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一个休闲的日子，我又一次漫步在济宁大运河之滨。站在河堤上遥望，静静流淌的河水，在蓝天白云之下，显得是那么的悠远、宁静，像我这样的俗人沉醉百回总也写不出它的秀朴。一会儿，有一支运煤的船队，号称“水上列车”，徐徐驶来。面对着充满沧桑古朴的大运河，面对着仍在沿用的大型古代水运和水利工程，感受着岁月与人事的更迭，不禁浮想联翩，在脑海里不时涌现出隋炀帝、郭守敬，农民水利专家白英和无数治理大运河的仁人志士。
提起大运河，就必定联想起隋炀帝。“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是唐代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他说世人都把隋朝的迅速灭亡归咎于这条大运河，可是直到今天，几千里的航运却都要依靠它。若是隋炀帝当年没有乘龙舟游幸江南的荒唐行径，把他跟大禹治水相比较，功劳也差不到哪里去。大运河为日后的子孙带来了繁荣，但毕竟大运河的开凿，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隋炀帝自然也就成为历史上的最有争议的人物。有人对他口诛笔伐：“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还说他劳民伤财，穷兵黩武，挥霍无度，掏空了国家，正如罗隐在《隋帝陵》中说得那样：“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隋炀帝竟然忍心把先王夺取的江山大业，只是换来了几亩埋葬尸身的雷塘荒田。
在我看来，隋炀帝他在位期间做了一件大事，为民族为国家为历史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业，立下了不朽的伟绩，就是举全国之力开凿大运河，这是他的雄才大略。自从有了大运河，中国就再没有出现长期分裂的局面，国家从此变得统一和完整。大运河对于加强国家统一，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作用。有人说要给隋炀帝平反正名，他开凿的惠及后世的大运河也将永载史册，但是他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永远挥之不去。我想，随着大运河的流淌，他的功过是非会一直到永远，但中国南北大运河作为这位亡国之君的惠世遗作，却有着不可动摇的肇始地位。
穿越历史的烟尘，到了南宋王朝的末期，蒙古的铁骑驰骋大江南北，推翻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定都于燕京(今北京)。由于北方地区的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发展滞后。而南方的社会经济则不断发展，故有“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亟需开辟打通连接南北方的交通大动脉。
开辟运河谈何容易，需要人力、财力，更需要科学规划。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必然备受朝廷重用，他将隋唐时期的南北大运河裁弯取直，不再绕道洛阳，开辟新的运道，在开辟治理疏浚运河工程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在运河改道济宁之前，到山东、河北寻访，南起徐州，北至临清、德州，西至卫河上源，东至泗(河)、汶(河)上游的广大区域作了实地勘察、规划。乃得济州、大名、东平及泗、汶与御河相通形势，绘图上奏，得到朝廷肯定。至元十九年(1282年)新开济宁至东平的济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辟东平至临清的会通河。新开运河北至临清，南至徐州，分别与隋唐大运河相接，形成了日后的京杭运河直道，完成了山东运河改道的主体工程。郭守敬开通山东运河，完成京杭运河的规划设计并付诸实施，使江南船可以直驶大都的积水潭，被世人称为“京杭运河治运第一人”。虽然元代大运河畅通不到50年，却为明清时期运道的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他打着“清君侧，靖国难”的旗号夺取政权，自立为帝，即明成祖，他将国都定在了原封地北京。由于政治中心再次北移，京师用粮增加，疏浚大运河又一次摆上了议事日程。好在这次疏浚的只是元朝后期废弃的山东会通河段，重点是济宁。因济宁城北被称为“水脊”的南旺，为运河全线海拔的最高点，因地势高亢经常断流，影响漕运。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采纳农民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治水方略，建筑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使汶河来水南北自动分流，达到南接淮、黄，北通漳、卫，形成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奇观。分水系列工程完成后，并在主河道建闸31座，这样就从筑坝拦水、开河引水、勘泉补水、水柜蓄水、建闸节制水流，到通过鱼嘴完成南北自动分水，形成了一个十分科学、完整、缜密的系统工程，从根本上解决了因水源不足造成济宁段的通航问题。
近600年来，它一直被视为我国古代水利建设的一大奇迹，受到广泛的称赞和推崇。清朝康熙皇帝在评价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时说：“白英积十年精思，确有所见，定为此议，宋礼从之。因势均导，南得三分，北得七分，增修水闸，以时启闭，漕运遂通，此等胆识，后人时所不及，亦不能得水平如此之准也。”他还说：“朕屡次南巡，经过汶上县分水口，观遏汶分流处，深服白英开复之妙。”19世纪初美国水利专家方维因参观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后惊叹不已，评价说：“此种工程在十四、十五世纪工程学的胚胎时代，必视为绝大事业……今我后人见之焉得不敬而且崇耶”。毛泽东主席称这个工程“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
有人说济宁城是水上漂来的，是运河之水养育了济宁，这话很有道理。元代之前的济宁，就如同南宋爱国名将文天祥于1278年被俘解往大都时途径济州，在《过济州》诗中描述的那样：“百草尽枯死，黄花自秋色”，“路上无人行，烟火渺萧瑟”，“积潦流水衢，霜蹄破荆棘”。 这是对当时的济州满目疮痍、凄惨悲凉的真实写照。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大运河穿城而过，港口就在市内，为南来北往的商人役夫上岸休息交易提供了方便。因而朝廷命官纷至沓来，各色人等招摇过市，货物交易十分繁忙，烟花柳巷生意兴隆。元代至元年间，升济州为济宁府。由于济宁地处京杭运河中段，地理位置特殊 “南控江淮，北接京畿”、“闭则锁钥，启则通关”，元明清三个朝代都把济宁运道的治理与维护视作贯通大运河的关键，不惜耗费巨资全力经营，不断派高官重臣及著名水利专家到济宁开设衙门治理运河，增建闸、坝等水利设施，督理漕运。元代都水监开府济宁，为中央司运机构派驻济宁之始，明代在济宁设河道总督，由朝廷钦命署理，为运河最高行政管理机构。清代司运机构多袭明制，朝廷钦命119人任河督，其中正一品大员近半。由于朝廷把治运司运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最高军事机构设在济宁，其下属的各级各类机构众多，因而，济宁有“七十二衙门”、“公署特多于他郡”之说。基于地理和历史的多种原因，地处“运道之中”的济宁一跃成为“中国运河之都”。
济宁因水而生，因河而兴。运河的开通使得济宁货畅其流、商贾云集，呈现出“百货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的胜景，极大地刺激和带动了济宁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大发展，元人朱德润在《飞虹桥》诗中说：“任城(济宁)南畔长堤边，桥压大水如奔湍。闸官聚水不得过，千艘衔尾拖双牵”，“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成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宣阗。”到明代中叶，济宁就已发展成一座“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商业性都会。明清时期先后建立7处会馆，“通衢要道，运河两岸，店铺林立”。 当时大运河上漕船、鲜船、快船、马船、供船、河巡船、盐巡船及民间商船往来穿梭，沿途各地港口的货物堆积如山。经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元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近百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工商业大城市和运河全线7个对外商埠之一，是运河中段区域名副其实的经济、文化中心。
大运河是文化的河、对外交流的河。悠久的运河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存，仅济宁段运河文化遗存就有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等近40处，以及大元新开会通河记事碑、河督题名碑、湖口闸乾隆皇帝题字碑等碑刻61通。其中崇觉寺、济宁东大寺、太白楼、南旺分水龙王庙、仲子庙等古建筑沿河而建，其布局设计、建筑结构也都各有特色，与运河河景相依，交相辉映。它融合了释、道、伊斯兰、基督等宗教文化，使多元文化融汇在一起，孕育了富有特色的济宁运河文化。
京杭大运河不仅促进了国内各区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促进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在往来如梭的大运河上，各国来华的使官、旅行者、传教士等，多在济宁系缆停泊，使济宁融汇着南来北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两位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鄂多利克分别于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叶沿运河来过济宁。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详尽地记述了关于元代运河的状态，包括运河的运输、沿岸城镇、风俗民情、经济状况等，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沿运城市的繁荣景象，把元代初期的中国介绍给了西方国家，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时的济宁：“这是一个雄伟美丽的大城，商品与手工艺制品特别丰富。所有居民都是偶像的崇拜者，是大汗的百姓，使用纸币。城的南端有一条很深的大河经过，居民将它分成两个支流，一支向东流，流经契丹省，一支向西流，经过蛮子省。河中航行的船舶，数量之多，几乎令人不敢相信。这条河正好供两个省区航运，河中的船舶往来如织，仅看这些运载着价值连城的商品的船舶的吨位与数量，就会令人惊讶不已”。 明朝永乐年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喇率眷属、侍从等340多人，乘船跨南中国海来我国访问，途经济宁北上，在京逗留27天，沿新疏浚不久的京杭运河南下回国，船行至德州，东王病逝并葬并长眠此地。明嘉靖年间，日本高僧策彦周良曾两次由运河乘船到北京朝贡，归国后，将包括济宁在内的沿途市镇的所见所闻和一切活动，记述成《入明记》。所有这一切，都在运河岸畔的济宁留下了鲜明隽永的印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千年佳话。
大运河是老百姓的河。大运河贯通后，千百年来已经成为运河两岸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灌溉之源，它有舟楫之利，以前水清得它可以游泳、浣衣、洗菜、淘米，它甚至是爱情的原生地。在水一方的民众在开凿疏浚、漕船漕运、沿运湖泊渔牧，生产经营以及南北贯通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无数商贾、文人墨客云集济宁，融汇了中国南北各地风情民俗，扎根运河两岸。广大人民都会把运河畔历朝历代的事事人人生息、创造的历程记录下来，升华成一种文化，今人谓之运河民俗。民谣《济宁州赛银窝》说得好：“济宁州，赛银窝。城东石里白蜡多，不如马坡白蜡棵。老运河，南北长，水流济宁到苏杭。交通方便行商多，南门枕着运粮河。船只不来货不多，扛大个的都闲着。船一靠岸就卸货，脚班搬运忙得多。大闸口，小闸口，河湾停船等后走。草桥口，两界首，玉堂坐落吉市口。溜一溜，走一走，热闹还是南门口。”……
1902年清政府裁撤总河管理机构，交由所在省份管理。虽然经过治理又勉强维持了几年，但到了光绪时期，国弱民穷，再也没有力量治理，济宁以北大运河彻底消失了，变成了道路和良田。济宁人现在仍然引以自豪的是，大运河济宁段现存运道230多公里，正在通航的河道140公里，这条古老的运河正焕发着勃勃生机。济宁作为“北煤南运”的端点，万吨级拖船队逶迤南下，直抵苏杭，江南的苏杭刺绣、竹木瓷器源源不断地逆流北上，年货物吞吐量达6000多万吨，是一条现代社会的经济大动脉，被称为“黄金水道”。
历史文化需要传承的，更需要通过保护性开发赋予更大的的发展空间。济宁段大运河至今仍是活着的线性文化遗产，以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实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为契机，在大型建设项目审批过程中区分轻重缓急，逐步实施大运河保护工程，将环境整治和展示工作结合起来，营造亲切、和谐的运河文化景观。在做好运河本体大规模修缮保护的同时，对运河周边的环境、道路进行了彻底治理和美化，合理搬迁安置了部分村民。通过遗址公园、博物馆展陈、运河河道、展示平台、提升旅游景区等各种方式手段，有效展示了大运河遗产的历史、科学、文化价值，显现了大运河在景观、文化等方面对沿线区域的巨大影响。使大运河申遗不仅是一项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更成为惠及运河两岸民生、建设生态城市、美丽乡村、推动乡村旅游的惠民工程。初步统计，通过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直接和间接受益的民众超过40万人。
2013年9月，世遗专家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大运河申遗项目进行实地考察评估。2014年6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当地时间6月22日上午10：23分，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同意将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46个项目。大运河济宁段与中国大运河一起成功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济宁拥有了包括“三孔”在内的两处世界文化遗产。
申遗不是目的，保护和传承运河文化，继续发挥运河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的宗旨。保护运河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逗号，没有句号。这就要求我们将以运河成功申遗为新的起点，努力把大运河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得更好，让运河遗产真正活起来，让这条流经千年的老运河焕发新的生机、流淌不息。（李广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