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文化变迁大事纪

央央中华，五千年历史。这是我们津津乐道，引以为豪。有史书记载，自夏商以来，2000多年的历史，述说着中华古国之文明。在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2000年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许多世界文明，四大发明，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代表着中华儿女的聪明智慧，勇敢，创新精神。世界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孙子兵法，是中国人宝贵文化财富。

      文化领域自周朝到秦始皇之间是百家争鸣（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合称为“十家”，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秦始皇在李斯倡导下焚书坑儒（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第二年，两个术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候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此即为“坑儒”。两件事合成“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形。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宋元时期的“程朱理学”。（核心思想：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2理一分殊，认为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3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科举八股取士（  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 ，科举考试之法又大大变更，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称为“八股”，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以后便承袭下来，格式愈益严格，文章越发空虚，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废除。所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出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个部分组成。）。文字狱（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皇帝和他周围的人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严重者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遭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的重罪。文字狱历朝皆有，但以清朝最多，据记载，仅庄廷�x《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就有10多起较大的文字狱，被杀人数之多可想而知。）。1919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焚书坑儒，秦法治天下，郡县制，统一法度，体系化，应该说是一好的设计思路，但由于在这之前，中国是百家争鸣，一下子变成一统天下，而且统的太严，自然有很多人不适应，异论者不可避免，如何当局者保持适度容忍，逐步引导，不以暴政武力解决问题，或许秦法治天下真的能实现。当然秦的灭亡是多方面的原因。但秦在思想领域单一性，排它性，零容忍度是致命的。汉帝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与秦的“独尊秦法”有着本质的区别，此时的儒术走的是中间路线，面广，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程朱理学讲究存天理灭人欲，而天理的核心是天子君权，是意识形态硬性设定的理，排除了大自然事物发展客观规律之理。他的根本立场是站在皇权与统治阶级的一边。他认为万民无条件效忠皇帝是理，儿子无条件服从老子是理，妻子无条件跟随丈夫是理，地主享福，佃户受苦是理。人不能有个人的欲望，一切要服从天理，无视个体的人性需求。这一套很适合封建皇朝的口味，在后来各朝得到完善和补充，逐步演进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形成枷锁。科举八股取士流于形式，空洞，搞表面不搞实际。文字狱则是文化暴力事件，顺延了八股文作风，咬文嚼字，断章取义，靠主观臆断的猜想，极大的推毁言论自由，进一步桎梏了思想。新文化运动则是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开始。

在长达2000年里，统治阶级文化核心思想是维护皇权，核心手段是桎梏思想言论自由。从思想意识形态上控制和奴驭着万民。有想法不能说，更不能做。想法要符合天理，不能谈个人欲望。甚至万民连想法的想法都不能有。也就是说万民，特别低层的百姓，就要像一只原始动物一样，为统治阶级劳动即可。不能有思想，万一有了，你就憋在心中，千万不能表露，能表露出来的东西要存天理，灭人欲。人们在强权的压制之下，不能表露内心真实的想法，时间一长，心理扭曲，表露与内心完全是两码事。嘴里说是，心里却想着不是。阳奉阴违，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历史文化是强权文化，是统治阶级完全抛开万民真实存在的人欲后，单方设计出的，满足统治阶级利益之需。编造出“天”，“天子”，“天理”等一系列文化核心根源。忽略人欲，忽略真实存在的个体需求，就是忽略大自然发展规律。这构成了中国文化特性：1强权强制统一思想；2文化内容只考虑统治阶级利益，扼杀人的个体需求。

1919，新文化运动，就是打破这种思想桎梏，解放思想，追求身体和心灵的自由。崇尚政治民主。压制了几千年的火山喷发了。男去辫子，女不裹脚，去古文存白话。全民闹革命。传统的封建文化从形式上崩塌。从1919至新中国成立，传统文化与新文化激烈碰撞。这时期，封建文化，西方文化交织。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去四旧，去封建，反帝国主义。中国按苏共的模式，搞社会主义，搞集体公社，大搞马列毛泽东思想，65~75年，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出发点到操作过程，又回了强权灌输文化。个体的思想虽然改掉了封建桎梏，却又进入马列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设计的新桎梏。思想自由仍然没有。仿佛历史重演。搞大字报，搞批斗，搞抓辫子，搞浮夸，搞五类分子。去私存公，割资本主义尾巴，去私心杂念。一切仿如昨天。只是药罐里换了一味药。这幅药与封建那味药在本质上有所改变。新药的出发点是为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可惜被四人邦搞变了味。

70年末，伟大的领导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从思想，经济，甚至政治全面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思想改放才真正的起步，近30年里，中国当政者，放下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一心搞经济。邓小平那句“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是全面解放中国人思想的题词。在这之后的时间里，中国人一心去抓老鼠，至于是什么颜色的猫先放一放，必要的时候抓抓典型，适当的倡导精神文明。中国人搞清楚了，经济是基础，思想文化是上层。良好的思想文化必以经济物质为基础。另一方面，文化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非领导阶级强加的，政治只能对文化作引导和适当约束，而绝不能通过权势强制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强制只能起表面作用。

政治领域，中国历史上变法有：商鞅变法（成功，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在公元前四百多年的秦国推行了有利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变法。虽然商鞅本人最后身裂咸阳西市口,但是其变法内容却成为秦国以后两百年间赖以驰骋六国的强大政治引擎。）。屈原与《宪令》（失败，他试图通过劝谏楚庄襄王实行政治尤其是吏制方面的改革，一洗当时楚国陈腐的政治空气。重新使这个曾经辉煌的霸主之国焕发生机。最终其改革在权贵反对和主上易心的双重打击下被扼杀于未然。）。晁错与七国之乱（失败，虽然七国之乱最后被平定，但这完全不是晁错政策的果效。相反他的削藩主张差一点将这个诞生只历百年的帝国葬送于旦夕。）。王莽与“托古改制”（失败，王莽迂腐的学术和政治见地似乎决定了他失败的必然。仅仅依靠一本《周礼》就妄图凭空建造出一个尧舜虞唐般的清平盛世。其儿童画般的改革蓝图的实施将一个本意摇摇欲堕的西汉王朝卷入了一场更加荒唐可悲的混乱中。不过，就其改革精神而言却犹比那些一味只奢皇帝位的英雄更显出一些傻傻但可贵的勇气。），王安石与变法（失败，王安石的变法和他那位同姓前辈一样也是深得《周礼》的奥义。然而，他的变法中更多的注入了可操作的成分。如果他不是过分的急功近利，如果能在变法的推行上采取循序渐进而不是如火如荼的方式，如果能在各方利益的平衡上多下一点心思，如果能使法规的执行和配套监管制度更加合理化；那么也许中国的历史会被大大地改写了。因此在我看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变革失败之一。）。张居正变法与万历罢朝（功败垂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主要的士大夫自发倡导的改革，张居正确实做到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在改革的宗旨在合理的实施方式的运用下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无论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可是他的致命伤之一却是忽视了皇权的实际存在。张居正作为皇帝的老师深的皇帝的敬畏和太后的信任，这也是他改革一直没有受到最上层阻力的重用原因之一。作为一个改革者他也许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老师自己的思想并没有真正影响这个后人认为心理有点变态的皇帝（这种变态心理和万历对张居正的敬畏有多大关系还有待考证），以至于这个变态的皇帝以他惊世骇俗的方式摧毁了张居正苦心经营11年的改革成果。仅三十余年的罢朝和丧心病狂的“矿税”征收（据说到了指地为矿、伸手抢钱的程度）这两点不但是在改革中积累的社会经济财富由正转负，更使政府内部皇权与士大夫阶层的信任程度降到了历史上罕见的冰点。接下来大明荒唐昏君代代不断，这种危机也与日俱增。在明末崇祯给李自成留得信中留言可见一斑（“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任尔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出自崇祯血诏）。）。康梁与“戊戌变法”（失败，清代政治僵化，“变法改革”似乎成了中国政坛中的一座禁园。直到19世纪末叶，中国皇帝光绪才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巨大屈辱中警醒，立志实行变法。从而再次推开了这座禁园锈迹斑斑铁门。然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俗语又一次在这些胸怀大志而政治权术稚嫩的“秀才”身上得到验证。但是千年的封建桎梏终于在如谭嗣同这样的变法义士热血的浸润中松动了。）。晚清洋务运动（失败，晚清受内外困顿，外受西洋外敌入侵，割地赔银，统治阶层腐朽无能。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李鸿章，曾国潘等主导借签西方，冶炼局，造船局，组建新军，终因内乱不止，银两不济，无以为继，以失败告终）。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失败，孙中山对中国贡献犹如华盛顿之于美国的贡献。但是在孙中山先生的那个年代，中国又有多少人知道孟德斯鸠与“三权分立”呢？国民思想领域革命的缺失注定了在那些手握重兵的军阀看来，孙中山不过是在中国政坛上完成了又一次王朝更替的“洗牌”，而接下来该是他们“自摸”了。）。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成功，中国百年来纷乱的政治舞台终于在这一刻稳定下来，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冷静地整理一下烦杂的思绪。）。邓小平与“改革开放”（进行时，当世之事，无以史评，成败言之甚早）。

变法的核心是利益重新分配，涉及到利益就是生死悠关的大事。看这些变法之中，新法失败的居多。两次变法成功之中，新法与初创者双双成功唯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分析原因是：1 时势，创立新中国的主要力量是受压迫中下层工人农民，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在战争过程中基本被消灭，残余力量不足成事，实现社会主义制度顺理成章；2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是初创者不仅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战过程中，几起几落，在军队、政府、人民之中树立了绝对权威，并充分利用一切可用之力量，包括前苏联和愿意合作而无不良政治记录的地主、资本家。2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基本符合各阶层的利益，特别是符合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大多数人的利益。商鞅变法，新法虽成功，作为初创者的商鞅却被车裂。究其原因是他非最顶层的权力人物，也就没有绝对的权势。他依仗的是商君和中下层阶级力量，夺取的是王公贵族利益。商君是位明君，从内心认同新法，并从各方支持商鞅将法进行到底。显然商君是在利用商鞅去做他自想做的事。在法已成，杀商鞅是必然，一方面是他功高盖主，另一方面，商君把新法与旧法的矛盾转化为上层社会与商鞅个人之间的矛盾，杀了商鞅，矛盾化解。在国家利益与商鞅个人之间，商君选择了国家利益。

变法运动，是利益重分配，也是权势的较量，更要看时势。拥有大多数权势力量时推行变革才有成功的可能。没权没势，像屈原，光凭一腔热血，文人理论搞变法，根本就成不了，只会自找没趣，最多得个纪念奖。变法须因势利导，借势而为，掌握矛盾平衡与化解的技巧。而绝不可武力压制，不可强行推进，不可一步到位，不可急于求成。

政治体制，封建社会是帝制。帝制的核心是皇权至上。王公贵族是世袭，平民想当官经过层层考试，而且是三年才一考。考取了功名之后也是先从基层县令做起，升迁的途径主要靠上级的赏识，不看政绩，（古代落后，没有什么经济项目，当官主职就是办案、收税），不出现荒灾流民流寇，粮食丰收，收税收的多就是最大政绩。这些都靠运气，靠天气。要想升迁还得朝廷有人，才是关键。所以地方官三步曲：搜刮，贿赂，升迁。

机构设置方面，朝廷设有军政领导人，军队最高领导人有叫大将军，有叫太慰，有中央军，有地方驻军，有殿前侍卫。政府最高领导称为相，有的朝代设有2位相，左相和右相，相互制约。中央设刑部，还有大理寺什么的。专职审案办案。设有吏部，专门管地方官员的。在地方机构设置中有政府衙门，有地方驻军。唯独没有“地方法院”，办案审安归政府衙门管。调查取证，审案判刑都在一个机构完成，所以冤案错案特别多。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是对衙门办案的写照，冤不冤，全看县令正不正。受到冤屈，只有向高级衙门申诉。上级与下级同属一个利益集团，同朝为官，官官相卫，或者上级再加倍收点钱，申诉不成不说，还要被重打30大棍。

封建社会里并非有法律制度。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为维护皇权，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有的朝代也立法用来管“官”的（这个官指的所有统治阶级，包括地主）。官员违法与否靠巡视，靠弹劾，上书等形式，但绝不靠民众监督举报。一般情况下，办案，审案属同一个机构，缺少监督，滋生腐败。重案要案，也偶有三司会审。核心办案理念：以人证为主，物证其次，画押招供为目的。（口实观念）

历史上的中国，很少有长期的稳定，封建王朝里，几乎每年一小战，每十年一大战。宫廷内乱，诸候争斗，邻邦之间，民间起义，平叛，王位争夺，各种战争充斥着历史。其一：斗争多。皇权至上的政治社会里，视民众如草芥，杀一个老百姓有如踏死一只蚂蚁。别是老百姓，连王公大臣，皇帝想杀之，也是不费力的一件事。其二：人命如草芥，人人自保，人人自危。缺乏安全感。皇帝可以随便杀人，是因为他有权力，大官可杀小官，小官可杀百姓。无罪要杀，便用“莫须有”，有理要杀，便用人言，人言说你无理你就无理。其三：权力为大，人言为重。殿前科举考试，写文章，比武为主要项目。自古崇尚文武双全，没听说文理又全。没有那朝科举搞过数理，自然科学等项目的考试。其四：重文轻理，重官轻技。重思想，轻数理。皇帝爱妃子，易受妃子的怂恿，妃子常吹枕边风，皇帝不昏才怪。其五：枕边风厉害，秘书不能得罪。皇宫女人多，不能有真男人，就设个太监岗。太监一多，不阴不阳，他们只有弄权弄钱。太监专权很普遍，夺权篡位的也有。其六：太监虽不是官，却比官大。历朝历代，当了皇帝，皇帝的父子，妻妾，兄弟姐妹，外公外婆，宗室近亲，立马成为皇族，享有特权。不论功，就可封为王公将相。封完这些，才封那些一起征战的将士。血缘要正统，自家人，外人分得很清。把江山交给外人管理，不放心。其七：重自家人，重亲信，不重人才，不重能力。在朝堂之上，父亲见到当了皇后的女儿，要低头参拜。更不能直呼女儿的名号，要尊称皇后。这是“纲常”。其八：名份地位为大。

再看看中国人的信仰，信仰是一个人的核心思想，无论何时何地，顺境逆境，至死不渝的信念。信仰是一个人的思想方向和航标，是人的精神寄托和期望。

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在中国都有传播。

佛教有2000多年历史，对中国人影响最广，寺庙有1.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教的喇嘛，尼姑约12万人，活佛1700余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寺院1600余座。佛教传入中国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在隋唐时期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隋朝皇帝信佛，唐朝皇帝信道教，但对佛教等其它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保护政策。封建社会后期，汉地佛教衰落，戒律废驰，丛林破败，僧人无知，迷信盛行。

道教有1700年历史，道教宫观1500余座，乾道坤道共2.5万余人。道教正式创立于东汉末年，其标志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南北朝时期经过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洪景等人努力和改革，道教成为与佛教并列的中国正统宗教之一。南北朝后五代统治者基本上都重视儒释道三教，只是各个皇帝对每个教的喜爱，信奉程度有差异。唐宋时期，道教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多种流派。元以后逐步形成全真派和正一派两大流派。明代道教走向衰落，到了清朝，皇室尊崇佛教。对道教采取严厉限制的方针，道教更加衰落，活动主要在民间。鸦片战争后，道教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西方思想的冲击，进一步衰败，在中国五大宗教中降为最弱的一个。

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在公元七世纪进入中国。天主教，基督教鸦片战争后大规模进入中国。天主教教徒约500万人，教员4000多人，教堂会所4600余座。基督教徒约1600余万人，教牧传道人员1.8万余人，教堂1.2万余所，简易活动场所2.5万余处。伊斯兰教在中国主要是回族，维吾尔族等10个少数民族传播。这些少数民族总人口2100万，有清真寺3万余座，伊玛目，阿匍4万余人。

佛教在中国时间最长，讲究舍弃“假我”，“妄我”，避世，因果。而道教是土生土长，自老子的道德经为起点，道教主张性命双修，讲究出入世自逍遥，道的最高境界是自然而然。道讲整体与局部，讲出世与入世，讲性与命，讲乾与坤，讲人与鬼，阴与阳，讲气势，讲神与仙，讲刚柔并济，讲太极与八卦图。后世的道术与仙丹等诡异之类并非道的原本。佛教一味劝人忘我与避世，灭欲。在现实之中，佛教在世外不可及。然人们是生活在红尘之中，又不可能全遁入空门。佛教基本不符合现实生活需要。而道教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更具有指导意义。

道教在明朝受到冷落后，沦为炼丹士的代称。与邪术相提并论。但道德经是中国最早思想理论，并包含哲学思想，天文地理，社会人伦，军事政治，性命修养等等。孔子曾问师老子，论语主要阐述社会人伦，是局部思想，所以只能称为儒家学说，而不能是“儒教”。

由中国封建社会，社会动荡不安，宗教受政治影响，没有一种宗教在中国根深蒂固，真正的生存兴盛周期都很短，演变到后来，宗教都变了质。佛教演变成信神鬼的迷信，道教演变成炼丹驱鬼的邪术。儒家经典被后人断章取义，误注误解。宗教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密切相关。中国社会动荡，宗教信仰也随之动荡不定。人们见到的是权势，任何信仰都会被政治权势冲洗，权势在中国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留下最深切的记忆，比宗教信仰还要震撼。

当今的社会人文环境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这是社会和时代需要。那么物质、金钱便会随经济应运而生。物质与金钱也就成为当下社会的主题。传统中金钱是邪恶的，现实中邪恶的金钱却是人人必须的。

一方面医疗，上学，住房，养老等等一列的市场化，特别是近年房价飞涨，买房要倾其一生去还贷。曾经的理想，被现实吞噬。精神生活相对贬乏。结婚姻生子成本高企，在一些大城市男方娶妻，要有房有车，加上赡养父母。可以说这一代年青人生存压力巨大，成为普遍社会问题。

中国GDP总值世界第二，2010年人均GDP 约30614元，世界排名94位，是日本的1/10。在财富分配方面按世界公认规则，按20%的富人掌握着80%的财富定律计算，2010年中国14亿人中的10亿人分享GDP的20%（8万亿），即人均8000元。如此低的收入，却要面对高企的CPI，2011年CPI接近5%。

物质是基础，精神文化是基于物质而变化的。脱离物质或现实的纯精神文化基本不存在。就算存在，也是存在于小众范围内。不可能是大众文化。比如：人人都有孝心，从善和施爱。但一个人连自已衣不裹体，自身生活没有结余，他拿什么去行孝？他天天饿着肚子陪伴父母一起饿肚子，表达他的孝心？虽然现在饿肚子的人不多，但人们的基本需求的提高，日常生活成本在不断地提高。要满足这些基本生活，人们要付出艰辛，除了赚钱，还能有较多的空闲提高文化素养，抽更多的时间千里迢迢回家陪父母行孝道？心有余而力也不足。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心（思想）还要有力（物质基础），而且在大多数时候，力是心的表现，力会带来更直接的效果。唯心地思想，必竟是不靠现实。

教师（教授），医生自古以来都是神圣的职业。前者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然而灵魂工程师全年全部收入，普通教师在农村平均只有不到3万（2010年东部地区）幼儿园老师有10年幼教工作经验的月工资2000元左右，生活老师只有1100元左右。高高的精神称号，却如此低的物质回报。能让他们拿精神奖状当人民币去医院买到药吗？！买到住房吗？！所以心理不平衡肯定是有的。这样的状态去教育祖国未来花朵，多有不堪之处。后者收入与临床手术，医师处方用药相关联。

如果你想了解当下中国人的内心思想精神，最是上好网，在各大社区，论坛。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当下中国人真正的内心精神状态。中国现有网民3亿多，网络成为人们精神生要食粮。看新闻，看小说，看视频，聊天，交友，游戏…..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中国社会。网民在虚拟社会里，可以得到现实中得不到的满足。而在书店里，成功学，营销学成为畅销书，杜拉��风靡一时，成为众多白领模仿对象。而鲁讯，雷锋好像过时，要追也是乔布斯，马云，柳传志等等成功人士。社会对成功者定义是有钱。有钱盖过一切。成王败寇，金钱至上，权利至上随地可见。这或许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