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呆了两周，归心似箭中也有一丝不舍。最大的不舍，是安静清新的办公环境。回国又要置身于烟雾缭绕之中，想起来就头大。办公室内禁烟不难，但是走廊过道、男女厕所，大多都被烟民攻陷了。据统计，我国有烟民3.16亿，人均每天15.2支，人山烟海，太惊人了。真的是躲得了雾霾，逃不过香烟啊。
       2015年6月施行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号称史上最严禁烟令。大楼物业的禁烟告示，都不知更换了多少次。不光贴告示，最初还有打扫卫生的阿姨带着红袖套，在楼道边厕所口劝诫。实际效果不明显，后来换成了年轻小伙，不定时巡视。物业很努力，政策很给力，可惜收效甚微。
      禁烟难行，原因也不复杂。
      首先，吸烟有害还没有达成共识。吸烟危害究竟多大，烟民们很少有真切感受。有人说有害，有人说没那么严重。吸烟有害健康，重复了这么多年，反而变成“狼来了”，没有起到真正的警示作用。身边戒烟成功的老烟民，基本都是身体出了问题，威胁到了生命，然后在医生告诫下一举戒烟成功。
       如果能科学地、量化地给出吸烟的危害性，让烟民真切感受到吸烟带来的损害，许多并未上瘾的烟民也许能被争取过来。
       其次，习惯的力量很强大。一旦染上烟瘾，形成了习惯，单靠温柔的说教，确实很难扭转过来。烟民的理由说起来很充分：我不吸烟，别人也要吸烟啊，这是推己及人；办公区没有吸烟室，烟民也有人权啊，这是民主战士；我吸了怎么着，你咬我啊，这位估计刚看完古惑仔。
       吸香烟不是抽大烟，不能采用激烈手段。真要严格执行禁烟令，得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几乎不可行。面对3亿烟民，面对3亿形形×××的烟民天长日久养成的行为习惯，估计林则徐再生也要徒唤奈何。《素问》中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等习惯养成再去费力纠正，不如提前下手，把坏习惯扼杀在摇篮之中。
       再者，我们确实欠缺一些公德心。这也是老生常谈，不光烟民如此，开车、购物、旅游、出国等等，但凡需要相互理解相互谦让的地方，我们习惯性选择当仁不让。人都是好人，遇到天灾人祸，我们的表现总是无可挑剔。但是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和现代文明已经有了相当遥远的距离。
       企业的运作，有点像禁烟。
       首先，团队需要达成共识。说小点是有明确的目标，说大了要有清晰的愿景。凝聚团队需要目标和愿景，需要团队成员达成共识。大家准确地知道要做什么，同时准确地知道不要做什么。达成共识看似简单，实则很难。每个人的性格阅历、学识品性都不一样，有了共同的理想，才能走到一起，才能一起走下去。都说创业维艰，实际上创业的时候，团队反而容易有共识。反而是事业有成之后，容易失去初心，各奔西东。
       其次，全力构建理想团队。企业依赖很多人的合作，如果合作的人都有“公德心”，和企业同心同德，这将是最理想的情况。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世界顶尖企业都有严厉到苛刻的招聘机制，尽最大努力把“烟民”挡在门外。改变习惯伴随着双倍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内在的纠结，是团队巨大的成本，不带来任何外在价值。御“烟民”于国门之外，这是最有效的做法，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摄影爱好者都知道，一定要购买你买得起的最贵的镜头，同样的，一定要寻找你承受得了的最好的人才。团队第一天混入一个“烟民”，第二个月很可能诞生两个新“烟民”，要彻底扑灭烟火就需要配套一大堆的制度和执行监督人员。综合起来，在源头严防死守，只要最好的人才，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最后，制度建设宜早不宜迟。理想团队是一种梦想，大多时候可遇而不可求，如何在现实的非理想团队中，建立并维系一种“良善”的公德心呢，需要依靠尽可能早的制度建设。
       完全依赖团队成员的素质，依靠团队成员的自觉，风险还是太大。团队的自然演变，也许同样符合熵增原则，会自动地走向无序和混乱。没有外部的激励和约束，团队成员不得不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我不吸烟，他人吸烟，我多吃亏；我要站出来劝诫，打架打不过怎么办等等。如此一来，团队自然而然就趋向于无序。
       有“公德”的状态，是一种更高级的状态。要达成并维系这种状态，需要足够多的能量，这就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不能仅仅给出明确的行为规范，还必须有手段去纠正不规范的行为。状态总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比如新加坡禁烟效果就很好。但是制度建设必须要早，越到后期付出越大，效果越差。
       达成共识、构建理想团队、做好制度建设，天下可以无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