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一代

以Jack Karouac为代表的美国“垮掉的一代”，在美国的近代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年代”。艺术圈也同样伴随着不同的“运动”。尤其是当代艺术就更为如此。以大家耳熟能详的“达达主义”为例，实际就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的全盘否定，从理论上来说它实际是“反文学”、“反艺术”以及“反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

中东当代艺术起步相对较晚。很多艺术家也受到了大量的传统意义上西方当代艺术和文化的熏陶。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以及对自我认知的过程中，渐渐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文化域。在这些不同的“域”当中，近几年尤为突出的便是所谓“冲突的一代”

 <丁斯特评论>实际上“冲突的一代”是丁斯特受“垮掉的一代”的启发，发想出来的一个集合名词。虽然冲突时时存在，但在艺博会上大量出现以往只有双年展才会有的，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冲突为背景的作品，也是近几年中东艺术市场的一个新气象。

很多收藏家以及媒体人都对这个现象感到十分新奇，纷纷表示并没有料想到中东的艺术市场居然异军突起，大量出现敏感话题作品，并且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无疑，对以此类作品为主线的艺术家而言，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事实上，政治、经济、矛盾以及冲突，从来都是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的话题。但是当作品被套上这些话题之后，往往同时会被冠上过于商业化的头衔（毕竟矛盾和冲突从来都是观众，特别是与艺术不想关的受众推崇的所谓“卖点”）。因为过度政治化使得作品的政治含义不再是一种表明立场的“声明”，而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工具”。因此冲突作为艺术品的主题，一直处在一个类似于悖论的位置上。还好博物馆从来都是辩驳是非的场所，也就好歹给这样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去处。

正如出生在巴林的沙特艺术家Faisal Samra在其作品中表达的一样，或许这一切正是我们被洗脑之后所看到的世界。

Faisal Samra认为艺术创作本身应该剥离掉其他作品或者以前作品对自身的影响。这个认知是他在受到强烈的消费文化和商品文化的冲击下萌发的。“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观念实际都是在电视广告以及媒体的作用下产生的”，Faisal Samra这样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决定创作Distorted Reality系列：因为所有的感官，实际上都已经被扭曲了（distorted），在这种被扭曲／歪曲的状态下，是否能看到真实的情况，又或者什么才是真实？Faisal试图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他寻求“真理”的途径，就是使我们日常的“习惯”脱离“正常的环境”（a normal context），并将其置于一个没有任何假设前提的“环境”（context）之中。正是这种简单的平行移动，使观者在欣赏作品的同时，反省自身所处的“环境”。是否自己的决定真的是自己的决定，抑或是并扭曲后“自以为是”的决定呢？也恰恰是这个思考，使这个作品背后的冲击力大于其本身的表现张力。（也正是这种平移，使得很多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受到达达主义影响较大）

Faisal Samra, Performance #11, Series Distorted Reality, 2007, Triptych #1, Lambda print, 40 x 52 cm (each), Edition of 10

Faisal Samra, Performance #11, Series Distorted Reality, 2007, Triptych #1, Lambda print, 40 x 52 cm (each), Edition of 10

Faisal Samra, Performance #11, Series Distorted Reality, 2007, Triptych #1, Lambda print, 40 x 52 cm (each), Edition of 10

自我的冲突与矛盾固然精彩，然而更多的冲突是在人与自然或者人与社会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Mitra Tabrizian，虽然生长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却长期生活在伦敦。她不仅仅关注自己的中东身份，也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关注了英国本土的一些问题。例如，就业／失业问题，经济危机，文化差异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是英国独有，也并非只有中东的当代艺术圈关注这类议题。但当一个人用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看待非自身文化的冲突时，难免会产生更耐人寻味的不和谐感。也恰巧是“不和谐”，成为了Mitra Tabrizian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
她的作品Lost Time，创作于2002年。灵感来源于经济腾飞以及经济萧条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剧变。一夜之前还富庶的中产阶级，瞬间身无分文。
这个主题听来并非新奇。毕竟中产阶级和金融危机的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且每遇必输）。这个一直没有答案的问题， 虽然给中产阶级们自己带来了无限的困扰，但却提供给了不少艺术家创作的空间。
Mitra从一个跨文化的角度出发，不仅仅试图表现对中产阶级们在金融风暴下破产的同情和无奈，也掺杂了她自己作为一个“少数派”的失落和伤感。整个作品沉浸在极为浓烈的悲观主义情绪之中。这种情绪不仅仅是失业的中产阶级们的绝望，更多的是Mitra作为艺术家本身，对于各个文化之间差异和冲突的碰撞以及互相排斥性的质问。艺术家并没有像大多数摄影师一样选择利用光源或者镜头的延伸表达自己的见地，而是将不协调感作为作品的中心。这一点上，倒是和Sarah Abu Abdallah的Misfit系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Lost time series, 48 x 60 in, Kodak Type C, Editions of 5+2AP

Lost time series, 48 x 60 in, Kodak Type C, Editions of 5+2AP

Lost time series, 48 x 60 in, Kodak Type C, Editions of 5+2AP

Lost time series, 48 x 60 in, Kodak Type C, Editions of 5+2AP

在两个极端之下，Samira Alkhanzadeh的作品就显得折衷很多。她没有直接当头棒喝“不同”，也不会亲力亲为去证明“真相”。她的作品，利用观众和作品最直接的交流让人意识到界限其实并不一定如此清晰。
例如Peony from The Family Album Series（家庭相簿系列：芍药），艺术家非常巧妙的使用了镜子的残片，配合丙烯颜料，在打印好的板子上呈现出了一个破碎镜子的假象（观众看到画像眼睛上的镜子，就会理所应当的认为这个“破碎的边缘”也是镜子）。与次同时，当观众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和画中的人物无意中的合为一体（但又不是一体时），也就被迫的成为了艺术家创造的“冲突”的一部分。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究竟是我，你还是他／她？

Peony from the Family Album Series, acrylic and mirror fragments on printed board,120 x 70 cm, 2011, E3+2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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