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志林》是苏轼写的一本随笔集，记载的是他被贬湖州、黄州、杭州、岭南惠州、海南儋州等地时所发生的事，内容丰富，无所不谈，由后人分为《记游》《怀古》《修养》《疾病》《古迹》《卜居》《亭堂》《人物》《论古》等篇，但因为这些文章在题材与记录上较为随意，所以有的分类并不是特别准确，也造成此书版本较多，真伪难辨。
我选择了市面上流传较广的版本进行了阅读，认识到一个真性情的苏轼，也不禁深深为苏轼旷达而诙谐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一、重观山水之趣
我们都知道，苏东坡的一生可谓是起落起落落落落落，他在政治上所遭受的打击是重大的，创伤是刻骨的，而《东坡志林》中的这些笔记大都写于人生暮年，更让人有一种英雄迟暮，垂垂老矣的失落之感。
可是如果你带着这种心情去读这本书，想对东坡报以同情或怜悯，那恐怕你要失望了。苏东坡可不是柳宗元，柳宗元的人生坎坷使他看山山冷峻，看水水刺骨，看他的文章则让人如六月身处冰窖，是刺骨的寒，可是苏东坡天生的乐观与后天的调适，让其身在贬所所写的这些游记并没有悲天悯人, 牢骚满腹, 相反, 带给读者更多的是精神的审美愉悦,。我想，这与其记游文中多对自然山水的观照是分不开的。
王国维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在《游白水书付过》中，苏东坡记载了他与幼子苏过游玩白水胜地的有趣经历，具体描绘了其所闻所感。如描绘壮丽的瀑布，观其“悬水百仞”、“雪溅雷怒”，自己“可喜可畏”的复杂情绪，写他晚归时所见的山中野火，写他在月下江边饶有兴致地掬一捧江中之月的闲情雅致，他此时的感情已经完全融入了山间明月美情美景，因此从他的笔下所流露出的景致也是充满情趣的。
以平和的心态去欣赏奇伟瑰丽的自然是苏轼山水之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苏轼写山水也不仅仅止于山水，而是借广阔的山水重观自己的内心。在《临皋闲题》中：“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子，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滚滚奔腾的大江永世长流，可是又有谁有时间去欣赏这亘古不变的江山明月呢？不过是只有我们这些闲人罢了，这里所寄予的感情与《记承天寺夜游》是一致的，是自我开解之语。贬所的山水正适其意，自己便是山水的主人，也是本我生命的主人。苏东坡就在与自然山水的观照中排解自己的小愁，使自己达到一种与天下齐的旷然心境。因此东坡也正能发现别人注意不到的天地之美，“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此处东坡把月光下庭院中竹柏的影子比作水中交横的藻荇，一般人又怎会有此种情趣。
从魏晋时期，人们集体发现山水，到了苏轼这里，山水清音已经自然而然化为他性情的一部分，东坡所到，文名亦至。从《东坡志林》中也能看出苏轼的这种继承自魏晋的风度。同时，通过重观山水之趣，东坡实现了自己心境上的超脱，也带给读者一种豁然开朗之感。
二、重鉴古时之事
苏轼曾说，“《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这里的《书传》指的就是五卷中的“论古”十三篇。苏轼本打算写一部史评著作，由于年迈多病，最终未能完成。我相信苏轼是有向太史公学习的志向的。苏轼不仅限于对历史的议论，对当时的政局，甚至将来都有所论及。十三篇史评本无篇目，到了五卷本才有篇目。这些文章在结构上非常一致，开头县引用一段史实，然后通过“苏子曰”展开议论，可见苏轼在立意、取材和谋篇上，实话了一番心血的。更难得的是，苏轼不是人云亦云，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对一些早有定论的古事提出质疑。
例如《武王非圣人》一篇，开篇就提出“武王非圣人”的论点，把大家一贯放置于圣人之位的周武王贬得比较低下，而且还论说他充满了篡夺之心，简直不能与圣人相提并论。又通过儒家先圣周公、孔子的事例，来说明周武王的行径实在称不上圣人。把这样的论述放在“论古”篇之首，给读者带来一种震撼。但其实苏轼只是借用“武王非圣人”的说法，来论证其“以仁义救天下”的思想，同时这一思想在“论古”篇中也是一以贯之的。
可是这些篇章也遭到了不少批评，主要原因是有违史实或者不合事理。特别是《武王非圣人》这一篇，反对的意见很多，朱熹说“苏氏用三五百字骂武王非圣人，则非矣”。许多喜爱苏轼文章的文人也指责苏轼此文“于义理未当”。其实苏轼身上的文人气是很重的，所以他在写这些历史评论时，不自觉就加强了其中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是较为主观的、自由的，不同于学者的要求严谨的考经论据之文。因此这些文章向来毁誉参半。
总体而言，在今天我们应该肯定苏东坡这种敢于否定权威、提出新异观点的勇气。苏轼就经籍和史书中的某些观点或事件频频质疑，提出否定乃至颠覆性的意见。这既可看出苏轼的胆识，又反映了当时的宋代经学流行的疑古风气，后世一些具有叛逆思想的文人往往非常认同苏轼的这种做法。如，金圣叹评点“武王非圣人也”一句，说：“劈空落大笔，发怪论，不怕天雷，不怕王法。妙，妙。”。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重读古事，重观历朝历代的兴衰交替，东坡看到了当朝政治的不足，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这种不足带给他的或是无奈，亦或解脱。同时东坡也在重观古事的过程中打破了自己内心的桎梏，内心更加超脱旷达。
三、重塑人生之境
少年得志的人总是胸怀一腔建功立业的意气。当年年仅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便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虽然因为一些原因，他只得第二。但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此时他的理想，他的抱负全在天下，全在百姓。可是政治上的不断失意，终于磨平了他的少年锐气。陷入痛苦的苏轼只能重新寻找人生的支撑点。
世人都知东坡交游广泛。但当祸事来临时，其实很多人对他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但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大浪淘沙，留下的都是金子。在《东坡志林》中，东坡就记载了不少关于他与朋友间真挚友情的事。
东坡于熙宁七年九月由杭州调任密州知州，然后同刘孝叔一行六人，乘船经松江到吴江县利往桥的垂虹亭上，在夜半月初之时，置酒畅饮。而七年后，作者在黄州临皋亭游览，想起七年前与朋友张子野、刘孝叔、陈令举等在月下畅饮的美好时光，不禁感慨万千。七年不过一瞬，几位朋友都已驾鹤西去，而垂虹亭也被海风荡尽，不复存焉。东坡由自然的无情联想到人生的短暂无常，于是写下了著名的《记游松风亭》，一方面，派遣自己的孤寂心情，一方面也是对友人的真挚怀念。
还有一篇《黎檬子》，也是怀念友人之作，但东坡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抓住朋友性格或生活中最富有个性、与众不同的特点，采用诙谐之语进行描绘，以表达对友人的深切思念，这可以说是他寄托友情的一种独有艺术：
吾故人黎錞，字希声。治《春秋》有家法，欧阳文忠公喜之。然为人质木迟缓，刘贡父戏之为“黎檬子”，以谓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联骑出，闻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几落马。今吾谪海南，所居有此，霜实累累。然二君皆入鬼录。坐念故友之风味，岂复可见！刘固不泯于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随者也。
《黎檬子》中记载的他的这个朋友叫黎錞，这个朋友性格老实忠厚、木讷寡语，朋友刘贡父戏称他为“黎檬子”。后来东坡被贬海南，在海南看到檬子树时，立刻就想起了两位朋友，只是这两位朋友此时也已经过世。于是写下这篇短文来纪念两位朋友。以戏谑之语来表达哀痛之情，让人于诙谐一笑中感慨人生的沉重，恐怕也只有苏东坡了。
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带给东坡的宽慰，佛家与道家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东坡的文化人格。苏轼经常佛道互参，在《论修养帖寄子由》中，就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师只有除翳药，何曾有求明药？明若可求，则还是翳。故不可于翳中求明，既不可言翳外无明。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儿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谓猫狗已入佛地？故凡学者，观妄除爱，自粗及细，念念不忘，会作一日，得无所住。弟所交我者，是如此否？因见两偈警策，孔君不觉耸然，更以闻之。书至此，墙外有悍妇与夫相殴，置声飞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点圆明，正在猪嘶狗嗥里面，譬如江河鉴物之性，长在飞砂走石之中。寻常静中推求，常患不见，今日闹里，忽捉得些子。元丰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任性逍遥”是道家之语，而“但尽凡心”则出自佛典。文中在讲明修养的道理时，用的是佛家“善喻”的方法并始终与“佛”形成对照，而最终的圆明之外，还是要回归与道家的“静”，由此两者融合“胜解卓然”。总体上来说，苏轼对佛道两家思想的吸收还是带有选择性的，他要达到的是一种“超世俗”、“超功利”的境界，而不是消极避世。并且他对道家一些养生的方法也比较怀疑。
苏轼自身对佛老思想的参悟连同他所学习的传统的儒家思想构成了他独特的精神殿堂，而这些让他既有“出世”超脱之心，又有“入世”的积极情怀，形成了既任性自适又观照现实的人生品格。
《东坡志林》虽然篇幅不长，也不成系统，但是作为一个“天才的游戏之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性情的苏轼，也对后世散文和小品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为我们丰富自身的心灵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丰富营养。如果苏轼身处当代，一定会成为微博段子手红人吧。当然这是玩笑之语。不过不妨买来一本《东坡志林》放在床头，闲来翻看一番，相信能为忙碌枯燥的生活增添一番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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