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的是，液压升降机的功能不再那么健全了。但也许与瓦伦蒂娜……”他津津乐道的生殖场景真让我受不了。就像是在说，从各个角度看看，试试大小。“……你怎么想？”“爸爸，我不知道要想什么。”我只想让他住嘴。
有时，他会听到她在呼唤他，声音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回荡着，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屋子。而每当他想起来她根本就不在那里时，伤口就会再次迸裂开来。
我母亲把这堆肥称为“黑巧克力”。“来啊，我亲爱的小东西，”她会对着西葫芦低声耳语道，“来点黑巧克力吧。”西葫芦们一顿狼吞虎咽，然后长啊长啊，长个不停。
我四十七岁，大学讲师，但我姐姐的声音立即将我变回长着个怪鼻头的四岁女孩。
在母亲临死前的几个星期，她忧心忡忡地斜倚在医院的枕头上。她身上插着些导线，导线的另一端连着个监视器，这东西记录着她可怜的心跳情况。她牢骚满腹地抱怨着多人病房的状况：仅用粗糙的花帘子围起来的私人空间，不时传来的哮喘声、咳嗽声和老男人的呼噜声。年轻的男护士走上前来，在她萎缩了的乳房上放置导线，让它们不经意地暴露在病号服外。他的手指短而粗，漠然无情，她在他的手指下畏缩着。她只是个生病的老女人。谁会在乎她的想法？
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的乌克兰社区已经与她断绝了关系。他们同样都是小心眼儿。他们不曾留意她关于尼采和叔本华的观点。他们只纠结于过去，乌克兰民族主义，Banderivtsi。
乌克兰！他叹息着，呼吸着记忆中那收割后的干草和盛开的樱桃花所散发的袭袭香气。可我分明嗅到一股来自新俄国的经过人工合成的怪味道。
她就像枚毛茸茸的粉红色手榴弹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骤然爆炸，搅得浑水四溢，将许多久沉于记忆泥沼下的淤泥翻上水面，狠狠地踹了我们家族幽灵的屁股一脚。
我母亲了解意识形态，她也了解饥饿。在她二十一岁时，斯大林发现可以把饥荒当作政治武器来对付乌克兰富农。她知道——此种知识在她在英国生活的五十年里从未被忘记，而且又从她身上渗透到了她孩子的心中——她确定无疑地知道，在乐购超市和消费合作社堆得高高的货架和存得满满的柜台后，饥饿依然在游荡徘徊，它撑着骷髅的身躯，睁着空洞的眼睛，伺机而动，一旦你放松警惕，就将你摄入囊中。它会伺机抓住你，把你推上火车或大卡车，或是推进四处奔逃的人群中，将你送上另一次旅途，那旅途的终点通常总是死亡。
战胜饥饿的唯一方法是贮存和积蓄，这样就总有东西可以让你吃喝，有些小东小西来打点贿赂它。
然后是东芝苹果。这是他的独家特供——从花园里摘来的苹果，去皮，剁碎，放入耐热玻璃盘中，在微波炉（东芝牌）中烹制至黏稠坚硬。
我现在对工程技术世界观这档子事很感兴趣，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被整合进了新型机器设计中。
婚礼之后，那些大约两年前在参加过我母亲葬礼后坐在前屋的人现在又回到这所房子，用伏特加为这对幸福的夫妇干杯，一点点地啃食着从乐购超市买来的点心，一面窃窃私语……
那时的兽医只给大型动物做手术——有价值的动物——母牛，公牛，马匹。（“光是想一想，娜迪娅，这些英国人会花上一百英镑去救一只从街上捡来的猫或狗的命，还什么都不为。真是心肠好到笨！”）
她给基辅的大学写信，然后收到一大堆需要填写的表格，要求她详细写明她自己、她父母及祖父母的职业——他们属于什么阶级。现在，只有那些工人阶级的后代才能上大学。她心情沉重地寄出了表格，对于它们如石沉大海的结果毫不惊讶。她二十三岁，她的生活似乎进入了死胡同。
母亲说，饥荒的目的在于打击百姓的精神，强迫他们接受集体农庄。斯大林相信，农民的思想意识是狭隘、贪婪、迷信的，应该被一种崇高的、同志般的无产阶级精神所取代。（“真是缺德透顶的胡说八道，”母亲说，“唯一的精神就是让自己活下去。吃。吃。明天也许就什么都没有了。”）
花大价钱将自己出类拔萃的天才女儿送进一所一流学校的我姐姐对此怒不可遏。将我那出类拔萃的天才女儿送进当地综合学校的我也同样怒不可遏。我们的愤怒使得电话线嗞嗞地直冒火花。我们终于有了共同之处。
“你看，爸，你必须得勇敢地面对她。告诉她她不能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嗯，”他说，“得。”他说是，但他的声音缺乏自信。他愿意向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听众发牢骚，但他不想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所有这些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东西都让我心绪不宁——似乎既过时又不相干。田地里的农民，丰收时的民谣，祖国母亲：这一切都与我何干？我是个后现代的妇女。我了解结构主义。我丈夫会做大麦粥。那么我为什么会感觉到这种意料之外的情感牵扯？
拖拉机的到来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使耕作原来用以分割农民个人土地的分界地带的土地，从而形成大的集体农庄成为可能。因此这就预示着富农阶级，也就是那些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的全线终结，他们被斯大林视为革命的敌人。
拖拉机的早期制造者们梦想把刀剑变为犁头，但随着本世纪的精神变得黑暗，我们发现，正相反，犁头将变成刀剑。
瓦伦蒂娜和扎德查克太太裹胁着我父亲坐进老破车。她们想在他改变主意之前赶到医院，所以行色匆匆，以至于他的大衣扣子都扣错了顺序，鞋子也穿反了。他没戴远视眼镜，而是仍戴着看书用的眼镜，所以从他眼前掠过的一切都模糊不清——雨，刮雨器的摆动，雾气蒙蒙的车窗，他们经过的树篱的朦胧轮廓。瓦伦蒂娜坐在前面，以她自学成才的疯狂的驾驶方式开着车，而扎德查克太太则坐在后排，紧紧抓着尼古拉，以防他决定打开车门跳出去。就这样，他们飞速奔驰在狭窄的乡间小路上，冲过泥坑时水花四溅，让几对野鸡夺命而逃。
凌晨时分，我躺在床上想着那个刚果男人。我想象着那夜半的敲门声，那快跳出胸腔的心跳，那掠食者与被捕食者间的对视。抓到你了！我想象着朋友和邻居聚集在人行道上，扎德查克夫妇挥动着用来擦拭眼睛的手帕。我想象着一杯咖啡，还冒着热气，因主人的匆忙离去而遗留在桌上，它慢慢变凉，然后结了一层皮，然后终于干成褐色的壳。
“很显然，这个瓦伦蒂娜，她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她对历史一无所知，甚至对刚刚过去的年代也知之甚少。她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产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所有人的观念都是埋葬过去的一切，全部向西方看齐。为了建设这样的经济，人们必须不停地买新东西。新的欲望必须尽快得到培植，就如老的理想必须尽快遭到埋葬一样。这就是她总想买时髦东西的原因。这不是她的错，这是种战后心态。”
“连你妈妈都认不得了，薇罗契卡？”“她不是我妈妈！”薇拉喊道，“我妈妈戴了顶帽子。”我们还有张母亲戴着那顶帽子的照片，帽子上的面纱掀在后面，她的脸上浮现着少女般的微笑。
舒拉姨妈说：“拿一只苹果，往里面戳入铁钉，放一晚上，然后拔出钉子，吃掉苹果——这样一来你就能摄取到维生素C和铁。”
“噢，一定是邮递员！”薇拉喊道，她六点就起床为这场好戏作准备了，“有可能是给你的包裹，瓦伦蒂娜。”瓦伦蒂娜向门口冲去。
“每当有大小便时，你就把它们的脊椎骨全都揉一遍。”“全部六只？”（听上去就像是某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的事。）“全部六只。”
他变得多单薄啊！我曾希望在瓦伦蒂娜走后，事情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转变：他开始长肉，打扫房间，一切都恢复常规。但什么都没变，除了一个巨大的瓦伦蒂娜形状的空洞如今落座在他心中。
“婴儿会改变一切，娜迪娅。”
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多的幸运——足够持续一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