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五）科学霸权主义
作者：野鹤
2003年元旦凌晨1时许
2003年4月10日改定
科学与革命一样，都是为了大众并需要大众积极参与的事业，本应求同存异地团结或吸引大众共同参与。而科学事业中的极左派，也像革命事业中的极左派一样，总是喜欢唯我独尊地蔑视、利用、训斥或愚弄大众，将科学化为帽子、棍子、铐子一类的“专政工具”，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哲学，党同伐异地对异己者实行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科学极左思潮，正是昨天革命极左思潮的沉渣泛起。
正如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归根结底是旨在谋取政治霸权一样，科学上的极左思潮，同样是旨在树立某种科学霸权。他们打着科学主义的旗号，宣扬和确立一种对于科学的迷信，力图使科学宗教化，从而让科学和科学家唯我独尊地君临一切，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这种科学霸权主义在中国不过是政治霸权主义的变奏；在世界，则是生物学霸权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的延伸。但方舟子辈恐怕还够不上真正的科学霸权主义者，只不过是附庸于这种科学或政治霸权主义以安身立命，借吆喝和兜售它而图腾达的“勇敢分子”或江湖混混儿罢了，与文革时期那些打着革命旗号谋私权，靠主义图腾达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其实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科学理性
在方舟子的心目中，中国人是缺乏科学理性的。例如他在接受王艳红采访时曾说：“我觉得中国向来缺少科学理性的传统。”在《谁是科学的敌人》（《科学时报》，2000.4.10）一文中则说：“中国没有古希腊的理性传统，这是我们的不幸。”如果再联系他对基督教的那种超乎常情的仇恨，以及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自居的种种表演来看，科学理性，不仅是方舟子辈最根本的杀手锏和真理标准，而且是他们所有观点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坚定不移的““人文主义原则”。
然而，这科学理性却并非是什么新东西，而是18世纪就在法国热闹过一阵的陈货。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科学理性的产物。
18世纪，基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和医学的突破性成果，在法国唯物主义者中，形成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理性观，他们抹杀生命现象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主张将科学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因而具有鲜明的无神论色彩。在此基础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在法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反封建和反宗教为主要内容的无神论启蒙运动，他们猛烈地抨击专制制度与教会，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面理论旗帜。因此，法国大革命也正是以无神论的激烈和反对宗教的彻底而出名：
皇帝被废位几小时后，巴黎公社送给各教区一张涉嫌有反革命意见与企图的教士名单；这些教士大多被拘捕送入监狱，并且不久成为大屠杀中的主要部分。8月11日立法会议终止教会对教育的控制。8月12日，巴黎公社禁止公开穿着宗教的法衣。8月18日……删除所有宗教法规。8月28日，逐放所有未向《教士法》宣誓效忠的教士；他们给予2星期的期限离开法国；大约有2.5万名教士逃到其他国家。〔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拿破仑时代（上）》，P58，东方出版社，北京，1999〕
9月22日……国民公会宣布，法国及它的属地之基督历法，应以大革命的历法代替。（同上，P 65）
然而，摒弃宗教的结果，却是人心道德无所维系，社会秩序严重失控，恐怖主义泛滥成灾：
贪污遍布于陆军补给品的生产与交货方面……投机正助长市场价格操纵并使商品价格提高……失业随着物价上升而增加。因为供给缺乏……排队有时自午夜开始;许多男女躺在门阶或人行道上等待着商店开门与行列的移动。饥饿的妓女到处寻找生意。许多地方暴徒冲进商店并抢走商品。市政的劳务已经停顿；犯罪盛行；警察稀少；垃圾散布并污秽了街道。（同上，101）
1793年7月卡里尔（Jean －Baptiste Carrier）被派至旺代区镇压天主教的叛变……他宣布法国无法供应其人口迅速增加所需粮食，因此以减少贵族、教士、商人、与行政官员的措施将是合于人民意愿的……他反对审判因为浪费时间；所有嫌疑犯（他命令法官）“必须在几小时内予以除去，否则我将杀死你与你的同党”……他命令他的随从以驳船、木筏、与其他船舶装载1500名男女老幼——让教士优先——并凿沉这些船只于卢瓦尔河。他以此种及其他方法在4个月内处理4000名不良份子。（同上，P93）
1794年3月，在里昂被处死的达到1667名——三分之二是中上阶层。（同上，96）
从6月10日延续到7月27日。不到七个星期，有1376名男女被斩首——比自1793年3月到1794年6月10日的61周之总数多155名。（同上，P107）
至此（1794年7月27－28日）它已夺取2700巴黎人的性命，整个法国受害者达1.8万人，罗伯斯比尔也成为受难者。其他的猜测将总数增加到4万人。（同上，P96）
面对这样的局势，靠无神论起家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不得不自己穿上袈裟，于1794年5月建立最高主宰节，将大革命推倒的神坛改换为祭坛重新树立起来，并亲自主祭开教大典。同一年罗伯斯庇尔开始清算无神论，在一次拿破仑称之为最出色的演讲中，反过来痛斥百科全书派：
这一派人以极大的热情传播唯物主义，远远不满足于仅仅摧毁宗教偏见。实用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就渊源于此。它把利己主义变成体系，把成功看作正义和非正义的尺度，把世界看作狡猾的骗子手的资产。这一派人包含为数众多的野心勃勃的江湖骗子。（转引自朱学勤：《笑着的 叫着的 哭着的》，《读书》1991年第11期）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教训，才有了“笑到最后”的伏尔泰的那句至理名言：“没有上帝，也要创造出 一个上帝”。
当然，该警惕的并非科学理性及唯物主义或无神论，而是科学理性与政治野心或霸权主义的结合。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是在宣扬科学理性，并非坏事，但若将科学理性当成真理的标准、谋权的手段或帽子、棍子、铐子一类的专政工具，那可就非警惕不可了。
方舟子辈不但对于科学理性的历史功过缺乏起码的反思，而且自觉不自觉地竭力将科学理性推向极致，发展成为一种科学霸权主义的真理标准，不但动辄判人以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而且竟然要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统统开除中华民族的族藉！谢天谢地，幸亏他们只不过掌握了一个网站，如果掌了生杀大权，不成为21世纪的卡里尔才怪。
科学无禁区
科学无禁区，是方舟子辈视之为命根子的基础观点，也是最能暴露他们的科学霸权主义和诡辩术的关节之所在。
所谓科学无禁区，当然是相对于其他领域或范畴统统是有禁区而言的，若其他领域或范畴也无禁区，科学无禁区也就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那么，既然唯独科学才有如此特权，其领袖和霸主的地位还用质疑吗？
然而，众所周知，世间万物都是相互制约的，科学凭什么可以独享无禁区的特权呢？方舟子的理由大抵有三：一是“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比如对放射性同位素的操作、生物毒物的使用，在美国就有一套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科研人员都要定期受训……”（方舟子：《科学无禁区》，《中华读书报》，2000.9.13）二是科学与技术是两码事。例如：“科学是认识自然的工具，却不是控制、改造自然的工具，后者是技术的范畴，责任也应该由技术自己承担。”（方舟子：《也说“科学主义”》，《中华读书报》，2000.7.26）“科学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妄用它的人。”而“‘有罪的是妄用它的人’则指的是对科学知识的应用，也就是技术”（吴燕：《方舟子访谈：科学无禁区》，《中国图书商报》2001.7.19）。“科学无禁区”但是“研究有纪律”、“技术有禁忌”（方舟子：《“科学”与“禁区”的一笔糊涂帐》，《科学时报》，2002.11.3）三是即使要划禁区，也是科学家的事，外行无权过问。例如，“一项研究，是属于科学基础研究还是技术应用，在一般情况下是很清楚的，科学家比外行更清楚，如果连科学家也划不清，公众又如何能划清？”（吴燕：《方舟子访谈：科学无禁区》）更“何况要认识、防止、消除技术的负面影响，仍然离不开科学知识”（方舟子：《也说“科学主义”》）。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两条：一是科学至高无上，一切罪过皆是技术应用造成的，与科学无干；二是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外行无权置喙。科学和科学家既然如此英明伟大，其他学科和芸芸众生除了匍匐在他们的脚下，三拜九叩，三呼万岁外，还能有其他选择吗？那么，中国人统统拜倒在“少侠”及其随从的脚下，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啰。
所以，宣扬科学无禁区，也就是宣扬科学霸权主义。
方舟子辈之所以要如此痴迷狂醉、不遗余力地宣扬极左的科学主义，不正是为了实现其科学霸权主义梦吗？
为此，方舟子在“科学无禁区”的诡辩中，运用了他所有诡辩中最大的诡辩，那就是从科学中抽掉了人的因素，用抽象的、理论上的科学偷换具体的、现实中的科学。没有了“人”的抽象科学确实是具有“自我纠错机制”的，因而也就无任何禁区可言。然而，原子弹会自己长出来，并飞到日本去吗？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一样，都是离不开人的，但任何一个科学家都得为稻梁谋，因而也就在不同程度上不得不听命于他的雇主或领导，否则就会“下岗”，又有多少“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可言呢？例如，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就因为不赞成制造氢弹，并在公开场合对于制造原子弹表示了某种罪恶感，便“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史特劳斯（Lewis Strauss）伙同他手下安全及情报爪牙、新闻界的拜把兄弟，在政府和军方的协助下”将他送上了秘密法庭，“硬是让奥本海默很不光荣的垮台”（〔美〕F·J·戴森《宇宙波澜》，P120－121，北京，三联书店，1998）。奥本海默倒是曾经具有过相当大的“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的，又如何呢？
195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说过：“今天，有可能在客观知识和对于知识的追求之间作出明确划分的信念，已经由科学本身摧毁了。 在科学的作用以及科学的道德方面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使科学不可能保持我们这一代所信仰的为科学本身而追求知识的古老理想……那是一个美梦，我们已经从美梦中被世界大战惊醒了。”“今天，威胁着我们的不再是霍乱或瘟疫病菌，而是政治家的传统的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的推理，群众的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以及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逃避责任……科学家们能够而且应当像戈丁根18人一度试尝过的那样，运用他们由于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而得到的尊敬，向治政家指明回到合乎理性和人道的道路。”（马克思·波恩：《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新语丝》2002年10月29日）他所谓的“理性和人道的道路”不正是一种为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究发明设置人为的禁区吗？
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的声音。然而，也不过是一种对于政治家并无多大的约束力的呼吁。
要之，科学自身是不会产生某种制止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究发明的机制的，方舟子所谓的科学自我纠错机制。只能通过具体的科学家去体现，但具体的科学家却形形色色——既有奥本海默、波恩这样有良知的科学家、也有史特劳斯那样助纣为虐的科学家，还有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或逃避责任的科学家，更有方舟子式为虎作伥的所谓科学家……不知方舟子所谓的科学的自我纠错机制又如何体现呢？如果答不上来，便等于是用空头支票行骗。
说到底，科学无禁区论的实质就是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科研无禁区，所以它想研究核武器便研究核武器。一旦掌握了核霸权，便以维护人类安全和世界和平为借口搞核不扩散条约，为其他弱小国家的核武器研究设置禁区。或如沈铭贤先生所说：“美国手中握有64套胚胎干细胞系，却以种种冠冕堂皇的文化理由，企图阻止他人研究。”（沈铭贤：《生命伦理上演“文化战争”》，《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6日）
也就是说，方舟子辈科学无禁区主张的实质，不止于是谋取科学霸权和个人霸权，至少在客观上，还在为美利坚政治霸权张目，为虎作伥。
对此，外行真的无权置喙吗？
还原主义
所谓还原主义，无非就是否认精神现象和生命现象的特殊性，无视或抹杀它们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认定一切复杂的生命现象或精神现象，均可以还原为简单的物质运动。这本是物理学发疯时期的一种梦呓，现在则被步了物理学帝国主义后尘的生物学霸权主义者们继承了过来，成了他们的的梦呓。例如，方舟子就堂而皇之地宣称：“还原主义是一种科学思想，它认为高层次可以还原为低层次，整体可以还原成各组分加以研究。也就是说，至少在理论上，研究各组分的性质和相互关系，可以推导出高层次的性质，在高层次上突现出来的新性质，可以根据组分加以预测”，“十几年来发育生物学的成果已充分显示了，生物发育是一个在基因控制下的物理、化学过程。”因而，也就“纯粹是一个还原主义的过程”（方舟子：《还原主义的胜利》，《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5日）什么意思？说穿了，就是基因决定论——只要破译了基因密码，就可以将一切复杂的生命或精神现象还原最基本生命零件——基因或基因组；反过来，则可以像用纸牌算命似的“预言我们的个性和健康状况，预言我们将如何生活、如何死亡。甚至连宗教和道德价值也能进行基因推断。
何等的乐观和自信，又是何等的狂妄和不可一世！就像18世纪的法国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家拉普拉斯所宣称的那样：只要给出充分的初始条件，我们不仅能够预测未来，甚至可以追溯过去。
然而，就像一个人在他与他的目的地之间划上一条直线，丝毫不考虑地形、气候、道路、交通、意外事故以及体力、情绪、疾病、经济状况……其他各种因素一样，这种基因决定论所依据的，正是被物理学家所扬弃的那种一相情愿的线性思维模式。真真是风水轮流转，当物理学家终于开始走下神坛，趋向于整体论或目的论之时，一些生物学家却又开始以上帝自居，拣起了被物理学家扬弃了的还原主义或决定论，自觉不自觉地用生物学霸权主义取代物理学帝国主义。
但是，在兴致勃勃的生物学家面前，毕竟已经有了物理学的前车之鉴，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生物学家都昏昏然、陶陶然，例如古尔德、迈尔、史密斯等，便从不同角度对这种生物学还原主义进行质疑。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科学和神经学教授Robert Sapolsky则明确地说：“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着”、“你是无法将基因与开关基因的环境分开的，你也无法将基因的效应与环境中的蛋白质产生的效应分开。基因科学绝不会变得如此无所不包，以致可以吞掉从医学到社会性的所有学科。相反，我们对基因科学知道得越多，我们越能认识环境的重要性。基因是非常重要的，但绝非故事的全部。”（Robert Sapolsky：《并非“一切尽在基因中”》，Newsweek，2000年4月20日）他们并非反对还原，而是反对绝对化了的还原主义。
他们的看法，自然无法为只会做点“科学小买卖”的方舟子辈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方舟子在其《还原主义和整体主义述评》（《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11期）中，只能囿于非此即彼的机械论立场，不但将还原主义与整体主义完全对立起来，还竟然将整体主义当成一种非科学、反科学、伪科学或“接近信仰”的“反还原主义的思潮”来加以贬斥，说什么：“这些思潮都已在生物学界失去市场，只在生物学界之外还有信徒。”他不仅故意无视生物学界内部整体主义观念的存在，而且根本不了解，无论是整体主义还是还原主义，皆非“思潮”，而是人类、特别是西方，思想认识历史上由来已久、而且是对立统一的两种基本世界观，前者的实质是将宇宙万物当作一个整体和活体来进行宏观的观察和研究；而后者的实质则是将宇宙万物作为一个静止的物质实体来加以微观的分析和解剖。二者的根本分歧则在于是否承认时间箭头的存在，即在宇宙万物发展的历史中，时间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整体主义主张时间不可逆，所以，宇宙万物的发展方向是从简单到复杂，而且越来越复杂。因而，只有在一些封闭的或相对简单的系统，可以还原和预测，而对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来说，则具有某种目的性或随机性，既无法还原，也难以预测；还原主义则坚持，时间是可逆的，所以，宇宙或任何复杂的系统皆可以还原到最简单物质或基因单元，并且可以倒过来对未来作出预测。
正是二者相反相成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人类的全部认识史。
而且，就二者的宏观发展历史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完全符合辩证法的第三定律——否定之否定律，即以古希腊或中国春秋战国为代表的古典时期，大抵是整体主义称雄的时代；文艺复兴后发展起来的、以逻辑和实证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科学大发展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经典科学时期，则大抵是还原主义否定整体主义而称霸天下的时代；20世纪中期以降，大抵以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为前导的世界科学前沿，则是通过螺旋线式的上升达到新的高度的整体主义，对于称霸了几个世纪的还原主义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时代。换言之，人类世界观的宏观发展史，就像人走路轮流迈出左右腿一样，大抵是一个综合——分析——再综合或整体——还原——再整体的否定之否定历史。也就是说，今天不但不是什么“还原主义的胜利”的时代，而恰恰是还原主义开始被超越和被扬弃的时代。正如：
自命为“混沌福音传道士”的物理学家福特（Joseph Ford）所说：“一个大革命正在开始。我们对宇宙的整个看法，都会改变。”研究结果表明，在最简单如仅仅三个粒子相互作用的情况下，都会出现混沌。可语言性、确定性，这些几百年传下来的神话，这一来再也站不住脚，一个钟表式的宇宙更不用谈了。在这个世界里，动力学混沌是主导，不是例外。过去是固定的，而未来是开放的；这样，我们重新发现了时间之箭。（〔英〕彼德·柯文尼 罗杰·海菲尔德：《时间之箭》，P17，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
或者，如欧文·拉玆洛所说：
在这新的进展下，科学变成了恢复宇宙完整性的一种工具，利用这一工具，存在于宇宙中的一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梦、我们的恐惧和我们的希望，首先是我们的想像和我们的创造力——的完整性都得到恢复。（欧文·拉玆洛：《微漪之塘·序言一》，P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当然，这只是意味着还原主义的被超越和被扬弃，而绝非意味着还原主义的被否决或被抛弃。按照辩证法的规律，总有一天，通过螺旋线式的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还原主义，还会对整体主义再来个否定之否定之否定的。这就是辩证法。
可见，既不懂辩证法，也不懂人类世界观发展史的方舟子，根本不是什么与时俱进地走在科学发展前沿的“奇才”，而是死赖在正重蹈物理学帝国主义覆辙的还原主义航船上，靠它安身立命、称王称霸的蠢材。竟然还要凭着这等狭隘的机械论观念和盲目的生物学霸权主义，到自己的祖国来耀武扬威，真真是可鄙、可悲而又可怜。
面对这一无法逆转的大趋势和严酷的现实，方舟子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生命现象的确“难以预测”（也就是难以还原）；另一方面却又声称“难以预测并不是不可预测”，并且豪迈却又浅薄地宣布：“分子生物学已与进化生物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解决了种系发生树的客观标准、发育与进化的关系等重大难题，为进化生物学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增添了无比丰富的内容。”按说，这种豪言壮语及其对于整体主义的“驳斥”，本应该在生物学界内部，冲着古尔德、迈尔或等斯坦福大学的Robert Sapolsky等人去说的，方舟子却偏偏要拿来冲着中国广大的外行人宣布，除了拉大旗做虎皮，包起自己去吓唬别人外，又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
但方舟子辈的科学霸权主义或生物学霸权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却也跃然纸上，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