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乱想

   不知不觉中发现，要寻找一处没有香烟味道的公共环境，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露天遭遇吞云吐雾的小股烟民，光天化日之下，不方便侵犯烟民人权。怎么办呢，其实没什么招。只能辨风识味，依靠快速机动，减小烟雾的伤害。

   饭店、茶座、走廊、步行梯等封闭区域，绝大部分被烟民占领了。谁让人家是消费者、谁让人家是大多数呢。最要命的，是电梯和厕所也宣告部分失守。憋气憋到憋屈的时候想，出门左转的女厕所，会不会清爽很多呢。可惜，女烟民队伍在迅速壮大中，谁说女子不如男，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拿下这最后的堡垒。

   吸烟有害健康，是的；公共场所应该禁烟，是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呢。

   首先，是文化建设。必须加大宣传力度，传递正能量。1839年虎门销烟、1989年“世界无烟日”、厕所墙上手书“吸烟有害健康、小事就是修行”、各地政府机关执行史上最严禁烟法规，诸如此类的公益行动，让深陷二手烟包围、人数似乎越来越少的非烟民，看到了一丝坚守的希望。

   其次，是制度建设。文化本身是软性的，离开制度保障，文化只能悬在空中。制度需要明确，需要接地气。“初次违反者批评教育，屡教不改者，依据相关法规从重处罚”，类似这样比文化还软的制度，有等于没有。

   禁烟比较成功的新加坡，1970年通过了第一部禁烟法。一方面用经济手段，极大地提高吸烟成本，力争让烟民每抽一口、都心痛一次。另一方面配合严厉的处罚手段，每一次罚金比上一次增加一倍，屡教不改可以判刑一年。

   最后，是组织实施，也是禁烟最难的部分。世界上仿效新加坡禁烟的国家不少，达成同样效果的不多，基本都在实施环节遇到了大问题，难以推行下去。中国1979年开始控烟，1995年颁布公共场所禁烟法规，北京市2008年借奥运东风，开始执行史上最严格的禁烟法规。种种宣传、种种制度，实际的禁烟形势反而越来越恶化。

   也许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实施成本。新加坡能够承受这样的成本，而绝大数国家都无力承担，只能作罢。吸烟，不是醉驾，也不是吸毒。是一个不分男女、随时可以突破的灰色地带，值得人民警察荷枪实弹、严防死守吗。

   就像一个企业，真正大是大非的事情，反而容易办。类似员工不爱洗澡、手机铃声刺耳、穿衣尺度惊人、讲话牛气冲天，种种琐屑小事，最是为难。不管吧，影响大多数员工心情，慢慢侵蚀企业肌体；管吧，不易下手，不易有效果。如果非要上升到员工手册、绩效考核的高度，也不是不可以，就是不知道企业还有没有时间和精力干正事。

   禁烟成本的大与小，与禁烟本身的大与小有关。对新加坡来说，禁烟是大事，付出的成本很值当，也承受得起。对于政府，要真正在写字楼走廊禁烟，是用大成本做小事，成本甚至大到难以承受。对于企业，严禁员工在公司自用卫生间吸烟，是用小成本做小事，完全可行。至于家庭，很少有哪个烟民的自家卫生间，是烟熏雾绕的。这个时候，烟民已经变身为政府和企业，外来烟民才是需要专政和限制的对象。

   禁烟，看似事小，背后彰显了人性、习惯、文化、制度的冲突和无奈。禁烟不易、管理国家不易、管理企业同样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