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梁大捷次年，秦献公去世。他努力了二十四年，三次打败魏国，却仍未真正追上这个头号强国的步伐。这份遗恨传给了21岁的秦孝公，而秦孝公又将其写入《求贤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什么叫强秦奇计？孝公发《求贤令》时，可能还没想那么深。他想要的无非是“复缪公之故地”的办法。但他很清楚，这个任务艰巨异常。
自从李悝变法以来，魏国已经称霸两代半。虽然魏惠王刚即位时差点被赵韩联军一锅端，但短短数载，走出低谷的魏国就变回了那个强大到足以吞赵并韩的霸主。
魏国的领先是全方位的。且不说兵家亚圣吴起训练的魏武卒，李悝制定的平籴法吸引列国粮食不断涌入魏境，他制定的法律与官僚制度也成为列国学习的楷模。卜子夏创建的西河学派，更是让魏国成为一等一的文明风华之邦。魏国位居天下之中，虽有四面受敌之弊端，却也有四通八达的便利。再加上八十多年累积的先发优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怕是要再持续下去。到时候，谁还能战胜这个超级大国？
秦孝公不信邪，卯足一股劲要迎头赶上。但，他要的不是以透支国力为代价的军备竞赛，而是真正让综合国力加速增长的可行办法。在有生之年赶超具有先发优势的魏国，并且封杀魏国再次反超的可能性。破解护佑劲敌运势的“马太效应”——这便是秦孝公向全天下求索的“强秦奇计”。
这个最高级别难度的任务，最终落到了改革家商鞅的肩上。假如不能破解马太效应，商鞅变法就当不起“强秦奇计”的光荣称号了。
一、赶超之前，找准方向最重要
魏国在群雄中最早变法，历经两代半的修缮，还会有什么可利用的破绽吗？
反正秦献公客居魏国时没注意到。因为那个时间轴恰好处于魏文侯后期与魏武侯时期，头号强国的上升阶段。放眼望去只有学不完的先进经验，没有多少让人心生鄙夷的槽点。
不过，到了秦献公执政后期，情况又有所不同。魏惠王即位元年（即秦献公十六年），魏国差点被赵韩两军灭掉。献公也趁机打了三次胜仗。虽然魏国没几年就恢复鼎盛，但已经出现了不良征兆。当时孙膑还没有扬名天下，但世人都知道他被迫害的悲催遭遇。卫鞅尚是无名小卒，但情报贩子们都听说过魏相公叔痤生前对此人十分赏识，曾经举荐他接自己的班，结果被魏惠王当成老年痴呆。自从吴起出走后，魏国好像不太留得住人。明眼人已经察觉到，东方的齐国隐隐有崛起之象，齐魏争霸必定会出现。列国并不关心默默努力革新的小透明——秦国。
秦献公熟悉魏国，对魏国有战胜者的心理优势，但其改革在广度与深度上都与李悝变法有很大差距。秦孝公意识到了这点，所以对彻底打败魏国并不乐观。这位21岁的年轻人明白，秦国并未甩掉落后国家的帽子。
落后国家往往是用充满崇拜的星星眼来看发达国家。这是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本能，坦然承认也没什么丢人的。当然，那些志在赶超的落后国家，心态更为复杂。既想学到发达国家的全部优点，又不希望变成对方的山寨版。其中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准确地定位自己与客观地看待赶超对象。由于站的层次不同，落后国家不容易看清发达国家的衰退迹象，有时候会把赶超对象已经开始淘汰的东西当成宝贝，继续落人后手。
幸运的是，秦国不用担心这点。因为秦孝公聘用的卫鞅，站在一个比天下首强魏国更高远的层次。他看问题比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要深刻透彻，完全击穿了时代主题的要害。
魏国四面树敌的战略失误，人才流失的不良现象，是列国看得到的东西。卫鞅则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李悝变法的成果快到保质期了。对于这点，秦孝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李悝变法把魏国变成了战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法经》为代表的律令，成为具有最高效力的社会规范。与国法不合的礼俗，都是被整顿的对象。专业化的官僚政治，取代了世卿世禄的旧式贵族政治。而“尽地利之教”与“平籴法”的运用，让魏国的农商经济获得了质与量的飞跃。后来吴起在李悝体制的基础上，又推行军事改革，创立了武卒制度。总之，先进的体制是魏国把包括秦国在内的群雄打得满地找牙的根本原因。
但是，卫鞅在魏国时深深地体会到，魏国依然有不少贵族政治的后遗症，比如丞相大多是宗室出身，甚至是太子兼任。魏军出战时，也常由太子领兵或监军。
此外，魏国体制的顶层设计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例如，魏武卒不仅能获得上好的田宅，还全家终身免除赋税徭役。就算武卒退役后，也保持这种待遇。后世的荀子就吐槽说魏武卒是“危国之兵”。这种制度虽能有效激赏军功，但国家支出项目增多，税役来源减少，财政负担很重。特别是打败仗以后，魏国丢城失地，能赏赐武卒的田宅越来越少，原先武卒的田宅又不能收回，这种军功奖励机制只得濒临崩溃。
总之，秦国虽落后，但处于上升阶段；魏国虽发达，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正在一点一点失效。只要秦国能彻底变法，就有希望进化成比魏国更完善的新型国家。果然，熟悉魏国国情的卫鞅，设计出了中央集权制的升级版。仅有初始版中央集权制的魏国，完全失去了引以为傲的体制优势。
在此基础上，秦国还运用争夺人才与战略挖坑等手法，打断魏国的力量之源。从根本上封住强者继续变强的可能性。
二、挖墙脚与反挖墙脚
以英雄史观来看，魏国败在错失卫鞅，秦国胜在得到卫鞅。假如把国家兴亡系于一人身上，无疑能满足观众们的造神乐趣。然而，好虎不敌一群狼，一颗参天巨木代替不了一片森林。谁掌握了顶尖人才群，谁就能击败仅有一两个天才的竞争对手。魏国人才多多，流失严重。再加上魏惠王君臣对此毫无警觉心，秦国在人才争夺战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但是，我们在欣赏商鞅变法时不应忽略，同时期的齐国也在革新图强。秦齐两国的人才争夺战，是一条影响三代人的隐藏线索。
按照《史记》提供的年表，齐威王即位于秦献公六年。齐国改革比秦国早。但根据杨宽先生在《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的考证，齐威王其实是在秦孝公六年即位的。也就是说，他的新政比秦国变法稍晚一些，大体同期。而这一年，恰好是卫鞅惩罚所谓“乱化之民”那年。
齐威王上台后的重要方针，就是跟霸主魏国（以及同为赶超者的秦国）抢人才。他曾经与魏惠王一同田猎，两人顺便就“什么东西才是珍宝”这个土豪话题进行了友好而犀利的讨论。
魏惠王显摆自己有十颗直径一寸的夜明珠，仅仅一颗就能照亮十二乘战车，嘲讽身为万乘之国的齐国没有珍宝。谁知齐威王说，我有檀子守南城、朌子守高唐、黔夫守徐州、种首打理治安，这哥四个让群雄不敢冒犯我齐，泗上十二诸侯前来朝拜。优秀人才能光耀千里，夜明珠光那点瓦数根本上不了台面。魏惠王完败，带着羞愧脸走了。
齐国对人才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这种先进的人才观念影响下，齐国特使甚至悄悄将沦为刑徒的兵家名士孙膑从魏国带回来，为后来的桂陵、马陵大捷埋下伏笔。
秦国以《求贤令》招人，齐国则以稷下学宫招揽百家游士。汉朝学者，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认为：“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中论·亡国篇》）但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此处的“齐桓公”应作“齐威王”。《求贤令》发于秦孝公元年，稷下学宫成立于齐威王初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求才路数。
在齐闵王之前，稷下学宫兼有齐国最高学府、百家文化研究院、国家最高智库三重属性。稷下先生多为诸子学派大师级名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淳于髡。
齐国名士淳于髡身高不足七尺，还是个赘婿。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国家高参。他多次讽谏齐威王，还曾在一天中向齐宣王引荐七个人才。淳于髡还一度做过诸侯主客，帮齐国成功斡旋了几次外交。假如稷下学宫长期坚持收集这类智囊型人才，齐国未必不能走一条不同于秦国的取胜之道。
平心而论，稷下学宫是秦国《求贤令》的最大劲敌。因为齐国借此控制了诸子百家中大多数学派。虽然这种控制并不是严密的，但百家“人才生产线”本身就是一个大杀器。
双方差距在秦孝公和齐威王时代不太明显，只能说是各领风骚。但随着时间推移，齐国的后劲越发不足。
稷下学宫模式则是“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即只招顾问不给实权。齐国人才结构比较微妙，军政要职几乎都掌握在王族之手，外邦士子多为稷下先生或将相门客。用人方针是先进性与保守性并存。秦国则不然，立足于实用，凡有长策奇谋者，不问出身，均可委以军国邦交重任。从根本上讲，秦国求贤令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吸收当时最优秀的“外脑”进入体制内，不断充实自己的智囊团。
虽然齐威王有先进的人才理念，但在实践中的开放性并不比秦国强。这就是卫鞅当初看好秦国的根本原因。
可以想见的是，环境更为自由宽松的齐国稷下学宫，肯定比处于“创业艰难百战多”阶段的秦国更容易吸引天下士子。齐国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把魏国甩在身后，也许在挖墙脚数量上还超过了秦国。
据汉朝学者刘向的说法：“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
尸佼是卫鞅在变法过程中最得力的左膀右臂。可惜史书没有明确记录秦孝公到底挖来多少外邦士子，应该不至于只有卫鞅和尸佼两人。但应该没有齐国稷下收藏的先生多。
尽管如此，重质不重量的秦国模式，能挖到卫鞅这种逆天级别的人才。一个卫鞅对战国时局的影响，远非淳于髡等稷下先生能够相提并论。《求贤令》在商君惨遭车裂后，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直将各国的顶尖人才源源不断地吸入秦国。
可见商君之法与孝公《求贤令》配合得很完美。秦国高层通过挖墙脚组建当世最强团队，从而在战略运作水平上大大超过了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