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员张树军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从去年开始，像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还有中央有关宣传部门都在想怎么纪念，今年中央还专门发文就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宣传进行部署，在一项一项的落实，今年“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展览”在北京军博开展，我们也是主办单位之一，当天晚上很多领导也去参观了这次展览，17号晚上还有一个专场，18号晚上还有一个专场，一共是三个专场，18号这次是外国驻华使节，所以按步就班，按照中央的部署，现在各项活动都在展开。再过两天，也就是10月22日，也就是红一二方面军会师时会有一个纪念会，大家到时就可以注意收看电视的转播了。
长征，尤其是今年以来，各种媒体，特别是网络上有很多大量宣传长征的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著作的片断等等，甚至有一些图片，其他的一些学问作品等很多。应该说社会各界不纯粹是搞理论或者是历史研究的，对长征的历史都有所了解，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又重新播放了电视连续剧《长征》，所以说长征在全国各个阶层，不管是做什么工作的，应该说普及程度还是非常高的。我今天讲这个题目，难度是有一点，我自己觉得啊，我今天想分四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下。因为给我出的题目是《长征的艰难历程及其历史意义》，这个题目就一目了然，当然首先就是要讲一下长征基本的历程，或者说基本的过程，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把长征的概况再归纳一下，因为直到现在，有一些宣传品，或者说作品，还有在很多人，包括一些老同志的概念当中，长征跟这些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他们所了解的知识不太一致，比如讲我们经常使用的一句话，25000里长征，这次军博的展览，最后是65000里长征，就是有很多新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得首先要介绍一下基本的历程、基本的概况还是有必要的。
先介绍一下长征的定义。我们经常说的红军长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在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期间，中国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红25军先后从长江南北的各个革命根据地撤出，向陕甘地区的战略大转移。这里面有很多新的含义，我们讲的长征，不仅仅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而是三大红军主力，红一、红二、红四，包括红25军，这四支红军的长征。在座有一部分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同志可能还有记忆，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的时候，是1985年10月份纪念的红军长征五十周年，从建国后一直到文革期间，把长征仅仅局限于是第一方面军的长征，也就是中央红军的长征，所以纪念是中央红军1935年10月达到陕北的日子，而不是纪念全部参与了长征的红军三大主力加上25军的长征，所以在定义界定时首先要明确。这是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
第二点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长征的原因或者说背景。为什么要进行长征？这个大家多少有一点了解了，我们中国成立于1921年，在21年一直到27年“4.12”蒋介石发动、“7.12”汪精卫发动，中国从三大开始，23年开始跟国民党合作，广东就是国共合作重要的发源地，合作的过程中中国没有自己的军队，仅有的就是叶挺，叶挺也是广东人，率领开始是铁甲车队，后来发展为独立团。1923年三大之后一直到大革命失败，这是大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派向国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员到27年发展到最高峰时是三万多人，大革命失败之后迅速降低到一万人，当时的形势确实是白色、恐怖、血雨腥风。
大家都学过历史都知道，我们中共中央举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旗帜，首先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在8月7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革命和起义的方针，之后各地陆续爆发了党领导的起义，到1928年初的时候大大小小一共爆发了近百次起义，其中著名了除了南昌起义，还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当然秋收起义，我这个地方要解释一下，不单单指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其实秋收起义的范围很大，像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也是秋收起义的一部分，因为党中央统一部署要利用秋收季节发动。经过这些起义，当然有的很快失败，应该说绝大多数失败了，能够坚持下来的都是从城市走向农村，农村包围城市。凡是走向农村的大部分都保留下来，经过逐渐的发展形成几个大的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福建一带，开始叫赣南闽西根据地，后来发展为中央根据地，还有鄂豫皖根据地，红一方面军的诞生地。还有湘鄂西这一块，还有湘赣，北方还有陕甘根据地，广东这边也有，就是稍微小一点，琼崖，大大小小十几块根据地。
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发展，当然历程是非常艰难的，这就引起了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震惊，或者是恐慌。所以从1930年底开始，蒋介石就部署对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特别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我们中央首脑机关，除了党中央在上海之外，大部分都是在这里。而且上海的中共中央，由于执行了左的错误方针路线，也于1933年1月在上海呆不下去，也迁到瑞金去了。
所以蒋介石围剿的重点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是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部队番号我在这里不解释了，有时候叫中央红军，有时候叫红一方面军，反反复复变了很多次，但是就是指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一支部队。前三次反围剿在朱德、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1931年1月王明上台，开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的统治，王明开始只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也不是党的最高负责人，甚至于候补常委都不是，那为什么说以他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呢？就是因为这次错误路线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王明是喝墨水回来的，从苏联回来的，典型的教条主义者，照抄照搬。王明是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台，9月份就去苏联了，一直到39年11月才回国。整个这期间，应该说他不在国内，在国内当然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博古，他主持党中央的工作。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执行了王明左的东西，同时在土地革命、劳工政策各个方面推行了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特别是军事方面。共产国际派来了一个顾问，长征中有几个外国人，其中有李德，还有英国的传教士勃沙特，最近他写的《神灵之手》也出了，这个一会儿再说。
由于执行了一些左的东西，、朱德等在中央根据地长期斗争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也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指责是右倾等等。苏区中央局还有临时中央就排挤了，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第四次反围剿继续贯彻、朱德的方针，还是取得了胜利。
从1933年3月开始，蒋介石集结了一百万军队，向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大围剿，其中50万兵力对付中央革命根据地，形势很严峻。第五次反围剿当然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不管是谁指挥，肯定是会失败的，因为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悬殊。但是如果战略战术得当，粉碎第五次围剿还是有可能的，至少不会遭受后来这么大的损失。
但是这个时候由于离开了红军的指挥岗位，博古这个人啊，他跟王明是同学，他那个时候很年轻，他在党内负总责的时候才27岁，毛头小伙子，又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在军事指挥上主要依靠李德。而李德是外国人，学的都是正规战的战略战术。我们经常看一些外国的电影，包括拿坡仑时代的，打仗都是有阵型的，当然不像那个时代太正规了。我们在中国这种情况下，行之有效主要还是运动战，配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不了解。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系列他的战略战术，有很多名言，比如说“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包括“诱敌深入”，如果就在这里打，不让敌人进入根据地，你没有这个兵力，就可以让一部分敌人进入，然后一部分一部分的消灭，积小胜为大胜，最终会粉碎敌人的围剿。而这一套被博古和李德放弃，造成被动的局面。
到1934年4月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广场保卫战，死守武昌，经过18天的战斗，我们最终失利，伤亡非常大。等于从这个时候开始，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中央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没有了。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没有接受等其他人的建议，比如像闽浙赣方向进军。（我现在说的这些简称，大家可能都知道，闽、浙、赣就是福建、江西、浙江那一带。）没有接受，而是继续采取很多战略原则，像两个拳头打击敌人，你想泰森打拳击的时候肯定不是两个拳头一起出击的。还有像是死守，不让敌人进来，不像的诱敌深入。最后是越来越被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临时中央，就开始不得不考虑转移的问题。但是这也只是局限于很少的人知道，甚至于党内排第二号的张闻天，他也不知道。
当时有一个特殊情况，中国到“二大”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加入共产国际，是它的一个支部，所以我们一切重大的事项都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我们自己做了决策也要报共产国际批准。红军当时战略转移也要报共产国际，5月份报上去，7月份的时候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同意转移。所以所谓长征，为什么长征，（其他根据地也都是类似的情况，）因为在王明统治中央的错误路线，向各个根据地派了中央代表，他们去了以后都是执行一套左的政策。鄂豫皖派的是张国焘等，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很多方面都是执行左的东西，特别是肃反。包括中央根据地都出现过肃反，包括富田事变。张国焘到了之后，在这些方面执行的非常坚决，张国焘和陈昌浩，张国焘是鄂豫皖中央根据地的书记。在肃反问题上，我仅仅举一个例子，他在“百翠园”这个地方，一次肃反就杀掉了2500人，而这些人都是党内有一定级别的，或者是知识分子，包括夏曦。现在我们认为夏曦也是好同志，但是在这个阶段他执行了左的东西，在湘鄂西执行了肃反，将段德昌都杀掉了，他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杀到最后，就是没有敢杀贺龙，因为湘鄂西大部分是贺龙的部队。强调这个呢，我们重要是从其中吸取教训，反围剿失败与大批有才华的不管是政治工作干部也好，军事工作干部也好，大批被杀掉是有关系的。
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各个根据地都很困难，当时准备战略转移都是秘密进行。我们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进行一次战略转移，或者说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的背景。其他根据地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长征大家看过很多影视文学作品，大致都有所了解，我首先把总的情况说一下。然后以中央红军为主，简要的将过程串一下。
我现在说的长征是指四支红军的长征，不单单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央红军的长征是1934年10月，现在哪一天出发，在我们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有很多种说法，一般来讲呢我们还是认为就是10月10日，就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还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从瑞金撤出，就应该算是，因为当时瑞金是当时中华苏维埃的首都，撤出之后，部队向宁都河畔集结。然后一直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历时整整一年，途径11个省，行程25000里。我们原来说的25000里长征，就是指中央红军的长征。学术界的研究者，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研究者，他们有一个观点，他们从撤出鄂豫皖就是长征，那就早了，31、32年的样子，然后一直到1937年11路军战败，都叫长征。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因为红四方面军是在鄂豫皖，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主动撤出鄂豫皖，然后向西走，到了四川和山西的边界，建立了川陕根据地。遵义会议之后，然后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快到雪山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有电报来的，红四方面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主动于1935年3月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现在一般官方认可的，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就是从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然后往西到四川到现在的里面县、茂县一带准备迎接中央红军，跟中央红军会师之后准备共同北上，但出现了张国焘的分裂，中央红军就单独北上，红四方面军又重新南下到四川西康这一带。这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就是从强渡嘉陵江战役，当然中间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后到了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走的路程不太长，一万多里，途径了四个省，历时是一年零七个月，比中央红军的一年长，就是因为有曲折的那一段。
到了1936年的7月，红二方面军那时候还不叫红二方面军，还是“红二、红六军团”，然后跟36军合并为红二方面军，然后北上。在甘肃的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呢，应该是从1935年11月算起，那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这是有一个过程。我刚才说了，就是在中央红军准备向共产国际报告，批准之后准备转移的时候，曾经于7月份派出了两支部队，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一直就是红七军团往闽浙赣方向走，然后与红十军组成红十军团，结果遭到敌人的重兵堵截最后失利。（这里面大家最熟悉的是方志敏，然后被俘被杀。方志敏留下了一些不朽的篇章，也可以说是一曲爱国主义的绝唱，读来令人感动。江*泽*民同志有一次讲话，特意引用了方志敏一大段话。）还有一个红六军团，也就是肖克、任弼时这些人，然后派他们撤离湘赣根据地西征。这次部队的派出，跟刚才有一点不同，战略意图不同。红六军团的西征就是中央红军为战略转移探路，红六军团经过艰苦的战斗、跋涉，与贺龙领导的当时会师时叫红三军会师。然后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这个根据地一直坚持到1935年10月，应该说除了南方留下的红军游击队之外，这支部队能够在敌人的后方，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到了1935年11月的时候，由于蒋介石又部署了新的围剿，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红二六军团主动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所以应该是从1935年11月算起。当然长征的路上也是很困难，到了36年10月22日会师，为什么我们的纪念大会22日才开，就是因为那一天三支部队会师了，结束了长征。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不到一年，11个月左右，走了八个省，行程是二万多里。
还有一个就是红25军的长征，这个长征有一点特殊，它是中央红军长征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做了部署，周恩来找程子华谈。我前面谈了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是主动的放弃，但是走的时候留了一部分红军，留下的这部分红军又重新组建了红25军。这个红25军的一些著名人物可能大家有的很熟悉，程子华刚才说了，还有徐海东，还有吴焕先。他们是按照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就是中央红军长征刚刚一个月。他们走的长征路线不像其他的都是往湖南、云桂川走的，他们是往北走，就是往河南等地走，当然他这支部队在行军过程中激烈的战斗非常多，虽然仗都不太大，吴焕先等著名的军事将领在战斗的过程中牺牲了，损失还是非常大，但是曾经在鄂豫陕边界创建了根据地，坚持了很长时间。按照民政部上个世纪50年代的规定，确认根据地有很多条件，其中就有一条必须要坚持半年以上，他们这个就坚持了半年。最早到达陕北的长征红军，就是红25军，是1935年9月到达的，到了之后，大家都知道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26、红27军，到了之后，红25、26、27就合并了。应该说他们有这么一块根据地，为中央把根据的大本营放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这是大致上讲一下四支红军长征的简略过程，红25军也是经历了4个省，历时也是不到一年，行程不到一万，近万里吧。所以这四支红军，我刚才说了，中央红军25000，二方面军20000，四方面军不到20000，25军不到1万，加起来就是六万多，65000里长征。还有一种说法，选集上也有，我们经过了11个省，那是指中央红军经历了11个省，其他各路红军与中央红军加起来，一共经过了14个省，因为他们走的有重复的，也有不重复的，算起来就是14个省，现在有很多提法都要以最新的研究成果来提。
长征大致的过程，每个方面军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就太简单了，我就以中央红军为代表，简单的把他这个线理一下，顺便捎带讲一下其他大致的过程。
中央红军的长征我刚才也说了，它是34年10月中旬，我们不去管日期的争论，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开始长征以后，因为这个时候的指挥权还是博古、李德，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他在反围剿的时候执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当决定撤离了，在战略转移突围的过程中，执行的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这个说法是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不去随便扣一个什么“主义”，但是至少在长征开始的时候，这种搬家式的长征，经常有一种说法，叫“马背上的共和国”，就是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上了马背，不是在江西了。所有贵重的东西，包括贵重的机器，比如说我们宣传用的印刷机也得背上，还有X光机等，大量的辎重，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长征开始的初期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幸好我们统一战线的工作做的非常好，这也是广东人的贡献，就是我们在没有长征之前，派潘汉年、何长工等跟广东的陈济棠谈判。陈济棠他虽然是军阀，但是他跟蒋介石有矛盾，还不光是陈济棠，各个方面的军阀跟蒋介石的中央军有矛盾。蒋介石在28年建立起南京国民党政权之后，始终没有做到统一。28年的时候，张学良归顺之后，表面上统一了，但是各派军阀之间勾心斗角。中国军阀有一个特点，将地盘看得非常重，都不愿意他染指，在这个过程中爆发了很多政治冲突，包括蒋介石将胡汉民在南京软禁，其实跟地方军阀都是有关系，因为胡汉民是西南军阀，南方的这些军阀比较支持胡汉民，所以这是军阀政治的一个特点。
我们就利用这种特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长征还没有开始之前，就通过谈判达到了协议，就是如果红军从这里走的话，只是借道不做停留，他象征性的朝天放几枪应付一下蒋介石，所以在陈济棠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中央红军在开始的时候，连续突破了三道封锁线，都是陈济棠控制的，有些实际上就是等于让过。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军阀他也知道，一是虽然他们也有实力，但是中央红军出发的时候这股力量也不小，86000人。如果打起来，两败俱伤；二是最好蒋介石的中央军来接管，蒋介石经常是一箭双雕，他还是很阴险的，其实各个地方的军阀都看清楚了这一点。
三道封锁线过了之后，就到了第四道封锁线，这就是著名的湘江战役。湘江战役有很多作品，像《血染湘江》的小说。湘江就是蒋介石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北段是湘军，南段是广西军。白崇禧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军事家，很会算计，他也是分析了形势之后，只要红军从这儿过，借道不在这里停留的话，他也是象征性的，他甚至于采取了措施，就是把他的部队南撤，把这一段让出来，就是让你走，顶多你走的时候他在背后骚乱一下，让你跑的越快越好。但是我们当时并不完全清楚是这样的情况，最重要就是我们搬家式的行走，拖了部队的后腿，每天行军三四十里，这哪儿行啊？所以错过了渡湘江的最佳有利时机。蒋介石也看出了白崇禧的意图，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最后各路的敌军就开始往湘军要渡河这一段集结。所以为了保卫中央机关、中央直属部队，还有这些“坛坛罐罐”，这些家当，我们的野战部队在各个地方进行阻击，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从11月下旬到12月1日，这期间有的是一个团上去之后，一会儿一个也没有了，有时候像三军团，彭德怀的部队，有一个团的团长牺牲了，彭德怀命令第二个上去，当天这个团长又牺牲了，打的非常惨烈。红五军团有一个第34师，这个事大家可能知道，师长叫陈树湘，全师全军覆没，因为红5军团是殿后的，当然最危险了，全师全军覆没了，陈树湘身负重伤，肠子都流出来了，敌人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师长，抬着他去邀功请赏，陈树湘坚决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自己把自己的肠子扯断，就这样牺牲了。敌人这样还没有放过他，将他的头割下来，拿到他的家乡挂起来。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湘江战役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是相当惨重的，湘江战役结束的时候，我们最后还是过去了，各个野战军掩护着中央机关过了，最后也是逐渐的往湘江西边撤，最后就算过去了。我们中央红军出发的时候是86000人，等过了湘江只有三万多人，可见损失多大。因为前三道封锁线战斗并不激烈，实际上主要是在湘江这一仗。当然，还有一些动人的故事，我们现在来不及讲了。反正这一打仗非常惨烈，经过这一仗，也坏事变好了，在整个红军队伍当中，对这种左倾路线的不满程度达到新高，越来越多的人从上到下终于认清了我们走出来撤离中央根据地，说是战略转移，又到湘西去，跟红2、红6军团会师，还没有过江我们就损失了这么多人，逐渐逐渐在许多干部群众，甚至高层中都产生了不满，这也是坏事变好事，这也是为后面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一个思想基础。
过了湘江之后，敌清并没有减弱，各个方面的敌军还是压上来，这个时候又关系到前途命运问题。由于这个时候蒋介石判断非常清楚，他也不是傻子，中央红军往西打的意图，就是往湘西找红2、红6军团去，所以布下天罗地网阻止他们的回合。而这个时候博古、李德还是坚持到湘西去回合。我前面说了，他已经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安排了一个比较闲的职务，就是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他当然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也多次提出了意见，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听不进去，甚至于中央红军长征走的时候，带不带走还产生了意见，后来还是周恩来，还有其他的同志说得让他走，他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他又是共和国的，你中华苏维埃嘛，我们成立了一个政权，不让他走？当然最后还是同意他跟着走。
这个跟着走，实际上有时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如果当时不让他跟着走，那会不会有遵义会议？会不会有以后我们革命走向胜利？当然，历史不能干涉。反正，当时留在南方的一些同志，牺牲的就太多了，著名的人物牺牲的就太多了，瞿秋白、何叔衡等等。那我们不敢去做那种假设，如果把留下………不敢做那一种假设。应该说，跟着走，不能说是博古、李德的功劳，而是其他的同志力争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影响了后来中国革命的进程。
这一段历史呢，在历史上称为“转兵贵州”，也就是从长征以来不怎么发挥作用，到他的正确意见被接受，而且改变了进军的方向。这一段历史就是这样的。就因为有这个转兵，才有了遵义会议，才有了以后的一系列。所以以后有人研究写文章，长征中的几次战略转变，这就算一次大的战略转变。
接下来就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大家都很熟悉了，遵义会议也是必然的结果，我刚才讲了湘江之战之后，广大干部展示对左倾错误的领导很不满，纷纷要求撤换领导，这里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身体不太好，长征以后是坐着担架，王稼祥当时地位非常高，跟王明、博古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负了重伤，肠子都打出来了。他身体不好，也是坐在担架上。还有当时在党内仅次于博古的张闻天，张闻天身体不太好，也是跟着担架走。正好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我们一步步失利，王稼祥、张闻天也在一步步地觉醒。实际上他们原来也是左倾错误领导中的成员，尤其张闻天是核心成员。在其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王稼祥，王稼祥就明确提出不能再让李德指挥了，要解除他的军事指挥权。张闻天也是逐渐逐渐转变。大家都知道，一个美国记者写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段故事他用了“担架上的阳谋”，说明这也是做了一定的准备。当然，只有王稼祥和张闻天还不行，还要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1月15日-17日，35年，就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我们到了遵义之后，发动群众的工作做的非常好，在遵义城呆的那一段时间还是挺热闹的。原来他们有一个“反日反帝大同盟”，这是一个进步组织，看到红军来了就变成了“红军之友”组织，朱德还去讲话，讲完话之后红军还跟贵州省第三中打了一场篮球赛，革命者还是乐观的，当然这是小插曲了。
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会议上斗争非常激烈，大家看长征电视剧也有，描写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首先讨论的是军事进军方向。因为到了贵州北部这一带，看到这里不适宜建设根据地，做了一个决定，向四川方向进军，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然后就是有博古做关于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般叫主报告，他做完之后由周恩来做副报告，博古报告将五次反围剿失败基本上推到客观方面，敌人力量强大、白区党组织的支持不够等等，周恩来副报告，因为周恩来也是三人团之一，他在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承担了责任，应该说周恩来这个人还是很实事求是。
在这之后，是张闻天出面，综合在担架上他和、王稼祥，特别是讲话的一些内容，做了一个长篇的报告，驳斥博古报告的一些说法。我们历史上叫“反报”，反对博古的主报告。他做完之后是发言，长达一个多小时，他主要的思想，据杨尚昆讲，就是后来36年写的一篇著名军事报告。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支持、张闻天、王稼祥的主张，博古、李德中间插了几句话，都是为自己辩解。李德是坐在门口，低着头不停的抽烟，有时候实在忍不住，反驳两句、辩解两句。只有一个人不同意的，这个电视剧上也有表现，就是凯丰，也叫何克全，他就说你读了多少马列，顶多知道一点孙子兵法。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讲，他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是可以的，但是在一个重大的历史抉择的关头，他没有站在正确的路线一边来，这应该说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政治上的错误。
遵义会议开了三天，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做出了4项决定。第一项，就是增选为常委。有的书上常委书记处书记用的比较乱，实际上我们原来没有书记处书记，就是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之后有了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书记就是政治局常委，它是两个提法，说法不一样。然后委托张闻天起草《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问题的决议》，代中央起草。还有第三项决定，常委在适当的时候再进行分工。这一条很重要，先埋下一个附笔。第四项决定，朱德、周恩来仍指挥军事，因为我刚才讲了三人团，就是博古、李德主要军事指挥，朱德并没有指挥权，还是明确朱德是负责军事，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最后下决定者，实际上说周恩来是军事指挥的一把手，明确了这一点。这四项决定意义深远，我们经常说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后面的历史可以说明。
遵义会议之后，时间的关系，我就大致的说一下。相应的说话的权利就大了，周恩来也非常尊重在军事上的才能和指挥，实际上就参与了军事指挥，所以就出来了被称为精彩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经过四渡赤水，然后根据当时敌情的变化，一会儿打到云南，我们的部队直接逼近昆明城下，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用意，真正的用意上渡过金沙江上四川，经过来回走终于把敌人弄迷糊了，渡过了金沙江。渡过金沙江在长征路中是有决定意义的，从此我们摆脱了敌人围追堵截的局面。当然后面的战斗也很激烈。后来出现了大家都知道的，各种文学作品都有的强渡大渡河，十七名勇士划着小舟。接着就是飞夺泸定桥，虽然大渡河强渡成功了，但是光靠小船整个大军还不知道运到什么时候呢。知道河的上游还有一个泸定桥，为什么叫飞夺泸定桥呢？就是急行军，一天接近200里的速度，泥泞的道路，部队几乎都是跑，夜间又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又不能有火把，因为敌人到处都是。有一个小插曲，红军在这边走，那边河上也有一支敌人的部队打着火把走，那我们就说也打着火把吧，对面的敌人就问了你是那部分的，我们就巧妙的回答，然后两支部队就沿着河一起走，终于我们在敌人之前赶到了泸定桥。当时泸定桥的板已经被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子，我们的突击队员顺着铁索往前爬，边爬边铺板，很多作品都有体现。这些事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身临其境看看，虽然不是打仗的时候，我们到了铁索桥上，现在都铺上了地板，但是有人捣乱，有人晃了几晃，好家伙，女同志的尖叫声都出来了，确实是很险的。
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边冒着敌人的炮火爬着铁索往前铺地板。然后就是翻越甲金山了。大家要有一个概念，红军长征中翻越的雪山不仅这一座，四支红军部队，除了25军没有翻雪山，那三支部队翻的雪山比这座甲金山更高更险的，据我们的统计20多座，这座山是一天就可以过去，而有的雪山是一天过不去的，这中间就留下了多少战士的生命，长眠在雪山上。就是在雪山上过夜，走的再艰难，掉在山沟里毕竟还是少数，但是你要在那儿过一夜，饥寒交迫，尤其是红军战士都是南方人，我不是说南方人不经冻，确实走的时候很仓促，十月份出发，穿的都很单薄，过雪山在山上过夜真的很冷。我们的先头部队过去之后，刚刚下去就遇到一支部队，双方经过喊话才知道那边是红四方面军过来接应的，就在这里会师了。一般历史上，这一段会师叫“毛贡会师”，当然会师是激动人心的，两个方面的军早知道会会师，也准备了一些礼物，双方交换礼品。特别是四方面军，那时候他们的条件总体来说还不错，兵强马壮，八万多人，为迎接中央红军做了大量准备，吃的东西，牛羊等等。刚刚会师的时候，气氛是非常热烈的，同志加兄弟，然后举行各种各样的联欢活动，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在国外学习过戏剧，也跳战士们跳舞，所以条件是艰苦的、革命是乐观的，洋溢着新的景象。
但是两军会师，集结在这一带，这一带是地广人稀，不适合这么多的部队在这里。中央红军不到三万人，四方面军是八万人，加起来有十几万人，光吃饭就不得了，需要制订新的战略方针。所以在6月26日召开两河口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就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在会上没有表示反对，但在会后表示反对要南下，最后这场斗争最后发展成了分裂，张国焘进行了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然后中共中央到九月份的时候，9月9日不得不率领红1、红3军团提前北上，然后战斗，同别是通过六盘山的时候，终于在10月份到达了陕北，同红15军团会面，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结束。
敌人对付红军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川军的战斗力又非常强，红四方面军也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但是也越来越陷入不利的境地，特别是经过百丈，百丈决战，基本上就是肉搏战，稻田里都是尸体，敌人的我军的，百丈决战是一个转折点。这之后，红四方面军又向四川西进，转向西康，到了甘孜这一带，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后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经过任弼时、贺龙、王震，包括徐向前跟张国焘的斗争，尤其重要在1935年11月的时候，驻中共国际的代表，就是林彪的哥哥，林家三兄弟嘛，林育南回来传达建立统一民族战线的指示，同时利用他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给张国焘发电报，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国焘从1936年7月开始，红2、红6军团到了甘孜之后，根据中央的命令，红32军，就是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就共同北上。而这个过程中，红四方面军的部分部队是一共过了三次草地，也就是李先念、陈思才领导的红军。基本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第一个大问题的第四小点，简单说一下长征胜利的原因。有一句话，长征结束之后，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时候说过，是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如果没有是很难想象的。这个话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句虚话，确确实实，如果不是中国的领导，尽管前期我们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去评价历史，即便是博古这些人，他们也是想让革命尽快的成功，在共同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很多事例可以说明。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红四方面军，我们过去宣传长征，宣传红四方面军很少，主要是因为跟张国焘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实事求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的，现在在北京军博的展览里边，讲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展板上，醒目的位置就是张国焘的照片，这也说明我们对历史越来越实事求是。所以党的领导是长征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
从长征过程中遇到困难之后，我们为什么又能克服千难万险，顺利完成长征呢？那就是我们从上到下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胜利信念。有一句歌词概括的非常形象，那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其实长征路上部队分散行动很多，他实在受不了就要跑了，但是我们广大的红军干部战士一往无前、义无返顾，坚决跟着党中央走下去，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不行的。 四方面军它是南下之后翻越一座大雪山，这座雪山叫党岭山，属于一天翻不过去的雪山，然后在半山腰住了一夜，第二天很多的红军战士就冻死了。《冰山上的来客》像是雕塑一样，我们有的是像雕塑一样，有一些被大雪埋住就牺牲了，但是在白雪上面活着的人发现有一支手，手里面拿着东西，扒开他僵硬的手指一看是一本党证，党证里面夹着一块银元，还有一个纸条，这个人叫陈志海，1933年3月入党，中共正式党员，这一块银元是他最后的党费，这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临死前想到的就是把身上唯一的银元作为党费。还有一个小战士，十几岁，叫郑金玉，也是体力不支，饥饿、疾病，这个小孩临死前说我不行了，我不能跟着走了，相信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你们要是走到头的时候不要忘了我，革命胜利的时候不要忘了我。整个长征的过程中，应该说这样的事例是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
还有第三个重要的原因，红军的团结，各个部队之间的团结协同。尽管在长征初期有博古这些错误的东西造成损失，尽管在长征过程中出现了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但是能够在长征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顺利到达目的地，红军整个来说团结一致，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能够战胜这些错误的路线，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友爱在这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是人民群众的支援。这么一个庞大的军队行军，现在如果要开一个会，几百个人的会管一顿饭就很困难，得找多大的地方弄多少吃的，我们都是就地取粮，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而且特别是经过少数民族地区，都是比较贫穷落后的，但是一旦他们了解了红军是一支什么队伍之后，都会主动积极的支援。当然开始，因为那个地方革命的影响不大，路过的地方也曾经发生过一些误会，比如说群众都跑了，吃的东西都藏起来了，甚至于出现过电视剧也描写过的，向我们的红军打冷枪等情况，但是整体来说，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支援是无私的，当然我们也严格的执行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还有纪律原则。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艰苦斗争的精神，这个就不多说了，艰苦是肯定艰苦的。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后面这些问题就可能讲的比较简单一些，第二个大问题，长征历史中有几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或者说群众关注的问题，不光是史学工作者，因为有时候你在车上，或者是在饭店里，都有人谈论党史的问题，有很多涉及的就是长征那一段问题。这里面的问题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仅仅说几个。
第一个，包括网上、杂志，前一段时间还引起了上面的重视，就是遵义会议是否确定了的领导地位。这个问题好像很敏感，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说遵义会议是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遵义会议确定了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在危机时刻挽救了党、挽救的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在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自主召开了，表示中国政治上走向成熟。一般评价就是这些话。
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文章，认为遵义会议仅仅是增选为常委，为什么说确立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刚才说了，常委在适当的时候再进行分工，这个分工遵义会议并没有完成，而是到了二月上旬的时候，在云南扎西召开了会议，中央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这个说法是陈云在世的时候定下来的，陈云是参加了遵义会议的。张闻天才是党的总负责人，不管你叫什么啊，现在有一些同志正在为张闻天鸣冤，怎么说负总责任，他就是总书记。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们没有总书记这个称法，在那个时候，六大时候选出来的是，向忠发，不是总书记，总书记历史上有过，就是陈独秀曾经担任过总书记，后来六大的时候选的就是叫了。向忠发被捕叛变之后总书记就没有了，然后是博古总负责，然后是张闻天。
现在有一个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完成转变的问题，扎西会议完成了一系列的决定，一个是张闻天代替博古，还有委托张闻天起草《反围剿报告》。这个呢，我想有些东西还是有坚持，遵义会议确定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有的说明确确立，有的说在事实上确立，我看都可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是总负责人的往往是核心，这种事情多的是，主要从他发挥的作用来看他确确实实成了核心，这之后，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过了不久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张闻天在党内属于民主作风比较好的，但是在战争年代，他那种民主作风也不行，因为战争瞬息万变，需要立即决策，他经常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一天有时候开20多次。这之后，军事上的事情不一定开政治局会议，你得当机立断。
整个过程中当时最主要的斗争就是军事斗争，开始，我刚才说了遵义会议是周恩来、朱德，之后不久成立新的三人团指挥军事，这就是周、毛、王，周恩来、、王稼祥，毛协助周指挥军事，有一个过程。在军事指挥上的作用越来越大，过草地的时候，因为周恩来得了重病，肝化脓，8月19日的时候，常委分工，常委中主管军事，这可能是最终确定从此分管军事了。但是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我觉得不明确说确立了领导地位，至少是事实上确立了，而且以他为核心的，我们所常讲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就从此开始形成。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网上也有炒作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张国焘的密令问题，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但是要想说清楚也不容易。就是6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毛贡地区会师，6月26日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确定建立陕川甘根据地，张国焘不同意北上，然后展开反复斗争。我们本来是要发起一场战役的，张国焘延宕了一下，没有打成，所以必须要过草地。在过草地的时候，张国焘确实有一点阴谋在里面。会师的时候，他很神气，他已经养的肥肥胖胖的，骑着一匹马，当然会师的场面还是很热烈的，但是很快因为他不同意北上，主张南下，就给会师这本来很喜庆的气氛蒙上一层阴影。
这期间，他问了周恩来，在两河口的时候，说是中央红军还有多少人，周恩来回答说不多了，大概还有三万人。然后他又去找彭德怀，找聂荣臻，了解遵义会议的情况，因为张国焘是常委，他没有参加遵义会议是因为在四方面军。了解一些情况后，他就认为中央红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他原来在四方面军做报告的时候，说中央西征大军是30万人，说了大话，结果一会师不到三万人，他就觉得中央政治路线出了问题，这是他的判断。实际上中央政治路线是出了问题，没有错，但是为了解决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在遵义会议上不能提政治路线问题，这是的一个策略，所以只解决了军事指挥权问题。
另外他看到这样的状况之后，因为他资格很老了，当时在那儿的中共一大代表就他和，还有董必武，董必武不是核心人物了。他又有这么大的兵力，所以他让自己的一些部下向中央提出要权的问题，要当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要增加红四方面军在和中央里重要成员的比例，明确提出来。那么中央也很慎重，为了团结四方面军，也增补了四方面军的人为委员。张闻天要把他的党负总责让出来，不同意。根据后来的事实发展来看，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如果把党的不管叫什么总书记或者是负总责，要是让给他，后来他的分裂倒成了正统，他们倒成了逃跑的了，这很重要。
后来就把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他，满足了他，然后红一和红四方面军混编过草地，右路军过草地八天时间，过了之后就等着左路军赶紧上来。这个时候张国焘节外生枝，说是有一条河河水上涨过不去，这期间翻来复去的电报，他坚持就是要南下，最终也没有说服他。到9月9日这一天，一般的说法，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给红四方面军在右路军的陈昌浩，让他们南下。这封电报现在我们没有，档案馆所有的都查了就缺这一封电报。现在就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有电报，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也认为有，但是不像有的人说的那么字眼明确，就是要“武力解决中央”，我们没有查到原件之前，就是用的说法。红四方面军的研究者认为根本没有这样的一封电报，而在长征路上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特别是收发报的人，基本上都说没有，所以这成了一个永远扯不清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政治敏感性非常强，因为涉及到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还涉及到两个方面军活下来的，他们带的部队的团结，实际上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要坚持，不管有没有找到原件，因为当时在会议上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张国焘在场，他没有说自己没有发这封电报，当然他也辩解过，他辩解的是围攻朱德，他说如果那样对待朱司令，那我不是吗？确实上会上有人互相指责，但是这个电报，我们现在说应该说它有，要不然的话整个过程解释不清。他们为什么提前单独北上？而还有一个解释不清的，这封电报是叶剑英送给的，如果没有这封电报，那广东的叶帅成了什么人了？所以有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电报是打给陈昌浩的，按照会议，陈昌浩当时正在演讲做报告，叶帅拿了电报给陈昌浩，陈昌浩一看问题严重就给了，一看问题严重，也拿烟盒记了一份。所以如果有这封电报至少有三份，发报的那儿一份，收报的那儿一份，还有就是抄了一份。很多的作品中都在炒作这件事，就是所谓密电问题，我现在整个的看法，包括中央党史研究室应该承认有，然后在没有找到原件之前，只能按照的说法，就是张国焘密令陈昌浩南下。
由于这封电报，经过商量红一方面军提前北上，咱们中央也让徐晨跟上来，徐晨最终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重新调头南下。我刚才说了，三次过草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伤亡也很大了。这就是关于密电问题，这也是一个群众都关注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红军长征的里程问题，我刚才说了总里程是65000里，经过考证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前两年有两个英国小伙子重走长征路，重走了一番，感受了一下，他当然不如当年红军艰苦，不知道他们怎么走的，是不是开车，结果得出一个结论，说是红军长征根本没有走那么远，根本不够25000里，影响非常大，你想想外国人说的话啊。这几年有关的学者也写了几篇文章驳斥他这个说法，说明我们25000里够了，就是一方面军。这个事不能光在这里凭感情说我就是够了，所以我们党史研究室在这些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既查了一些资料又做了一些研究，还请国家测绘局还有总参测绘局，按照测绘那一套办法，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联起来，总的情况我们这儿搞了一个东西，各个军队总的里程大家已经知道了，当时这个25000里也是到了陕北之后，在讲话里讲是25000里，他说过很多次，一共走了多少天，他都说了。
作为对外来讲公布是35年中央有一个文件，就是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蒋介石出卖华北的宣言，就是关于华北事变的一个宣言，那上面讲我们是经过25000里长征。长征完了之后，我们党中央还是很重视收集资料的，36年的时候，和杨尚昆就发了一个通知，让参加长征的同志写回忆录，写完之后编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二万五千里》，这本书就是后来，50年代初建国以后，人民出版社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忆。我们现在查到了一个东西，就是红一军团直属队，他有一个记录，每走一天走到那儿有一个记录，一共是371天的行军，走了一万八千零九十五里，这是直属队，不够二万五千里。二万五千里是指作战部队，直属队都是走比较直的路，不像作战部队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测绘的结果，按照他们测绘学的方法，在平面计算各个点的基础上乘上坡度系数，红一军团直属队的长征里程是924.95公里，跟当年直属队自己记录的误差只有几百里。所以从这个直属队的情况看，野战部队，特别是负有特殊任务的野战部队，跑25000里是不成问题的。现在陆续在一些刊物上也有人发表文章不同意这两个英国青年说的长征不到25000里的问题。
当然25000里是一方面军，我们一定要改变观念，长征是整个红军的长征，不是那一个方面军的长征，总里程就是65000里。现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时间的关系，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第三个大问题，我想简单的说一下长征精神，因为现在都在说长征精神。我们纪念长征，当然发扬革命传统、缅怀革命先烈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纪念长征，主要是为了弘扬长征精神，在我们现在不怎么提这个话了，在新长征的征途上怎么能够从红军长征中吸取我们所应该吸取的营养，为中国特色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长征精神长期以来研究说法不一，学者之间有很多种说法，其实最核心的，最大的，长征最能够征服人的，就是它的艰难困苦。
纪念长征六十周年的时候，中央纪念大会是江*泽*民，那时候是总书记，他讲话，给长征精神做了一个概括。一个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的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这是一个方面，人民利益、理想信念、革命事业必胜。第二个是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我觉得这最能体现长征精神。第三个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这个好像放在延安精神里更合适一些，但是这里强调这一点，我向他特指的是遵义会议，我们能够独立自主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可能是从这个方面来思考。第四个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最后一个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江*泽*民同志的概括应该说很全面了，这种概括是从长征整个的过程抽象出来的一些把它概括为一些精神，这些精神是当年广大红军指战员以生命为代价铸就的精神。
我刚才说了，我觉得长征精神最让人感动的，那就是他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因为长征他是为什么不仅在中国人民当中，而且在世界当中有这么广泛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这么多年来，老有外国人对中国的红军长征感兴趣，重走长征路，还有就是研究，有的是学者，有的并不是学者，而且都是自费。现在大家有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长征，历史上也有啊，历史上是有啊，只要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十字军东征，一共有八次十字军东征，那也够远的，从欧洲到耶路撒冷，冻饿而死，一点也不差。我想红军长征之所以感动世界上有正义感的人，那就是因为他是在超越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么一次远征，而这个远征是跟成功、胜利联系在一起的，很多远征是失败的，包括十字军东征，也就有一两次坚持到了耶路撒冷，也没有坚持住。
英国记者写的书中，包含了对中国红军创造的英雄史诗伟大业绩的赞扬，比如说红军长征的艰苦，他的代名词，长期是什么呢？是爬雪山过草地。过草地就是过松潘草地，这个草地看上去是一马平川，绿油油的，现在城里还在种草，多好，上面还开着无数的鲜花。但是记者他说了这个鲜花是魔毯，就是这块看上去很好看的魔毯不知道吞噬了不知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就是艰苦。过草地的时候，光红一军团牺牲或者是掉队的就有500多人，这是收容队统计的，后面还跟着收容队。整个过草地的过程中，红军营以上干部牺牲了50多人，红30军、4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二过草地的时候，当时第一过草地的红军战士的尸体还在那儿，有的一些是集中，搭了一个窝棚。当然还没有牺牲的，因为八天八夜，红军过草地之前准备的粮食又不足，而且有的人为什么敢于牺牲一切，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有一个战士叫谢意先（音），他是准备了干粮的，但是走在草地旁边的时候看到一个妇女领着孩子在那儿哭，他问怎么回事，回答说几天没有吃饭了。但是这位谢意先，毫不犹豫就把干粮留给了年轻的母亲和孩子。他进草地之后没有饭吃了，每当开饭的时候，不管人家吃什么，几粒麦粒也好，或者是吃一点野草也好，他都不往一块去。大家开始没有注意，后来就感到奇怪，因为什么？他没有东西吃，他去找那些野菜充充饥喝点水，终于没有走出草地，饿的倒下了。临死之前，只说了一句话，一点也不响亮，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要实现，而是说也不知道母子俩怎么样，就这么去世了。
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就是整个过草地的过程中，比如说还有一个炊事班，这一口锅，一口铜锅，都没有带多少粮食，而且是干的麦粒或者是炒面，其实有锅也没有什么饭做，就是到一个地方能够给战士们喝点热水，或者烫烫脚，这口锅背着一个人倒下了，另外一个人接着背过来走了，终于有一天炊事班九个人全部倒下了，这口锅最后是司务长背出来的，炊事班长以下全部都饿死牺牲了。当然我们不是提倡去送死，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就是看为什么去死，当需要的时候付出，而在长征的时候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我们说长征精神才能够打动人。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讲我们的精神，历史上创造的这些伟大精神，时常讲的比较多的一个是井冈山精神，一个是长征精神，一个延安精神，还有一个江*泽*民提到的红岩精神。这两年，西柏坡也在弄西柏坡精神，还有太行精神等，建国之后更多了。总的来说，就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精神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这次六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