像现在的研究生考试，不分省市，由招生院校择优录取了，和京、津、沪等大城市的户口脱钩，就为户籍改革破除了一大障碍。

两位先生的思路，是一致的，即如果教育公平了，附加在户籍上的“教育福利”剥离了，户籍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户籍改革也就减少了阻力。可是，推行教育公平，难道阻力就小吗？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流动儿童的求学，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为主，童文的建议，也是“一视同仁，来者不拒”。规定简单明了，可落实到现实中，流入地政府的积极性就成了大问题，因为办学是需要经费的，长期靠流入地政府来承担流入学生的教育经费，不具备可持续性，最近政府要求“取消借读费”，在一些地方不就随之变成了“取消借读生”吗？对应这一规定，必须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对所有学生实行学籍信息管理，让全国所有义务教育学生，有大致相同的义务教育经费，而且义务教育经费可随学籍走。而做到这一点，必须直面各地既已存在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问题，下定决心重新构建教育经费投入与保障机制。这一改革进程的难度，由于涉及2亿多学生，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社保，并不相上下。

丁先生关于国立大学联考的建议，也同样面临教育投入问题。众所周知，过去10年中，我国绝大多数全国重点大学，都实行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建，作为“回报”，这些全国重点大学扩大了在当地的本科招生规模，如果要求这些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分配招生名额，或者不特别考虑当地的需求，那么，地方政府对学校的投入积极性必受影响。学校的办学经费从何而来？针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改革，必然是打破政府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拓宽民间资金进入高等教育的渠道，由此增强高等学校的自主性。而这一改革，正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难点。

除此之外，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也是教育公平推进的难题。目前清华大学每年在北京招生300多人，而在全国各省市的招生平均数为110名，北京的人能接受清华大学在北京高考人数不减少的情况下却减招么？同样，对于教育质量比较低的地区，又有多少人会支持这一新政策，要知道，历年中存在的“高考移民”，大多是从教育质量高、录取率低的地区，移民到教育质量低、录取率高的地区，这遭到当地老百姓的“痛恨”，全国统一招生，一些教育质量低的地区，可能没有任何人被北大、清华录取。另外，全国统一招生，在现行高考制度下，不又回到全国一张试卷，所有高中学习同样的学科么？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上需要改革高考集中录取制度，实行高校面向全国的自主招生，在招生中，为体现教育公平和正义，要求高校将考生求学地区、家庭作为多元录取的重要因素，而不仅仅看学业成绩。

推进教育公平，让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这确实可以减少大家对户籍的关注（事实上，如果所有国民，社会保障和福利基本一致，谁还想着户籍的事）。可是，这一改革的进程，本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与户籍改革所面对的统一社会保障、地方保护、既得利益反对等问题是共同的。寄希望先推进教育公平，然后为户籍改革创造条件的改革思路，无疑将问题导向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迷团――推进我国教育公平的过程，就是打破户籍思维的过程，让教育的投入、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不受户籍影响。在笔者看来，两者需要同步推进，直面各种现实阻力与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