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着力法则
当你对一个80后的人说一句“今年过节不收礼”，他的脑海里可能就会自动反应出一个声音“收礼只收脑白金”。在电视为主要媒体的时代，我们大多数人都被这个脑白金的广告反复轰炸过。在广告行业里有这样一句箴言：任何人至少要看过某一广告6遍，才能记住其内容。一则信息成功的具体因素就在于其“附着力”，一则信息——或饭菜、电影、产品——是否令人难忘？它本身是否能促成变化，激发人们采取行动？传统广告商对于一则广告是否能成功事先就有一定把握，这涉及幽默感、色彩斑斓的画面和名人对产品的赞誉。
《芝麻街》的创意只是围绕一个突破性的领悟：如果你能牢牢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你就能教育好他们。
附着力法则告诉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方式，能够使一条具有传染性的信息被人记住。只要在信息的措辞和表达上做一些简单的修改，就能在其影响力上收到显著的效果。
研究员在一所高中分发接种破伤风疫苗的宣传单，希望以此鼓动学生主动到校医务室接种疫苗。结果看过宣传单的学生只有3%接种了疫苗。后来研究员仅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动，就使接种率提高到了28%。他只是在小册子上附了一张校园图，在校医院大楼处画了一个圈，并列出了接种预防针的具体时间安排。其实学生即使不看这个宣传单也多少知道些破伤风的危害。高年级的学生自然早已知道卫生中心的位置，而且他们都去过好几次。发起预防破伤风流行潮所需要的不是铺天盖地的新信息或额外信息，而是让学生们知道如何把破伤风一事合理安排到自己的生活里；增加一张地图和注射时间安排后，就把小册子从一堂抽象的健康危害课——这堂课与他们以前听到过的无数其他类似的理论课没有区别——变成了一个针对个人健康的实际建议。一旦建议变得实际而且符合个人需要，它就会变得令人难忘。
环境威力
著名的美国纽约吉诺维斯案就体现了环境的威力。案发的三十分钟内有38个沉默目击者，他们没有一个人报案。这个例子在影响力的社会认同理论中也作为案例被提出过。人们是否能够关注身边的不幸者，有时取决于人们身边细微的环境因素。环境威力法则认为，人们对自己周围环境的敏感程度远比他们所想象的更为强烈。
纽约地铁里的复仇天使戈茨
1984年12月22日。这是一个纽约治安极度混乱的时代。伯恩哈特·戈茨被4个黑人痞子围起来打劫了。十分突然的，戈茨的手伸向衣袋，掏出镀铬的可装5发子弹的史密斯威森点三八手枪，朝着那几个黑人痞子每人一枪，其中一名黑人特洛伊·康蒂侥幸活了下来。戈茨事后回忆说他们两眼放光，自得而放肆的笑声记录了他。枪击事件很快在全国引起了轰动。经核查，那4个黑人青年都有过犯罪记录，抢劫、盗窃、敲诈。他们几乎就是所有城市居民害怕的那类恶棍的化身。而那个把他们一一击倒的神秘持枪人则像一个复仇天使。当地小报甚至称戈茨为“地铁治安员”和“死亡愿望杀手”。在听众可以拨打电话参与的广播节目里以及大街上，戈茨都被人们奉为英雄，因为那些曾在地铁里遭受过抢劫、恐吓或袭击的纽约人偷偷有过的幻想被戈茨变成了现实。枪击案发生一周后，戈茨到新罕布什尔州警察局投案自首。当他被押解到纽约市时，《纽约邮报》在头版刊登了两幅照片：一幅是戈茨，他戴着手铐，低垂着头，将被拘留；一幅是那个黑人特洛伊·康蒂，他戴着眼罩，抱着两只胳膊，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他刚刚出院。标题是：英雄前途难料，恶人法外逍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没有费太多周折，戈茨的攻击和谋杀未遂罪名被判不成立，宣布无罪。裁决结果出来的那天晚上，在戈茨的公寓楼外，喧闹的人们自发地举行了当街庆祝集会。
20世纪9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相比，纽约地铁上的重大犯罪事件减少了75%。1996年，戈茨第二次上法庭，这次是民事诉讼案，原告是达雷尔，新闻界这次对他的案子几乎没有给予多少关注，而戈茨本人似乎已成了不合时宜的人。纽约市早已成为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人们很难回忆起戈茨曾经的象征意义。一个人在地铁上拔枪射杀别人，还能因此被称为英雄，这简直不可思议。
环境威力法则的实质就是，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决定着我们的内心状态。
茨案已经成为纽约历史上那段黑暗的非常时期的象征，那一时期，纽约犯罪活动盛行。20世纪80年代，纽约平均每年的谋杀案远超过2000起，严重犯罪活动超过600000起。地铁里的情况更一片混乱。戈茨那天是在灯光昏暗的站台等车的，四周的墙壁黑暗潮湿，上面满是涂鸦。结果那天碰巧他要等的车晚点，因为在1984年纽约的交通系统几乎每天要发生一次火灾，每隔一周要出一次火车脱轨事故。警察拍摄的犯罪现场照片表明，戈茨乘坐的车厢肮脏不堪，满地垃圾，车身、顶棚上都被反复乱涂乱画。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纽约犯罪率在达到一个高峰后突然骤降。谋杀案发生率下降了2/3，各种严重犯罪活动减少了一半。同一时期，其他城市的犯罪率也有所下降。这一切很可能都因为地铁站和列车身上的涂鸦被重新油漆，变得“干净”。这涉及到一个“破窗理论”：如果一个窗户被打破了，过了很久也没有人来把它修好，行人就会以此推断，这是个没人关心，没人管理的地方。很快，就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打破，然后无政府主义就开始从这幢楼向相邻的街道蔓延。
犯罪是秩序混乱的必然结果。脏乱的涂鸦就是缺乏管理的象征，这样的环境中就给人一种暗示：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破坏秩序。没人能拿我怎么样，这是我的地盘。脏乱的涂鸦就是环境中的引爆点。纽约后来设置了一个清洗站。凡是车上有脏乱涂画的列车都要开进去，在掉头前必须清洗干净，否则该列车就暂停运行。在这样的决心推动下，干净明亮的环境又回来了，秩序也跟着回来了。戈茨的犯罪与他童年时的病态心理没多大关系，与4名黑人的贫困状态、成长背景也没多大关系，但是与充满涂鸦的脏乱环境有着绝对的关系。
人类非常善于处理某类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而不善于处理另外一些信息。假设有4张牌，上面写有A、D、3和6，游戏的规则是，如果牌的一面是元音，它的背面必须是偶数。你会翻哪一张牌来确认这一规则为真呢？答案有两个：写有A和3的牌。结果，回答过该题的人之中，绝大多数人都答错了，他们多数回答只有A牌或A和6两张牌，这个题目不简单。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假设有4个人在酒吧里，一个人在喝可乐，一个人16岁，一个人在喝啤酒，一个人25岁。假定我们规定，21岁以下的人不允许喝啤酒，我们需要检查谁的身份证呢？问题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事实上，我敢肯定，几乎每个人都能答对：那个喝啤酒的和那个16岁的。但是，正如心理学家勒达·考斯米德兹（是他想出的这个问题）所指出的，两个问题完全是同样性质的，区别仅仅在于后一个涉及人，不是数字，而人对与自己有关的事情远比对抽象世界的反应来得精明。
我们在性格方面的错误认识，即认为它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与我们在加工信息时存在的盲点很相似。心理学家把这种倾向称作“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缩写为FAE）。这是指在解读别人的行为时，人们总是爱犯一种错误：高估性格因素而低估具体情形和环境因素。我们总是倾向于从人的性情一面而不是从环境的一面寻找答案。
近几年来，人们对一种解释非常感兴趣，即形成性格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是出生顺序：老大往往盛气凌人和保守，老二则往往更加富有创造性和反叛精神。我们确实可以考虑出生顺序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仅限于家庭范围。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家，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老大不一定比其他人盛气凌人，老二也不一定比其他人更有反叛精神。出生顺序说法就是基本归因错误的活生生的例子。
“诚实”这种品质很大程度上收到环境的影响，学生考试可能在某一环境中作弊而在另一个环境中不作弊。比如题目难度加大，老师直接发标准答案并且自己批改，老师也进行监督的情况下作弊的学生大大增加。
在一个实验中，去演讲的路上每个学生都会碰到一个人，他突然跌倒在小径上，头朝下闭着眼，咳嗽并呻吟着。问题是，谁会停下来帮助他呢？一组普通学生和一组刚听完以撒玛利亚人故事的学生。许多人以为刚听完以撒玛利亚人故事的学生会停下来帮忙。事实上有几个刚听完以撒玛利亚人故事的学生，在匆匆赶路时是直接从跌倒在地的人身上跨过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个学生是否要匆忙赶路。需要匆忙赶路的那一组，有10%的人停了下来，而有几分钟空闲的一组里63%的人都停了下来。空闲的时间则是这个环境中的引爆点。
150法则
无论是畅销书的朗诵会，还是企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发起小规模流行的团队最有效的人数不能超过150人。最有效的团体就是不超过150人。如果让人们在人群中做出推理或决定，他们得到的结论与他们独处时给出的回答截然不同。一旦我们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都容易感受到来自身边众人的压力、社会规范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影响，正是这些至关重要的种种影响裹挟着我们加入到某个潮流中去。
灵长类生物的新大脑皮质与社交模式有关。可以说大脑容量就是“社会通道容量”。属于数量越大的社交群体的灵长类的新大脑皮质更大。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人类交往的圈子最大，因为只有人类的大脑才足够大，才可以应付那么复杂的社会模式。邓巴发明了一个对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适用的方程式，在该方程式里，他加入了某个动物属种的新大脑皮质比率：即新大脑皮质相对于大脑的比值。根据这个方程式就可以推算出某种动物所能拥有的活动群体最大值。在这个方程式里输入智人（现代人）的新大脑皮质比率，得到的数值是147.8，约等于150。“150这个数字似乎代表了我们可以与之保持社交关系（你能够知道他们都是谁，和你是一种什么程度的关系；或者说，你和这些人交往的程度达到了如果你未被邀请却恰好碰上他们在一起喝酒，但你不会因此而感到难堪的程度）的人数的最大值。”
军事组织也显示出了同样的规律。“军事组织者凭借多年的经验粗略地摸索到了规律：能够有效实施战斗设想的组织单位不能超过200人。”
哈特教派有着严格的制度：每当聚居人数发展到150人的规模时，他们就把群体分成两个，再各自发展。“把数量控制在150人以下似乎是管理一个群体的最佳和最有效的方式。”哈特教派的领袖之一比尔·格罗斯在斯波坎城外的一处聚居地对我说，“当人数太多，超过了这个数，人们互相之间就变得陌生了。”哈特教派这一个理念显然不是从现代心理学理论中学到的，因为他们遵循这种规律已有几百年了，但是他们的解释与邓巴的理论完全相符。到了150这一个点，事情就会发生改变，虽然无法说清楚这种现象，但它却确确实实地存在，它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那个团体的性质。
如果我们想要让群体成为思想传播的孵化器，我们必须把群体的人数控制在150以下，150是一个引爆点。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字，群体统一观念、一致行动的能力就会出现结构上的障碍。
互相熟悉的人之间会无形中产生一种联合记忆系统——或称互动记忆系统，这一系统建立在对哪个人更适合记忆哪些事情的了解之上。在一个家庭中，这种分享记忆的情况更加明显。我们当中的多数人一次只能回忆起一小部分日常细节或者家庭的过去。但是，潜意识里我们都知道到哪儿去寻找答案，去问爱人把钥匙放哪儿了，去问13岁的儿子如何操作计算机，或者去问妈妈我们童年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每当需要记忆时，我们都清楚该由谁来记。这样，家庭里就出现了个人专长。13岁的孩子成了计算机专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电子设备方面有着特别的才能，或者他经常使用电脑，还因为每每有关于家庭电脑的事情，很自然地都是由他来负责。慢慢地，他在这方面就变得越来越擅长。如果家里有个儿子会安装电脑软件，你又何必去关心自己如何安装呢？人的脑力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只专注于我们做得最好的事情。
如果每个人都肩负其所在群体认同的特定职责，每个领域都尽可能少安排几个行家来负责，而不是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布置给哪个人，如此长期下去，就一定会有更高的效率。高科技公司，这种整体记忆系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因为它保持市场优势靠的是创新能力、对市场需求及顾客要求快速做出回应的种种能力。具有这样的整体记忆系统，公司就能高效运转：任务可以很快完成，问题能得到迅速解决，一个部门的员工得以接触其他部门的员工，并借助他们的专门技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外人难以理解员工们彼此了解对方的专长带来的好处，就是知道应该去哪里咨询谁最好，这样一来公司效率将得到飞跃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