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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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

两个世界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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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这两位激励了好几代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天才典范，是20世纪的偶像。现代科学就是爱因斯坦，现代艺术就是毕加索。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乃是西方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传奇之一。现代科学就是爱因斯坦，现代艺术就是毕加索。人们总是能在任何两个人之间找到一些惊人的巧合现象，这已经成了一种老生常谈。然在爱因斯坦和毕加索的案例中，他们的个人生活、工作经历和创造性中的相似都是很奇特的，且有文献为据。两人在他们具创造力的时期——20世纪的头15年——向我们显示的相似性并不止他们自己的思考方式的共同点。它们也让我们窥见艺术的创造性和科学的创造性的本质，以及艺术和科学中共同前沿领域里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在令人惊叹的20世纪初叶，任何事情看起来都是可能的，并且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实现的，爱因斯坦和毕加索的个人生活和工作条件没有什么不同。从单个人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个我们称之为现代的社会中运转起来。相比起爱因斯坦和毕加索是如何提出他们的洞见的这一问题，我对他们为什么作出他们的发现更感兴趣。艺术心理学家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曾经写道: “当一件艺术品被创造出来之后，我们如何去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倾听艺术家关于自己都谈到些什么。”这一说法对科学家也成立
     毕加索的传记作者理查森（John Richardson）曾引用过这位艺术家一位最善解人意的情人马尔（Dora Maar）的一个评论。尽管她讲的是毕加索的后立体主义时期，但她的评述最适于他发现立体主义的时期。“有5种因素，”马尔说道，“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风格：他热恋的女人，作为催化剂的诗人或诗人们，他生的地方，一个提供羡慕和理解（这是他从来都觉得不够的）的朋友圈，以及那只与他为伴、须臾不可离的爱犬。”所有这5种因素在1904年5月都因缘际会地汇合在一起，那时他搬到了拉维尼昂（Ravignan）街13号，一间位于蒙马特尔区、被亲切地称为“洗衣舫”（Bateau Lavoir）的极其简陋的房子里。1907年仲夏他就画出了《亚威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一幅将艺术引入20世纪的杰作。尽管毕加索的许多艺术家和文学家朋友凭自己的本事都取得了定的名声，并且也十分钦佩毕加索在艺术上的敏锐，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认识到那年7月在他的画室里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除了有狗，爱因斯坦在1905年春天的情形与毕加索非常相似。那时他与米列娃（Mileva）搬到了瑞士伯尔尼老市中心克拉姆街（Kramgasse）49号一间狭窄的没有电梯的3楼公寓里。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密切的朋友都是像他一样默默无闻的公务员，当然他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人对他即将创造出来的东西有哪怕一丁点儿感知。
    艺术史学家通常认为，立体主义的来自塞尚（Paul Cézanne）和原始艺术（primitive art）。这个观点完全没有考虑到科学、数学和技术上的惊人发展如何影响了对“先锋”（avant garde）本身的定义。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科学的根源来不完全来自科学本身的内部。那为什么20世纪最有影响的艺术运动的根源应该完全来艺术内部呢？我们通过把毕加索《亚威农少女》的来源观点扩展到包括科学、学和技术因素在内，就可以获得对毕加索的不朽奋斗更深刻的洞见。
    因而对比式的传记研究就成为探究20世纪初智力氛围的一种手段，那是一个自文艺复兴以来空前出现的天才的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最好的作品将永远成为那些用来定义文明的最高成就的作品。相对论和《亚威农少》代表了两个人——尽管地理上和文化上相隔较远的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对像潮汐一样席卷欧洲的戏剧性变化的反应。
  在这些巨大转变的震中，是关于再现（representation）和抽象（abstraction）的争论。在艺术中，出现了一个对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占据中心舞台的具像法（figuration）和视（perspective）的反运动，这一点非常强有力地体现在塞尚的后印象主义中。技术上的新发展，比如飞机、无线电报和汽车的出现，改变了每个人的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作为电影制片术先驱，迈布里奇（Eadward Muybridge）和马雷（Etienne-Jules Marey）的多重画面（multiple images）技术，除了在系列画面上述不同的透视点，还使得在系列画面或一个单一画面上描述随时间的变化成为可能。在科学中，X射线的发现似乎使得内外模糊，不透明的东西变成透明的，二维和三维之间的区别变得迷离了。具有貌似无限能量的放射性，似乎证明了空间充满α射线、射线、γ射线和X射线，它们到处飞来飞去，打开一切事物。甚至在更为抽象的方面，数学家们思考着新的、外来的几何学，它们能用大于三的维度来描述。人们尤其对四维空间的观念及其对空间中或时间中的运动的含义着迷。
  所有这些都在报纸、杂志上和咖啡厅里被广泛地讨论着，也出现在像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伟大的法国博学之士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那些优美和能为人们所理解的哲学著作中。这些发展及其意义，在被称为“毕加索帮”（la bande à Picasso）的密友圈中争论着。这帮人在毕加索的画室中见面，画室的门上挂着一个“诗人聚所”（Ren dezvous des poètes）的牌子。这个小组由诗人和像阿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这样献身于神秘和先锋文学的幻想家组成。雅里出版了有关非欧几何、第四维度和时间旅行的寓言。巧合的是，在瑞士的伯尔尼，也同样存在一个类似的研究小组，讨论类似的论题，自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Olympia Academy)。 尽管不像毕加索帮那浮夸浪漫，他们以同样贫的波西米亚方式经常聚在一起。每一个小组的成员都探讨所有知识问题，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太运转:在巴黎，这个太阳是毕加索；在伯尔尼，中心的太阳是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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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毕加索遇上爱因斯坦

　　这并不是一个古怪的题目。1904年，毕加索和爱因斯坦在巴黎的一家小酒馆中相遇，他们以其充满智、幽默的语言，热烈地讨论着“美”、“物理”、“欲望”、“相对性”和“新世界”。翌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三年后，毕加索则以《亚威农少女》震撼世界画坛。……不过，上面的描述只是剧作家斯提夫·马田（Steve Matin）幽默话剧《毕加索遇上爱因斯坦》（Picasso at the Lapin Agile）中的场面。剧作家的想象力为我们虚构了一个舞台艺术空间，然而，两个睿智天才的思想火花，如何点亮了科学和艺术两个截然不同的殿堂，这就需要历史和哲学的理性分析了。这正是瑟·I·米勒《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动人心魄之美》一书向读者展示的“西方思想史上的伟大传奇。”
　　“现代科学就是爱因斯坦，现代艺术就是毕加索”。但是，一个什么样合适的视角才能将科学和艺术世合二为一呢？作者在仔细考察了爱因斯坦与毕加索最富有创造力的岁月后，发现了一个“切入点”，那就是狭义相对论。因为，从义相对论得出的一个绝顶精妙的结论是：视为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相对于静止的观察者而言是同时性的，但是对处于作相对运动的观察者而言则不具有同时性。也就是说，同时性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这样的观念来审视毕加索的杰作《亚威农少女》，你就会发现，在这幅画中不存在一个真正的透视点，更确切地说，画中很多面部表情和身体形状都是从多个视点同时表现出来：你观察它的方式，就是它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相对论”在《亚威农少女》中的艺术表现。
　　阿瑟·I.米勒是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史科学哲学教授，在科学哲学、现代科学史、认知科学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他的另一部著作《天才的洞见：科学与艺术中想象力和创造力》就展示出他在探讨科学与艺术关系方面的造诣。而在《因斯坦·毕加索》这部书中，米勒并不是要给科学与艺术之间“相互影响”作某种乏味的理论说教，而是选择了从艺术家和科学家共同提出思想开始谈起，即追溯他们创造力的原点。因此，米勒把眼光放在两位伟大天才最具创造力时刻的历史重构。他发现，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在创造他们惊世之作的时候，并不是受人敬仰的著名人物，他们才20多岁，默默无闻，精力充沛，贫困潦倒，麻烦不断。但是，他们凭籍卓越的个人魅力，吸引着朋友、同事和甚至是情人，当他们沉浸在作之中的时候，他们是超凡脱俗的局外人，做着他人从没有做过的梦，并在其中展示出他们的旷世天赋和卓绝才华。
　　米勒采用了对比式传记的手法，为读者拉开了20初期那段摄人心魄创造之美的序幕。那，故事的两位主角一个在繁华的文化艺术心巴黎，而另一个却在瑞士北部“如死水一般沉寂”的伯尔尼。1900年2月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四猫咖啡馆”举办了个人第一次“严肃画展”，他的一幅参展作品《最后的时刻》作为西班牙的代表作之一被选送到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9月，毕加索来到了巴黎，踌躇满志地去迎接新世纪。1900年7月，爱因斯坦从瑞士联邦工学院毕业，他是当年数理部获得学位的四位学生中唯一一个没有留下做某个教授助手的人这种“耻辱”只是他早年梦魇般生活的开始。他陷入了爱河，养家糊口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打零工，甚至张贴出了愿意做“家教”（私人授课）的广告。尽管他的幽默感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下了“上帝创造了驴子，还给了它一张厚皮”精彩佳句，可是，贫穷生活的重压，使得他抱怨这种悲惨处境是其他人有意在他的职业道路上设置了障碍。
　　毕加索的一位传记作者说过5种因素决定了毕加索的生活方式和艺术风格：他热恋女人，作为催化剂的诗人或诗人们，他的生活地方提供了一个羡慕和理解的朋友圈子，以及那只与他为伴、须臾不可离开的爱犬。阿瑟·I.米勒认为“除了没有狗，爱因斯坦在1905年春天的情形与毕加索非常相似。”
　　在毕加索的身边有一个“毕加索帮”，这帮人在毕加索的画室中见面，画室的门口挂着“诗人聚所”的牌子。诗人的狂放激情与画家的想象力交织在一起，“轮流影响着对方。”其中位成员回忆那段风狂雨暴的日子时说：“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任何事情和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在瑞士伯尔尼，同样也存在一个类似的研究小组，讨论类似的论题，们自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亲自定下了“严肃的课程”，大部分是和物理学有关的哲学论题，他们的典型做法是“读一页、半页，有时只是一小段，然后讨论，当问题很重要时，讨论持续很多天”。两个小组的共同特点是都围绕一个中心运转：在巴黎，中心的太阳是毕加索；在伯尔尼，中心的太阳是爱因斯坦。甚至在半个世纪后，爱因斯坦还很留恋他的“科学院”，他说“在伯尔尼的时候真实太奇妙了”，“我们的科学院一点也不比那些我后来了解的值得尊敬的科学院更幼稚”。特别应当提到是，1905年那篇论述相对论的论文没有列出一篇参考文献，但在论文的结尾处，爱因斯坦却向米凯莱·贝索一人表示致谢，其人就是“奥林匹亚科学院的”一位成员。
发现庞加莱是爱因斯坦与毕加索这个故事中的“公分母”，是米勒的精妙之笔。庞加莱（1854-1912）是横跨19、20世纪科学的一座“喜马拉雅山”。他是法的“两院院士”（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学院），一生中获取了无数荣誉学位和几乎所有的重大科学奖项（只有诺贝尔奖除外，许多人因此而为他抱不平）。在庞加莱短暂的一生中，他写下了近500篇科学论文和30部学术专著。这中间还不包括他为广大公众撰写的科哲学著作和科普著作。在这里充当爱因斯坦和毕加索联系纽带的是庞加莱在1902年出版的名著《科学与假设》。
　　“毕加索帮”中的普兰斯只能是一个“边缘成员”，尽管他既非艺术也非作家，可普兰斯却“像一个艺术家一样设想数学，像一个美学家一样去描绘n维连续统。他喜欢引起画家们对新的空间观念的兴趣。”因此，庞加莱《科学与假说》中关于非欧几何和四维空间的大师级的精妙阐述，就成为普兰斯在“毕加索帮”科普讲座上谈论的热点话题了。正是在普兰斯这种催化剂的作用下，促使毕加索沿着全新的视角去思考，他“经常大谈第四维，身上总装着庞加莱的数学书”，这样，从1907年6月起，《亚威农少女》素描本中右边的少女始朝几何图形发展。而最终实现了“立体主义”的伟大突破。那么，对于“奥林匹亚”学院那帮嚼着乳酪、抽着廉价烟的年轻小伙子们呢？当然，他们不需要普兰斯这种“二传手”，因此，庞加莱的刺激就更加直接了。1904年，爱因坦得到了《科学和假说》的一个非常好的德文译本，这使他们“连续好几周都为之着迷”。正如庞加莱关于高维空间描述刺激了毕加索把几何学作为新艺术语言一样，庞加莱关于时间和同时性的洞见也启发了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因为对于时间和同时性的问题之间的区别在处还从没有出现过。在他们的争辩中，也许经常可以听到竖起眉毛的爱因斯坦大声尖叫：“嗨！这个意思，让我们瞧瞧庞加莱教授先生还说了些什么。”不过，“庞加莱已经跨过了新旧物理学之间的界河，但退了回来。而爱因斯坦却突破传统的疆界。那时谁会想到，这位在1900年时还找不到自己的“雇主”的小伙子，在11后，能登上物理学界的最高殿堂呢？1911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物理学界首次最高级会议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在照片中你可以看到洛伦兹、能斯特、普朗克、卢瑟福、郎之万、居里夫人和庞加莱等等顶尖大师，可以说，打下20世纪物理基础的巨人们都出现在这张照片上，而站在庞加莱身后的正是爱因斯坦！
　　当然，我们不要忘了米勒不是要为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写本“合传”，而是要透过对两位大师历史境遇的刻画、思想轨迹的分析，来揭示“艺术与科学中的创造性”，这正是作者在该书第8章（也是最后一章）希望达到的高潮。在这一章中，作者充分调动了美学、思想实验、意识思维、潜意识思维、甚至“启示” （revelation）等认知科学的析方法，并特别强调了直觉或领悟在创造力中的作用。对于爱因斯坦令人震惊的洞察力，米勒教授的分析是“他的智力工具箱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自科学本身之外，涉及了美学和哲学概念。”从而揭示出了高度创造性的一个标志：那就是精通所有技术细节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能飞越无关紧的细节，径直看到问题的核心。正是这样，爱因斯坦才能够抓住庞加莱3个问题（以太漂移实验、光电效应、布朗运动）的统一，进而有了1905年的相对论和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正如作者中译本序言中说到，认真地思考科学与艺术创造性之间关系后，得出的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在创造性开始出现的时刻，学科的界限就消失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科学家和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审美形式。对毕加索而言，就是将所有的形式简化为几何。而对爱因斯坦而言，它是一种将空间和时间统一在单一框架里面的极简主义的审美形式。今天，当我们把“创新”上升到一个“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高度的时候，米勒的这本书一定会给我们以新的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