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张兆和:癞蛤蟆尝到了天鹅肉,还是觉得火鸡更合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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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他第一次正式讲课。本来他事先已经备足了课,也准备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可当他走进教室,看见教室里挤满了黑压压的学生,他居然……怯场了。

1928年,一位来自湘西凤凰,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乡下人”,在徐志摩的推荐下,来到上海的中国公学做教师。

他要教的,是一群大学生。

这一天,是他第一次正式讲课。本来他事先已经备足了课,也准备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可当他走进教室,看见教室里挤满了黑压压的学生,他居然……怯场了。

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五分钟过去了,他还干巴巴地立在讲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整个教室安静极了,仿佛连呼吸声都悄然遁走。

他又急又羞,额头上鼻梁上沁满了细细密密的汗珠。为了不至于太难堪,他故作轻松地抬手抹了抹汗水,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对不起,请同学们等我五分钟。”

然后,他一边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一边快速寻找讲课的感觉。

又是五分钟的沉寂无声。

终于,他开讲了。可是因为紧张过了头,说话太过急促,他原先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授课内容,现在只用了短短十多分钟就讲完了。

离下课时间还早,可是因为完全没有讲课经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扯点话题闲聊一会儿来化解难堪。他慌张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只得老老实实拿起粉笔,又一次笨手拙脚地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在座的同学们忍不住笑了起来,尽管这笑声中,善意占了多数。

后来,有师生去校长胡适那儿抱怨:堂堂高等学府,怎么能聘请一位没有学历、没有风度、没有见识的家伙来给学生上课,这完全是给学校丢脸。胡适的回答是:“他站在讲台上十分钟没开口,学生却没有轰他下去,这便是成功了。”

这位讲课出尽洋相,却能被徐志摩和胡适大力提携的老师,就是——沈从文。

后来,他成长为了中国最一流的作家。美学大师朱光潜曾说:“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沈从文与老舍。”沈从文和老舍,一个用秀明灵动的文风化开了湘西的情愫,一个用淳厚生动的笔调绘描了老北京的古朴。中国现代文坛,因为有了他们二人,终于形成了一南一北互为呼应、彼此弥合的态势。他们就像两座风格迥异又视野炯明的高峰,永远屹立在我们前方,可远远遥望,却很难触及。

1987年和1988年,沈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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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和1988年,沈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

故事再回到1928年,就在“首课风波”过去没多久,沈从文很快又成为了全校的话题人物。这一次,他做的事更博人眼球,更惹人争议。这一次,他居然胆敢死皮赖脸追求起自己的女学生,苏州名门张家三小姐——张兆和。

张兆和的曾祖父,是清末威名远播的江苏巡抚、两广总督张树声。她的父亲张武龄,是民初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开明,乐于结识社会名流,尤其重视子女的教育,张家四个女儿个个兰心蕙质、才华横溢,因为祖籍安徽合肥,所以大家称她们为“合肥四姐妹”。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九如巷,就是张家在苏州的住处。

沈从文第一次上课时,台下便坐着张兆和,那次他们算是打了个照面。没过多久,沈从文偶然间,看见张兆和在学校操场上一边走一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潇洒地将头发一甩,转身又回走,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动作干脆洒脱。或许正是这种洋溢着率直,毫无阻挡的青春气息,让沈从文深深地爱上了。

那一年,张兆和只有18岁,正是最美好的年纪,据说她长得挺漂亮,“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皮肤稍稍有点黑,因此得了个“黑牡丹”的称号。

她很受男生欢迎,有很多人前赴后继地给她递情书。高傲如她,书信内容自然是不屑一看的,却很乐于给这些信编号,“青蛙1号”、“青蛙2号”、“青蛙3号”……

第一次收到老师的信,她愣住了,整张纸上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二姐张允和见了取笑道,这大概只能排为“癞蛤蟆13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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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境遇看来,如果说张兆和是个“黑天鹅”,那沈从文就只能是只“癞蛤蟆”了。

张允和的挖苦虽有点刻薄,但也算实话。就当时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境遇看来,如果说张兆和是个“黑天鹅”,那沈从文就只能是只“癞蛤蟆”了。在张家这种名门大户面前,在张兆和这样才貌双全、衣食无忧的大家闺秀面前,成长于湘西凤凰乡村从小受尽贫苦的沈从文,卑微如蚁,渺小如芥,若不是他凭着一手好文章,获得去大学教书的资格,他和张兆和的生命是不可能有交集的。

然而,即便生活在阴沟里,仍然有仰望星空,追逐美好事物的权利。

沈从文平生第一次的勇敢,就给了这场爱情。他怀着满腔为爱争取的勇气,也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他想自己最擅长的是写作,那就靠文字向心仪的女孩示爱吧。

谁都没想到,那个在讲台上羞涩腼腆的老师,在情书里却表现得热烈而疯狂:

“爱情使男人变成了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算是做牛做马,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他豁出去了,以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决绝态势。然而,情信一份份地送过去,却收不到任何回应。

来直接的不管用,那么就曲线求国吧。沈从文找到张兆和同舍好友王华莲,请王华莲来说和说和,王华莲的回答直率又伤人,她说追求张兆和的才俊青年多了去了,她收到过无数的情书,却从来不看。沈从文当即伤心得痛哭,王华莲很反感,觉得沈从文这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乡下人”实在配不上高雅大方的张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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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看似文文弱弱,心底却有着湘西人的狠劲和坚决。

沈从文看似文文弱弱,心底却有着湘西人的狠劲和坚决。一次次的挫败之后,他终于放出了狠话。他说,如果他失败,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一是自杀。

此话一出,张兆和再也坐不住了,她抱着沈从文给她的所有情书,来到校长胡适的办公室,她要控诉沈从文的“罪行”。

胡适知道沈从文的心思,也一心想撮合这对才子佳人,他笑着说:“这也好,他文章写得挺好,你们可以通通信嘛,你要知道,沈从文是在顽固地爱着你啊!”

“我也是顽固的不爱他啊!”张兆和回答得倔强利索,不容人置喙与反驳。

胡适继续苦口婆心地劝她:“你只要给一点点爱,就能够拯救他的灵魂,更何况他那么有才华。你为什么不肯做做善事呢?”

张兆和依旧不肯。

于是,胡适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沈从文写信:“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你千万要坚强,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胡适的劝说客观中肯,有时候,爱一个不了解你的人,就像抱着一盆仙人掌,你抱得有多紧,就会有多疼。可是爱得头脑发热的沈从文,哪里听得进这些话。情到深处,容不下旁观者的冷静和阻拦,年轻固执的他坚持给张兆和写了四年的情书,一天都没落下。

他的文字柔情美丽,又充盈着灵性,如水波般生动而真挚:

“你的眼睛还没掉转来望我,只起了一个势,我早惊乱得同一只听到弹弓弦子响中的小雀了。

“我侥幸又见到你一度微笑了,是在那晚风为散放的盆莲旁边。这笑里有清香,我一点都不奇怪,本来你笑时是有种比清香还能沁人心脾的东西!

“在山谷中的溪涧里,那些清莹透明底出山泉,也有你底眼睛存在:你眼睛我记着比这水还清莹透明,流动不止。

“当我从一面篱笆前过身,见到那些嫩紫色牵牛花上负着的露珠,便想:倘若是她有什么不快事缠上了心,泪珠不是正同这露珠一样美丽,在凉月下会起虹彩吗?”

情书里满溢着爱与希望,字里行间总是闪现着绮丽的淡影,像南方的山水,清丽婉约,如梦如幻。虽说张兆和一直没有给出肯定的回复,但面对如此美好的文字,相信她的心底多多少少都会有所触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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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夏天,沈从文特意从青岛跑去苏州看她,还带了很多西方名著。这是巴金给出的主意,他说送书最好,不失礼节又不落俗套。

后来,张兆和大学毕业,回了苏州老家。沈从文受杨振声的邀约,去青岛大学当教授。1932年的夏天,沈从文特意从青岛跑去苏州看她,还带了很多西方名著。这是巴金给出的主意,他说送书最好,不失礼节又不落俗套。

张家人对沈从文很友好,二姐张允和对他印象不错,劝张兆和去旅馆看他,弟弟们也喜欢他,因为他的故事讲得好极了,五弟寰和还用自己的零花钱为他买了瓶汽水。

这次见面,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态度明显柔和了很多。他们走在黄昏的九如巷里,橘红的阳光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好长,他和她都没什么言语,只是小心翼翼并肩走着,脚下是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两侧是灰白色的砖墙,悸动若有若无,一切都是古朴简雅的样子,如一幅淡墨的画。

在苏州住了一段时间,沈从文带着眷恋和憧憬离开了。临别时,他请张允和帮忙向张父提亲,“如果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允和赶紧向父亲提亲,父亲的回复极其开明:“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张允和给沈从文发去电报,内容只有一个字:“允”,既表示父亲应允了婚事,也代表了发电报人的名字,一语双关。张兆和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偷偷又发了一封电报给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苦恋四年,终于迎来了美满的结局。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这个乡下人终于抱得美人归,喝到了梦寐以求的甜酒。他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婚礼十分简朴。

新婚之初,他们怀抱彼此的情感和甜美,经历了一段胜似春阳的快乐时光。不久,沈从文的母亲病重,他不得不回趟湘西老家。分离的时间里,他衔接起从前的炙热和浪漫,依旧马不停蹄地给她写情书:

“三三,我的心不安定,故想照我预定计划把信写得好些也办不到。若是我们两个人同在这样一只小船上,我一定可以作许多好诗了。

“三三,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

“三三,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

沈从文亲昵地叫张兆和三三,因为她在家里排行老三。张兆和平生第一次流露出了恋爱中女孩子的娇憨,亲昵地唤沈从文二哥,她在信里热烈地回应:“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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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正像一壶烈酒,起口浓馥,余味却短。

爱情的甜蜜,就像清冽的美酒,初尝时醇香如梦,入喉又余韵无穷,可是再好再美的酒,这股甜腻劲儿也终将会过去。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正像一壶烈酒,起口浓馥,余味却短。待到甜蜜的余味过后,现实的生活很快将从前的温爱击打得荡然无存。

截然不同的成长背景,和大相径庭的教育经历,使得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相差太远。

张兆和偏好昆曲,沈从文爱听湘西的傩戏。张兆和熟读四书五经,英文流利,通音律,好丹青,沈从文呢,只上过小学,虽说发表过一些不错的文章,但在文坛还没站稳脚跟,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太会用。张兆和消费理性,生活拮据,整日穿着蓝粗布袍子,沈从文却喜欢收藏古董。结婚时,张兆和没有收到戒指,姑母送的玉戒指被沈从文偷偷当掉,换了字画,张兆和取笑他 “打肿脸充胖子”、“不是绅士冒充绅士”。沈从文爱结交朋友,有时也会仗义疏财,张兆和对此非常反感。

其实沈从文的这些“缺点”,民国很多文人也有。比如张伯驹也喜欢收藏文物字画,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但妻子潘素一惯地支持,建国后张家生活困顿,为了购入丈夫的心爱之物,潘素会毫无怨言地当掉自己的首饰。比如胡适也爱结交文人,也爱仗义疏财,对此妻子江冬秀不仅全力支持,甚至后来也学丈夫主动帮助贫困的亲友。胡适喜欢请同事来家里吃饭,江冬秀总会烧一手好菜款待大家,战乱时期,远在美国的胡适好不容易寄了200元给国内的妻儿,江冬秀慷慨地分给了更加艰苦的朋友。

或许真正深厚的爱情,没有合适不适合一说,因为爱的多的那一方,总会为对方改变和让步,最终两人会趋于同一。因为爱,就是甘拜下风。如果两人无法磨合,说白了,还是因为爱得不够。

生活的艰难,和无法化解的摩擦,逼得张兆和抱怨不断:“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他们第一次婚姻危机出现在北平沦陷时,沈从文一路南逃,张兆和却带着孩子留在北平,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沈从文作品太多不方便带走。这段时间,他们也通信,但信中再也没有从前情意绵绵的温柔,有的只是无休无止的争执:

“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

甚至他怀疑她在北京另有所爱,还故作轻松大度:

“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嫉妒,不生气。”

最后争执的结果是,张兆和妥协了,终于带着孩子南下,一家团聚。可是团聚带来的不是圆满,而是更加绝望的裂痕。

理性现实的张兆和总是抱怨钱不够用,天性浪漫的沈从文又一味地指责对方不够爱自己。他们之间的沟通,总是不在一个频道上,类似于鸡同鸭讲。

诸神若要惩罚我等,必先让我等如愿以偿。如果未曾品尝过甜蜜,就不会知道苦涩的滋味,如此令人难过。不知道在经历婚姻的苦痛时,沈从文有没有回想起胡适当年的劝诫:“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难怪王尔德说,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

后来,连他最擅长的写作,她都觉得不满意了。她不喜欢读他写的故事,挑剔他信中的错别字,甚至改动他文稿里的语法。改动的结果自然又是争吵,沈从文每次都很生气:“你把我的风格搞没了。等你弄完,这些文章就不是沈从文的了。”以至于到后来,沈从文写好的文章,不再给妻子看了。

黄永玉曾说:“沈从文一看到妻子的目光,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这不该是爱情应有的样子,他们已经在精神上分崩离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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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他写了不少优秀的小说,三三成了他小说中女一号的原型

婚后,他写了不少优秀的小说,三三成了他小说中女一号的原型,《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天天,《三三》里的三三,都是皮肤黝黑,眸子清明,天真活泼,如小兽般充满青春的朝气。

可他心里那个最爱的三三,应该只是最初的张兆和吧。因为后来的张兆和,早已被生活的压力磋磨得生硬刻板,丧失了活力和灵气。

后来,他爱上了别人。那个让他动心的女子叫高青子,一个喜欢写小说的文艺青年,长得非常漂亮,对他极为仰慕。她在沈从文老乡熊希龄家里做家庭教师。一次,沈从文去熊家,高青子特意穿了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还在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这明显仿照了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的穿着打扮。高青子还在沈从文主办的《民晨刊报》上发表了《紫》,内容是讲一个叫璇若的女子与一个已有婚约的男子的感情纠缠。这些,都算是对沈从文明目张胆地表白。

从前,沈从文在与张兆和的爱情里,一直居于弱势,他以一种卑微的姿态仰视着心爱的女神,如眼望苍穹,显出无限的谄媚。然而,讨好久了也会累的,何况这么多年来,他们的激情早就在庸常的生活中消磨殆尽,她不理解他,他深感孤独。如果有个女子,将他抬举得高高的,也坦露出仰望的姿态,他如何舍得拒绝?

不久沈从文把高青子调到了西南大图书馆,方便二人约会。沈从文觉得自己真的爱上了高青子,却又不想对张兆和隐瞒。那段时间,他常常出入“太太的客厅”,去找林徽因诉苦。林徽因开导他:“人生就是这样的。你的诗人气质造了你的反,使你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迷茫不知所措。”

他反省懊恼,将手里的解剖刀狠狠地指向了自己,“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 “我真的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的漩涡里去。”

沈从文向张兆和坦白了,张兆和没有大吵大闹,因为孩子和家庭,她想挽回这段婚姻,还专门托人给高青子介绍对象。

终于,高青子的那篇《紫》,等来了结局:不为世俗所容的爱情,最终不过是一颗流星的划过。转眼就过了。

小说的结局,便是她和沈从文爱情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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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沈张二人就要握手言和破镜重圆时,一股时代的飓风,再次将他俩彻底隔开。这一次,他们的矛盾变得更深,更加难以逾越。

待沈张二人就要握手言和破镜重圆时,一股时代的飓风,再次将他俩彻底隔开。这一次,他们的矛盾变得更深,更加难以逾越。

当张兆和穿上列宁服,热情洋溢地奔向新时代时,沈从文却停滞不前,拒绝接受变化。他的得意之作被批为“桃红色文艺”,他干脆搁笔,以一种对抗上帝的态度,把精力转移到学术研究上。张兆和适应很好,还当上了《人民文学》的编辑。

张兆和都误解了丈夫辍笔的原意,她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其实她不知道,他决心放弃写作前不久,已经构思了好几篇小说。写作对于沈从文而言,是一种不老不死的欲望,是一种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这种梦想很纯粹,很直观,很本能,有时甚至不需要别人的肯定和赞赏。她太不了解自己的丈夫了。

那是沈从文最痛苦的一段岁月,孤立无援,被学生贴大字报,被发配去扫女厕所,因为抑郁症一度住进了精神病院,他的儿子后来回忆说:“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张兆和说:“那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

曾经,他绝望得两度自杀。先是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被长子发现后,拔掉电源并用脚蹬开;第二次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用刀片割断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煤油。幸好有人破窗而入,救回了性命。

有几年,沈从文和家人分开住,每天晚上,他到张兆和那里吃晚饭,然后带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去住处。即便这样短暂的相处,两人还是觉得尴尬。很难想象,那些年,他是如何孤寂地活着,每天用寡淡的馒头就着冰凉的剩菜,打发源源不断的寒冷和寥落。就连偶然照进房间的呈网状的阳光,都渗透了醒目的伤感。

或许相对于不被理解来说,他更喜欢孤独。因为孤独,总好过失望。

后来,他写了很多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图案、唐宋铜镜和明朝织锦的书。可是,由心而发的文学,他再也没碰过了。

中国近现代史上语言水平最好的两位大师,老舍和沈从尔,一位以血肉之躯与时代做了最决绝的抗争,一位自杀不遂,被迫彻底放弃了文学。也许,对沈从文来说,他选择的是一场不彻底的死亡。

在人生最痛苦的日子里,沈从文还是给张兆和写信,不管她爱看不爱看,不管她理解不理解,他只顾着写,好像这些信原本就不是写给谁看的,他在自言自语:“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是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如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只言片语,满满的心酸。难道美好的灵魂,就是用来痛苦的吗?

心若皓月,命若天蚕。

1969年,沈从文下方前夕,二姐张允和来看他,房间很乱,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张允和就这样站在沈从文面前,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我在想,他那时怀念的到底是三三,还是那段和三三在一起的时光,抑或曾经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

无论如何,回得了过去,回不了当初了。

爱情是美好的,人生却是残酷的。爱上只是一眼,了解却需要穷尽一生,有时即便耗费一生的时间,也无法真正了解。

1978年.沈从文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发表文章,谈论建筑、装饰艺术和民间艺术, 1981年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1984年,沈从文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和行动不便。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心脏病复发,走完了坎坷曲折的一生。

沈从文去世的那一年,他的学生汪曾祺常去看他。沈从文有时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然后,忽然冷不丁冒出一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他没话说了,是因为失望,还是愤怒呢?不得而知。反正沉默是最高的蔑视,反正孤独是生命的圆满。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越是卓尔不群的人,经受的摧残就越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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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整理他生前的文稿,思考他们之间的问题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整理他生前的文稿,思考他们之间的问题: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待他成尘,她终于见到了他的真心。可是那时,她已经无法和他诉说了。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里,最美的该是这一句:“我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

而今去湖南凤凰,你会发现这句话在那里的大街小巷里出现频率极高。很多店家追求名人效应,将这情话贴在店门上,彰显水乡的淳朴和浪漫。

可惜,很多人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开头,却没看清故事的结局。他们不知道,写出最美情话的大师,在爱情世界里,是一个极不幸的人。

喜欢的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时怀疑,分开后怀念,怀念的想见,相见的恨晚。这是大师的悲哀,何尝不是普通人的悲哀呢!

幸福是彼岸的花朵,开在不可触及的别处。这个别处,到底在人间的哪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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