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推高人民币升值预期

从今年内外形势看，人民币升值压力是应该减轻的，而现实走向了反面。

    对内看，根本因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加速进步趋势，在今年出现了明显拐点。这种拐点基于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快走到尽头，只有当新的增长模式出现，新的劳动生产率进步趋势才可能重新开始。 

    过去劳动生产率进步主要是靠低要素价格支撑的高投入，资本密集度增加。 

    很明显，过去支撑长期劳动生产率进步的因素现在也快耗尽了。 

    之前，由于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使得短期内中国制造业急剧膨胀，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中国经济不得不与可能是全球最不稳定的货币――美元拴得越来越紧，美元长期疲软，原油、农产品价格的暴涨，成为中国企业原材料成本急剧上升的主要推手。此外，在环境、社保等方面，有关部门不得不回头弥补历史欠账，中国企业由于成本外部化导致产能高速扩张的景气期已经结束。 

    当各种要素红利耗尽后，经济推动力也就失去了动力。意味着既有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劳动生产率进步已经走到了尾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空间被封杀。未来中国只有从由依靠要素低成本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才可能重回进步的轨道，也就是实际汇率重新上升。当然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结构调整期。可以预期，在增长模式的转型期，随着理顺价格的改革展开，通胀压力逐步释放，很可能的结果是名义汇率贬值压力开始显现（实际汇率上升=名义汇率上升+通胀）。 

    此外，从外部环境看，次贷危机后，全球流动性过剩骤然滑向流动性紧缩，全球处于严重信用收缩状态。在此背景下，资金流向最可能是从一个高估值或泡沫比较严重的资产中撤离。今年以来，中国的资产泡沫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季度的股市暴跌和楼市低迷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我总的判断是，前些年大量涌入中国购买人民币资产的中长期资本是在撤出的，是否撤到了境外，还有待观察，但长期资金短期化倾向已经十分明显。 

    一季度数据显示短期热钱还在大量进入，一季度储备增加了1839亿美元，除去FDI的247亿和顺差414亿美元，其中850亿美元流入没法解释，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61.3%，在两税合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不降反升，难以理解；在一季度订单大幅下滑的情况下，4月份顺差仍高达166亿美元，出口增速高达21.8％，令人颇感意外。反常只能说明假道贸易项的热钱加速涌入不言自明。金融顺差替代贸易顺差的危机征兆开始显现。很显然，其中大部分应该属于短期套汇。 

    去年8月份以来，中国人民币加速升值的预期那样明确，甚至写入了货币当局的政策执行报告 （央行去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已经做好了理论说明，“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实践均表明，本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等于向全球的资本发出了 “快快向中国搬钱”的邀请函和动员令，如果中国的货币当局认定了名义汇率升值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武器的话，短期内进入中国套汇的利润真是太丰厚了 （结汇后躺在银行的储蓄账户上就有年率15％的收益），预期之明确几乎毫无风险。 

    坦率地讲，在国内劳动生产率进步拐点尽显、通胀压力释放的情况下，在全球信用紧缩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压力本该较去年大幅减轻，但事情终究走向了反面，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货币当局的政策失聪。如果央行不尽快稳定汇率的预期，不但抑制不住通胀，相反只可能与流动性搏斗到弹尽粮绝。
上海证券报报道，在全球化背景下，货币不仅仅是一般等价物和交换的媒介，还是价值分配中的平台。如果说人民币目前通过其价格机制主要参与国内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剩余价值的分配，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则早已超越了美国国界成为国际剩余价值分配的主要平台。从剩余价值分配的角度来看美元这一隐藏的功能，正好可以解释人民币升值势头、通货膨胀压力、热钱涌入等表面矛盾的问题的内在统一逻辑。 

    从微观层面上看，经济问题主要是以最少成本投入实现最大的剩余价值产出，这是厂商考虑的核心问题，讲究的是效率优先。从宏观层面上看，政府要考虑在既定的产出下实现全社会的分配公平与和谐。在一国货币还不是世界市场交易、清算和储备货币时，政府公权力在宏观层面的特别功能就是最大限度地将国内产出的剩余价值留在国内，或者以国际商品和货币贸易的形式通过比较优势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可以说，没有成为世界市场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国家，其生产力或者综合国力在国际商品和货币交易中相当于“简单劳动”，而世界贸易中其货币具备结算和储备功能的国家相当于“复杂劳动”的国家， “简单劳动”国家的剩余价值被转移到“复杂劳动”的国家，其实是国际经济发展中强权逻辑的结论，是重商主义的现代版本。 

    站在国际时空上回望，以往三十年间我国考虑多的是如何争取产出的最大化，而由于处于“简单劳动”的地位，剩余价值在利益分配过程中被美国等“复杂劳动”的国家拿走了。中国要摆脱这样的命运，不仅在科学发展中要实现产出最大化，还得在和谐社会上实现协同效率最大化。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的协同全面的和谐。只有在全面和谐的核心价值下，才有可能实现科学发展，实现低成本的基础上产出最大化，对国家、对社会、对国民乃至对世界的价值创新和贡献最大化。 

    在全球化的大潮下，我们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还得考虑如何在全世界分配和谐的问题。因为如今要实现利益分配上的均衡，实现国家与社会分配关系有利于产出最大化，不仅仅是国内产出的最大化和这种产出的国家保护问题，还得利用国际资源，使得国际利益分配格局逐步形成有利于我国的分配机制。 

    这种机制的形成，当然首先要建立在国家内部的科学协调发展上： 

    第一，如果内部从和谐的分配实现经济进步，产出提高，就能为中国制造的国际定价寻找出新路径，就有可能取得对外利益分配上的和谐。一国利益的均衡分配，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对于不同劳动生产率之单位与个人利益的“均衡”分配。当我们形成了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的全面和谐时，我们在产业进步上就有可能出现突飞猛进，就能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设计、中国品牌，就有可能以国际市场为杠杆实现大大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效率的质的提高和飞跃。 

    第二，国家内部利益均衡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民心工程，如果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均衡利益基础上的，这种和谐将是有效率的，将会成为推进科学发展的“社会自然力”的基础。马克思关于在社会分工下提高生产力的理论，将是国家产业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源泉。一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由协作和分工所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这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这种生产力所以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是因为它不是通过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增加产出，而是通过对生产力要素结合的社会组合形式的调整来增加生产效率，即通过企业内部和整个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来增加生产，取得更大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现代国际分工背景下，一国生产力的高低，不仅是科技力量和其它生产要素的重新组织，它需要以科技力量为基础，全面整合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军事、文化力量，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最有效率的协同效应。这种在分工基础上的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的协作，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生成的重要组分，也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坚强后盾。 

    由笔者的上述分析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一国的社会自然力或者组织力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实力的时候，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本国资本的投入，还可能组织起世界性资源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如果进一步，我国的社会自然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组织力量的共同协调作用的话，将会形成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将大大扩展经济学的“利益”概念，最终形成一国民族共同体利益与世界其它民族国家利益“分配”的协调关系。就我国当前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单项实力来看，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还没有获得优势甚至还处于劣势，如果我们整合起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力量，使之形成国家实力的综合体，那就有可能在世界上出现一种超越竞争关系的新力量。这种新兴力量，将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助力。说到底，人民币国际化背景其实就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到了什么程度，有否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利益的重新分配。 

    什么时候人民币成了国际利益分配的平台，那就是真正的中国世纪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