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的时候，我家搬到城市边上的一个新区。我转学到这个新区里面新建的小学。突然之间，一切都变成了新的：新家，新学校，新的老师和同学。
这巨大的新鲜感带来的冲击波一样的幸福感催促着我天天都在计算日子，等着开学的那一天。
终于开学了，我读四年级一班。
因为师资紧缺，四年级只有我们这一个班，却有七十几个学生。把最大的实验室改成教室，也才刚刚够。
班主任姓田，一位四十岁左右。
田老师皮肤非常的白，有很多皱纹。眼睛里常常有犀利的目光射出来。她的头发特别黄，剪成半长的直发。常常穿着一身藏蓝色的西装，裤线笔直，带着一对同色的大套袖，套袖下面靠近袖口的地方，沾着些白色的粉笔灰。
我是粗心的人，没有压力感。喜文不喜理，上课开小差，时时作小动作，有时不完成作业。不会团结同学，更不会“舔摸”（青岛话，讨好的意思）老师。于是开学不久，我就被田老师定为坏学生的范围里面。
田老师是数学老师。因为是班主任，所以所有的早自习，自习课，课外活动课，还有下雨时的体育课，统统变成了数学辅导课。常常有小测验，那种用油墨印的卷子，考完了发下来，拿回家去给家长签字。
学过几节美术课，我就学会了在妈妈签字后面涂上铅笔，把签字描下来的技术。以我九岁的那一点点智商，根本不会想到，如果被发现了会有怎样的后果？只想到这样，这一次就过去了，就不用受到责骂而已。
大概模仿过几次，就被田老师发现了。这一下真的是捅了大漏子，我从可以帮助挽救的坏学生那一组彻底划分了出来，成了有品质问题无可救药应该放弃的坏学生。
我那时很痴迷历史。课间十分钟，常常捧着《世界五千年》看。有一次看的入迷，田老师突然走过来，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看你好像很爱学习的样子，其实你连作业也不完成。”话毕，不容我搭腔儿，一脸轻蔑的走开。
有一次突袭的数学小测验，全班都出了很多错误。田老师雷霆大发，上午第四节课结束之后，责令每个人把错的题抄写十遍。写了大概十几分钟后，田老师在讲台上点名，点到名的不用写完，只要给老师承认一下错误，就可以回家吃饭。
我是全班最后一个离开的学生，我离开的时候，田老师已经在讲台上吃完了她的午饭，我也是唯一把四十遍的应用题都抄完了的学生。
她把我和其他七个的男生，调在最后一排去坐。并要求我们的桌子和前面同学，至少保持半米距离，仿佛我们是瘟疫，碰到了就会传染。
幸好是国家法定，九年制义务教育，否则她可能会想办法勒令我退学。
想来就算我模仿过几次妈妈的签字，意欲欺骗老师与家长。可是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而言，也并不是不可饶恕的错误。而且在全班七十多个学生中，有很多比我学习更差的，比我更淘气的，比我更不听话的学生。
可是只有我，田老师会在班会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脸皮厚，没有自尊心，人品有问题，水平太差，托全班同学的后腿，应该留级去读二年级。
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而言，老师就是天，老师就是真理。根本不会想到来保护自己，更不会保护自己。田老师说过的那些话，铭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直接导致我的性格里自卑懦弱。以至到今天，还会在潜意识的影响我的行为。
所以我的童年，整天都是灰头扑脸的。自己心里难过，觉得都是我的错，是我自己坏，不可救药。来到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如果有上帝，我就是上帝打盹的时候，一不小心做的一个残次品。
我也会天真的想：我要好好表现。也许老师就不会整天的嫌弃我，责骂我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上五年级了。
岁末将近，班里组织元旦联欢会。所有人都兴奋不已。田老师也充分的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为班里做贡献。每次需要有人做贡献的时候，我都很积极的举手，可是老师从来也没有点过我的名字。
突然有一天，老师说，“我们不但要过元旦，还要过圣诞节，哪位家长会画画，帮我们画一幅圣诞老人？”
这一次没有人举手，因为没有人的家长会画。我心里一阵兴奋，拼命的举手。我爸爸是军区专业画家。因为我是唯一举手的人，别无选择，老师选了我。
那个冬末，爸爸被要求从部队转业，工作还没有联系好，每天上半天的转业学习班，然后回家买菜做饭。心情很是郁闷。
后来妈妈给我讲过，爸爸十七岁作为文艺兵入伍，在部队呆了二十几年，突然间自己和部队，没有关系了。这种感觉就好像母亲突然对养了二十几年的孩子说，你不是我亲生的，你走吧。
让人震惊的根本无法适从，也凄凉的无法接受。对于将来更是一片迷茫。
虽然十岁了，我当然是体会不到大人的烦恼。我心情高兴得回家，要爸爸给我画圣诞老人。
爸爸皱着眉头说，“不能给你画。而且学校要求第二天就要，怎么可能这么快。”
我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爸爸非常疼我。在学校里面对老师，我没有任何办法，在家里对付爸爸我可是有办法。于是我又哭又闹，再加上撒娇耍赖。终于爸爸答应给我画。
晚上临睡觉的时候，爸爸架起了很久都没有动的画架，调匀了已经干裂的颜料，亲了亲我，给我保证明天一定会画好。
不知道那天晚上，爸爸一直画到几点。
第二天我一睁眼，新升起的太阳正照在我床前的画架上，真的有一个脸色红红的笑眯眯的圣诞老人，牵着他带着铃铛的梅花鹿，滑着雪橇从远处的一片冷杉中迎着风滑过来。
我兴奋得跳了起来，“哎呀呀，美梦成真了呀。”
在多年以后，我在法国图书馆里面看那部获得了无数奖项的意大利片子《美丽人生》（ La vita è bella)。
“当夜德军全部败退，第二天早上，小男孩从藏身的地方爬出来，整个集中营都是空的，然后他看到巨大的飘着美国国旗的坦克隆隆的开过来，停在他的面前，他惊讶的握住嘴巴，“美梦成真了”。”
父爱的伟大与深沉，让我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可以想象当我把这张60x70公分的水粉圣诞老人，拿到学校去，引起的震惊。不但自己班上的老师同学，包括校长以及其他班上的老师全都跑来看。
田老师第一次的大大的表扬了我，我就好像飞在天上，幸福无比。
班里的联欢会，在圣诞老人和蔼的注视下，圆满结束了。第二天下午是学校的联欢会。我们把教室打扫干净，演节目的同学都化好装。距离开会还有一段时间，田老师利用这段时间把最近的活动作了总结：大家的表现都很好，非常热爱班集体。
然后她拿出了几个昨晚幸存没有被吃掉的橘子，剥开分成瓣儿，放在一个铝制的饭盒盖上，宣布这些橘子瓣儿作为特别荣誉奖，由老师亲手喂给在这次活动中为班级做过贡献的同学。
我一阵阵的窃喜。这次爸爸的画，受到这么大的欢迎，我的贡献可是大大的。我甚至按耐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等待着田老师叫我的名字。
田老师开始叫同学们的名字，我眼看着橘子瓣儿越来越少，心慢慢地紧张了起来。
可是每次回头看到挂在墙上的圣诞老人，慈祥的笑容，我的心就会放松一下。老师不会忘记我的。
话是这样，我的心还是慢慢地提了起来，背在身后的手紧紧的拧在一起，指甲深深地印在手心里面。
最后还只剩下几瓣橘子的时候，田老师环视着全班同学，有一秒钟，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我的心顿时狂跳不止，下意识得死死的咬住了嘴唇。我又紧张又兴奋又害怕还又期待，我甚至想躲过老师直视的目光。
可是只有那么一瞬间，田老师转过了头。
因为窒息和缺氧，我的脑子有一秒钟的空白。然后我听到老师说，既然在这次活动中对班集体有贡献的同学都分到了橘子，那么还剩下的几瓣橘子，就奖励给那些一贯表现好的同学，希望大家向他们学习。
我已经完全清醒下来了，我的脸很热，四肢麻木而冰冷。我明白了，不是老师忘记了我，老师是有意的。无论我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在老师的心中，我永远也不配得到那瓣有荣誉意义的橘子。
我觉得冷，全身有一点神经质的轻轻地颤抖。窗外是冬日下午明媚的阳光，照的教室明晃晃的亮，我转过头去看着阳光，眼前却是一片黑暗。我掉进了个黑洞里面，没有阳光，没有希望，只有无助于迷茫。
这一刻，我明白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做“绝望”。
让一个十岁的孩子懂得“绝望”，真的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一个月之后的期末考试，我第一次在正规大考中考不及格，数学只有50分。日子更加难过，因为这更成了田老师的有力证据，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破罐子破摔的，没有任何挽回余地同挽回价值的坏学生。
幸好六年级的时候，有新老师调过来。我们分成了两个班。田老师因为认真负责，荣升成了教学主任。不再直接管我了。我终于脱离了苦海。
小学考初中的那一天，妈妈和其他的几个家长一起在学校外面等。田老师也在。
第一课考数学，我跑出来给妈妈说，已经和同学对过答案了。我只错了一道两分的选择题和最后一道拔高的题。喝完了不知谁家的冰冻绿豆汤，吃完了冰镇西瓜之后，就一蹦一跳得跑回去，继续考语文去了。
后来妈妈给我说，当时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旁边的田老师冷冷的用鼻子哼了一声说，：“自己错了多少题都不知道，还洋相（青岛话，炫耀的意思）”。
事实证明，我数学考了94分，就只有我说的那两道题错了。这也是田老师，最后一次嘲讽我。
再遇到田老师已经是八年以后。
我抱着一大卷发下来的效果图作业，等公车。然后我看到了田老师，很落伍的感觉。穿着一件鼓鼓的藏蓝戴白花对襟毛衣，带着一顶砖红色有一个小帽檐的头套。讲话有一颗门牙的位置是黑色的，没敢细看是掉了，还是在做什么治疗。皱纹更多了，掉下来把眼睛遮成了三角眼。
我心里一阵凄凉，这就是我从小又恨又怕的那个干练犀利的田老师吗?
在看过我所有的作业，并确定是我画的之后。
田老师问我在那里上班?我说我还没有上班，在读大二。
田老师又问，那就快毕业了，有没有找工作？我说我读的是本科，还有两年。
然后田老师居然问我，现在大学自费生，一年要交多少钱?是不是很贵？我说，目前我们学校本科，没有自费生。我也不清楚。
我明白田老师根本不相信，我会考上大学。纵使我告诉了她，我是公费本科生。她可能会说是我家人帮我走了后门。
话以至此，还有什么可以说呢？我到站下了车。
田老师肯定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负责敬业的好老师。可是做为班主任老师，让一个十岁的孩子亲身体会并理解到了“绝望”这个词，算不算是失职？
一瓣橘子而已，可是以成年人的心态，是不可能感受到，这对于孩子的心灵是一种怎样巨大的伤害。
几十年后，我还可以这样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就足以说明对于十岁的我而言，这是一种怎样刻骨铭心的摧残?
可是我一直也没有想明白，这是田老师本身的原因，还是教育制度的原因？
大概在我上高中之后，我读四年级的表弟，竟然在上课的时候，被老师当众打了一个耳光。只是因为看到同桌两个人在交头接耳，而我表弟是一贯顽皮。
在小学教育上面，孩子的心灵是那样的脆弱与稚嫩，难道除了批评讽刺，请家长，等高压暴力方式之外，就没有更有效的教育方式吗？
难道去做一个抹杀了所有的天性，循规蹈矩，听老师话，用功努力的小大人，真的要比我们自由无忧的童年更重要吗？
难道考试的分数，真的要比一个心灵健康，人格完整的孩子更重要吗？
中文里面，我们说：“受教育。”
所谓受，就是没有选择只有接受，不能挑剔着能忍受。
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的孩子们，奥数第一，几国外语，琴棋书画，凉薄自私，没有任何自理能力。
这和孩子们的快乐有关吗？这和孩子们的幸福有关吗？
今天的中国，教育已经成为了一项一本万利的生意；教师成为一个体面多金的职业；家长成了教师手里挥之即来的工具。
可是有谁真正的在想到保护我们的孩子？尤其那些生性调皮好动，不太听话，不符合现今已设定教育框架的“坏孩子”的命运呢？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的伟大与奉献。
可是巨大的教师行业中，真正能够承担的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称号的，究竟能有多少呢？
和其他行业不同，教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教师应该是一个伟大的信仰，既然选择，请无条件追随，如果不能，请另辟蹊径。
因为这个信仰，这是有关于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明天和未来的，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
向真正灵魂工程师们，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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