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 德国制造的核心
【德意志精神核心是秩序】
德意志精神的核心并不是质量，而是让生产“井然有序”，完美分工。德国人工匠精神的重要体现就是在大工业领域精细生产，对生产秩序的日积月累地逐步完善，这也是德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背后的核心，是“秩序”。
德意志精神的核心不是质量，是秩序
文 | 新浪财经欧洲站站长 郝倩 编辑 | 谢长杉 任琳贤
德意志精神的核心并不是质量，而是让生产“井然有序”，完美分工。德国人工匠精神的重要体现就是在大工业领域精细生产，对生产秩序的日积月累地逐步完善，这也是德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背后的核心，是“秩序”。
——超级跑车工厂的立体空间
先说一条我在保时捷总部工厂的见闻，作为德国车企中“质量”和“精准度”的代表，半个多世纪前还是纯手工打造的保时捷前几年轻松跃身为工业4.0的代表工厂。保时捷这个案例对“工匠精神”这个话题的意义，在其灵活，同时又精准高效的生产力——这在其他产业同样有借鉴意义。
100多年前，整个斯图加特就是一大片葡萄园。今天，作为巴登-符腾堡州的首府，斯图加特是德国三大工业中心之一，同时拥有保时捷和奔驰两家汽车巨头的总部。德国还有三大工业总镇分别是大众汽车集团所在的沃尔夫斯堡（Wolfsburg），奥迪总部所在地在巴伐利亚州的因戈塔特（Ingolstadt），以及宝马所在的慕尼黑。
1931年之前祖芬豪森还是一个独立的小镇，直到之后与斯图加特合并。现在，从斯图加特市中心乘轻轨到北郊的祖芬豪森（Zuffenhausen）只需要十几分钟，从1937年保时捷1号工厂在此建成，今天已经有了6个工厂。因为年代久远意义重大，有些红砖厂房已经被德国政府认定为“工业遗迹”。
保时捷帝国寸土寸金：一个保时捷广场把保时捷博物馆，工厂和办公室连接在一起。因为地太少，所有的工厂都是立体高楼。“超级跑车”的生产流程极具空间感：一号工厂的喷漆部把造好并喷好的车身运到隔着施维伯丁伽大道的组装部，要通过横空15米建成的“天桥”——天桥下是时不时呼啸而过的各式新款保时捷——过桥后，一辆保时捷车身通过大型车梯“上下楼”，组装完成后，重返底楼后直接进递送中心。
现在，隔着一条铁路线，保时捷又有一个新的引擎组装工厂正在建设中，据说为了内部运送，保时捷还准备再建个地道。
“第四次工业革命”这种流行语对于保时捷公司来说并不新鲜。保时捷的工厂在几年前已经实现“工业4.0”，但并不是“革命”（revolution）所致，更多的是对现有生产流程的“改进”（evolution）：修正生产流程，改进机器，以实现机器与机器，以及机器与人的更好联通。工业4.0，和3.0是自然实现过渡的。
此处借用保时捷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的名句：“改变很容易，改进要难得多。”——保时捷公司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很多德国人都信奉此格言。
秩序
从保时捷的例子来看，60多年以来最核心的改进就是其生产系统。
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保时捷的工厂也是需要仓库的，之后保时捷公司逐步改进生产秩序，找准“次序”和“时间节点”，让每一个生产步骤无缝对接，恰到好处。生产流程的改进直接提升了效率，为实现工业4.0做好了铺垫。
祖芬豪森工厂汽车组装线上的每一部保时捷都是根据买家所下的订单进行订单化生产，但一眼望去每部车都各不相同。因为采用混合式生产的生产线，三款车型911，Caymans与Boxsters可以在一条生产线上进行组装。在这个旗舰工厂，平均每年大概只会有两到三辆车是基本一样的。
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成员（负责生产与物流）Reimold（Albrecht Reimold）对我介绍说，这也是为了效率最大化。和大规模的系统流水线相比，每一位技师在组装车时，也不用总是周而复始的“重复劳动”，多变的工作才更有乐趣，也更符合人体力学原理。
保时捷独家配件（Porsche Exclusive） 总监Boris Apenbrink则对新浪财经解释了这背后的理由：“2015年，保时捷911全球的产量只有3.2万辆，和其他很多豪车品牌相比，这个产量很难称得上是‘批量生产’。产量最大化和质量最大化二者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找到这个最适合的平衡点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确保制造出的车辆准确装配，所有零件均以条形码进行计算机管控，确保原料零件的正确性。配备钛酸锂电池的无人驾驶电动运输车可在两个楼层间装有1.6万块磁铁的网格地板上行驶。这些运输“机器人”还可以自己乘坐电梯上下楼。在汽车的组装线上，每部车需要不同的零件，这些零件早就事先完成分类，由“运输机器人”运到流水线旁。
目前，保时捷在全新V8发动机的生产流程中再次提升了对“大数据”的利用：在完成装配和测试后，每台发动机可以检索到约2300组数据。任何质量波动都能在最初时候被检测出来，从而避免对后续流程产生影响。
上述这些现代工厂的眼花缭乱，背后的生产秩序十分缜密。
当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成员（负责生产与物流）Albrecht Reimold对我说“Just in time”和“just in sequence”时，我以为不过是一种对生产秩序的生动形容，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保时捷公司，以及包括西门子，博世在内大多数德国工业企业物流系统的核心概括：
1，JIT（Just-in-time），准时化生产供应
2，JIS（Just-in-Sequence），准时化顺序供应
再说细致一些，祖芬豪森的优势在于灵活的生产力，以及保时捷的生产系统——所有的生产线都源于这个系统，强调精益生产。
这就说到了此文的重点，一切都是关于秩序。
别篇：为什么工业2.0不可能一夜跳级到4.0
现在有一句流行语叫“弯道超车”，但弯道漂移玩不好就要坠落万丈深渊。博世集团董事斯托瑟这位工业4.0专家对我明确表示：工业2.0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弯道超车”到4.0，一切都应该是自然延伸。
博世集团董事斯托瑟（Werner Struth）对新浪财经坦言：秩序是德企的核心竞争力。
“博世公司创立130年，生产流程的构建也有相当长的历史。我们有能力进行小范围生产，也有能力进行大规模高品质的生产。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所有的生产必须是‘系统’的。”
有规矩才成方圆，生产秩序和产品标准相结合，结果就是质量的提升。没有秩序，仅谈1.0还是4.0是没有意义的。
“最好的质控，不是最好的质控部，也不是由质控部门来完成，而是搭建生产流程，避免误差，保障质量。设定质控流程会产生成本，但我们认为这种质控流程的投资是完全值得的。”
“博世的哲学是，不能通过测量和控制来达到高质量水准，而应通过优化生产流程达到最终的质量标准。在产品开发的最初阶段，我们就要通过选择正确的材料，生产流程，以及供应商，和生产机器，最终可以达到消费者所期待的高质量水准。只要完全掌控流程，就可以保障质量。如果需要通过测量来判断质量是否足够好，那说明生产流程有欠缺，要改进生产流程。”
以一个博世烤箱为例，从不锈钢材料开始就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每一个部件的尺寸由电子感应器进行检测，减少误差，这些是考虑到烤箱的使用寿命。实验室每天烤100个松饼，如果有一个松饼受热不均匀，所有制作程序必须重新调整，直到所有松饼可以呈现同样的金黄色；一个烤箱门需要在实验室打开关上两万次，即使在包装之后也要进行摇晃和碰撞测试，检测包装是否可以保证烤箱在递送时不受损伤。最终包装完成的成品会有2%被打开，重新测试所有功能。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通过系统性计算进行最终产品‘选择性测试”，这只是最后把关，可理论上来说，最佳的生产流程已经完全可以保障最终产品的质量标准。”
“工业4.0是一个进行时。直到现在，一些已经成熟的技术只适用于大批量生产，而不是小批量生产。工业4.0不仅取决于技术的提升，还取决于生产流程的搭建处在哪个阶段了。我想强调的，一家只有工业2.0水准的工厂是不能直接跳级到4.0的。因为连接工业2.0，3.0和4.0的是精细化管理，精细化工厂生产以及精细化流程。这些只能一步步地改进。”
这是博世集团董事斯托瑟（Werner Struth）对新浪财经的原话，他是工业4.0领域的行家，而博世本身不仅是工业4.0的实践者，甚至已经成为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他说，“一个国家可以从有线网络都不健全，就直接跳级到4G网络智能手机；但在工厂生产中，没有实现3.0，实现工业4.0完全不可能。”
还有一点是我参观许多德国和瑞士工厂后的感触。这两年，我所参观的德国企业工厂中，无论是宝马，保时捷还是博世，工人的工作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都是企业十分关心的问题。一间有责任的现代化工厂是对自己的员工和社会都十分负责的。例如，凡是对人体有极大伤害的生产环节，例如“喷漆”，都是完全用自动化的方式解决，人力被安排在最需要的地方，重体力有机器人做助手。就这还要根据“人体力学”原理不断地应用新技术，在智能工具和工作空间上给工人提供最舒服的工作环境。
再说一个例子，在维氏军刀的工厂，所有的废弃不锈钢，哪怕是粉末，都会全部回收，由供货商取回进行再利用；所有的废水排到外面时已经是达到可饮用的标准；工厂的废热都用来再利用，可以解决100多套公寓的供暖。这些细节看起来和工业4.0无关，却是工业4.0的有机组成。
在很多德国工业企业看来，所谓自动化，物联网，最终还是要解决效率问题，这一效率不仅是企业利润，还有社会运营的效率，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一间优质企业的工厂也未必需要4.0，同样可以达到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最大化，同时对社会负责任。
工匠精神到底为何意？在象形字中，“工”字与“巨”通用，即规矩，做形容词用意为细致工整，精准严谨。工匠们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障质量。不论好的时代和坏的时代，制造业理应质量为王，没有捷径。
“自动化”- 工业4.0解放双手
【失业率和自动化程度无关】
工业的变革史也是工业自动化的进化史。在这期间，如果你仔细分析这期间人类的就业，失业率从未因为技术革命而上升，失业率和自动化程度二者完全没有关系。一些欧洲国家有很高的失业率，基本都是其他的原因，而不是自动化。
工匠精神之自动化：机器人会消灭人类就业么？
文 | 新浪财经欧洲站站长 郝倩 编辑 | 谢长杉 任琳贤
斯图加特往西10公里开外的格尔林根-什勒霍（Gerlingen-Schillerhöhe），德国博世集团的总部就像在一片森林里平地起高楼，院里除了树，就是大片的草坪——一只博世Indego除草机器人在草坪上走走停停。为了这次工匠精神的专题，新浪财经专门约访了博世集团负责工业技术产业的董事斯托瑟（Werner Struth），他也是工业4.0领域一位颇具威望的行家，采访就在这样一片绿树成荫中进行。
我对斯托瑟博士的问题有二。第一是工业大生产领域是否也有工匠精神。斯托瑟坦言这个话题很“新鲜”，因为工业生产的优势在于一天生产几百万个部件，却可做到分毫不差，将“容差率”控制到最低；手工作业的最大优势则是灵活和独一无二。但是，若从精准作业，苛求产品和作品的高质量角度来看，工匠精神在制造业中同样至关重要，核心在于一种不断寻求自我突破和改进的过程。这就超越了“手工作业”的概念。
另一个有关工业4.0的问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让很多人担心机器人是否将掠夺人类就业，尤其在工业制造领域。斯托瑟博士的解释很简单：失业率和自动化程度从不相关，说技术革命带来失业仅是个“伪命题”。
——工业4.0如何解放双手
要真正了解现代工业对手工作业的影响，没有哪里比耐卡河谷更合适了。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耐卡河谷（Neckar）就像一个完美的融合：千年的古堡遗迹；散落在耐卡河畔的中世纪小镇；以及人工密集的工业区。
1886年夏天，由工程师，工业设计师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和生意伙伴发明的全球第一艘摩托艇就是在耐卡河上试航。之后，二人创建的戴姆勒公司在1892年生产出第一辆汽车，1926年与奔驰公司合并后，就成了汽车史上举足轻重的戴姆勒-奔驰公司，产品就是“梅赛德斯-奔驰”。从此，耐卡河谷孕育了一批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包括博世和马勒，100年来一直是全球工业的最前沿。
我参观的博世公司的一间工厂就在这个区域的劳特林根（Reutlingen），这间劳特林根“2号”工厂是博世公司全球250间实现了工业4.0的工厂之一，主要研发汽车电子板块新科技和其他电子设备，例如汽车互联和自动化驾驶技术。之所以选择参观此工厂，是因为这里是连接技术研发和大批量生产的中间站，以小范围试生产的方式摸索出最稳定的批量生产路径，也就是开发生产流程，之后再转移到其他博世的工厂进行批量生产。所以这里被称为博世的“研发工厂（InnoFab）”。
该工厂的副主席威尔斯（Rainer Wels）是我的向导，在他的工厂中采用的“QQS”系统是个重要尝试。这是一种资质识别系统，利用射频识别技术（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自动辨认生产线上的工人资质。威尔斯用他的工牌在一条流水线上进行扫描后，系统立即辨认出威尔斯缺少哪几个部分的培训，自动显示相应的技术知识支持。如果是一名毫无经验的员工接近一条生产线，立刻会被识别，生产系统自动关闭。威尔斯认为这就让机器和人实现了沟通，也是电子系统对人力作业的重要。
在工业4.0的概念之下，一个高度联通的生产线应该可以随时调整生产流程组合，以适应不同的产品生产需求。机器和人实现自由沟通，会让工人的手工作业既有灵活性又不会太繁琐。
为了提升效率简化难度，工人双手的手套上都带有一个小小的感应器，感应器本身会通过“红绿灯信号”同步检测工人双手的位置是否正确，有没有将电缆放到了合适的位置。同时，因为有感应器，工人可以在面前的电子屏幕上同步看到生产步骤的提示。如果出现错误动作，感应器会自动提醒，保证错误步骤的部件不会传到下一工序去。
通过一系列的数据收集，感应器还被应用于对生产机器精准性本身的监控，在出现问题之前就会被发现，防止残次品出现。
“对于一个产量不高的生产线来说，人工和机器的融合投入最低但效率最高。只有产量足够大，才可能进行大笔的投入，提升自动化程度。拥有最高自动化程度的大批量生产线就是‘智能生产线’”。威尔斯对新浪财经解释说。
“博世为汽车生产的雷达组装线已经是第四代，在生产前一百万个雷达时，博世花了10年；生产第二个100万，只花了1年；现在则是一年就有四到五百万的产量。这其中的关键词就是规模。”该工厂高级经理瓦瑟曼（Lukas Wassermann）说。作为一个“研发工厂”，劳特林根“2号”工厂在十多年的生产流程改良之后，将雷达的最后组装阶段简化到只需要将五个部件组装在一起。
“这就让最后的组装工作变得非常简单，有可能达到最高程度的自动化，也就是‘智能化’。一条生产线可能只有两名工人，其他的都是机器手臂，也被称为‘自动化助手’。” 瓦瑟曼说。
关于机器人，我还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机器手的运用在德国工厂十分普遍，但很多时候，机器人都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因为他们工作速度太快，对工人人身安全产生潜在威胁。新一代的机器手已经可以做到检测和工人之间的距离，自动纠正安全距离和安全速度。如果你碰到他，他会立即停止工作。而在安全距离内，他们可以以最高频率快速工作。新一代机器人就像工友一样和工人一起工作，而不用被锁在笼子里。这种新生代“友好型”机器人之前在消费电子用品展上已经被展出。
——机器人改变了人工的角色
斯托瑟的解释很明确：“工业的变革史也是工业自动化的进化史。在这期间，如果你仔细分析这期间人类的就业，失业率从未因为技术革命而上升，失业率和自动化程度二者完全没有关系。你看一些欧洲国家有很高的失业率，基本都是其他的原因，而不是自动化。”
“如果你做高水准的自动化，生产成本必然下降，销量上升。这反倒意味着工厂有能力保住这些工人的工作。” 斯托瑟说。从博世的案例来说，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动化而裁减过人员，反倒是工业4.0的到来让技工们有更多的机会提升技能，适应更为复杂的工作。
与此同时，“机器人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工人从重体力活中解放出来，让工人身体更加健康。还有些工作是高度重复劳动，可能每秒都要重复同样的动作。工人要做的是应该更有价值和智慧的工作。”
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成员（负责生产与物流）艾莫（Albrecht Reimold）的观点和斯托瑟不谋而合：
“人力是最宝贵的资源。机器和机器人是用来支持工人但不是替代他们。我不觉得拥有未来科技的工厂会有更少的工人——即使是有更先进的科技出现。尤其是我们的赛车如此复杂，而且客户的个性化要求之高，结果是只有高技能工人才能处理这种复杂的工作。另外，公司依然需要培训工人来操作机器。”
“在我看来，工厂对工人的要求也是在发生变化的。也许在12年前，很多手工作业非常耗体力，更不用提将人体力学这种时髦字眼考虑在内了。现在，当年那些重体力活都由机器人来做，为的是工人可以得到体力上的解放，去做更适合他们的职位。”
1950年，保时捷首款量产车356在祖文豪森诞生。当时保时捷有108名员工，年均产能369辆。而今，保时捷每年培训的年轻人就有200位，祖芬豪森每天的产能就达到250辆，另外一间在莱比锡的工厂日产能更是达到650辆。保时捷要推出第一款全电力车，一个项目就创造了1000个新岗位。
如今，保时捷的工厂已经实现了工业4.0，一些工作有100%全自动的解决方案。但是，大部分的工作依然是手工作业，例如引擎组装和最终的组装，这些工作都由工人借助智能工具完成。
技师的重要性依然无可取代。例如，一款保时捷911的引擎有250个部件，几乎都由工人手工组装而成，“现代自动化生产意味着自动化的水平越来越高，但即使是最好的机器人也无法代替人力劳动。”
“只有训练有素的技工才知道哪一个部分需要加油，哪一个部分需要怎样的力道进行组装才能保证引擎完美组装——而再完美的机器人也达不到人手的灵活度。”保时捷工厂的工作人员对我解释说，这样产出的引擎有“生命”。
“工人的眼睛和手都是最有价值的工具，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审视生产流程，判断一样最终产品是否足够好。例如，在皮具生产工坊，所有的皮质汽车内装部件一定都要由有经验的技师手工制作完成，因为只有他们才对皮质本身有判断力，手工缝制则是品味和质量的重要体现。” 保时捷独家配件（Porsche Exclusive） 总监Boris Apenbrink对新浪财经解释说。
“一个训练有素的技师在精确度上完全不逊于机器，可工人的灵活性机器根本达不到。” Boris Apenbrink说。
工匠精神到底为何意？在象形字中，“工”字与“巨”通用，即规矩，做形容词用意为细致工整，精准严谨。工匠们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障质量。不论好的时代和坏的时代，制造业理应质量为王，没有捷径。
“传承”- 用时间衡量财富
【工匠精神之传承】
金银匠在欧洲的存在至少有一两千年的历史，是十分古老的行业。科技在什么时候介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这种平衡点十分重要。固宝琳家族的珠宝工作室早就引入3D设计软件及3D打印，但珠宝的质量依然取决于工匠们的专业知识和手工作业。
家族企业：时间是衡量财富的最高标准
文 | 新浪财经欧洲站站长 郝倩 编辑 | 谢长杉 任琳贤
固宝琳集团（Gübelin）的自我介绍是句简单的“一家创建于1854年的瑞士家族企业”。从瑞士卢塞恩一间小小的钟表修缮工坊发展到一家国际奢华珠宝品牌和钟表零售公司，如今固家已经传到第六代，依然家族100%全资拥有，是“瑞士制造”的卫道士。
我和固宝琳集团总裁及董事会成员，家族第六代传人拉斐尔-固宝琳（Raphael Gübelin）约了电话专访。在8月一个阴雨的上午，拉斐尔按我们约定的时间准时打来电话，我们先是聊了聊这个慵懒的欧洲度假季，之后很快就说到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全球市场。
拉斐尔有着年轻一代欧洲传统富豪典型的教育背景：他少年时就读的瑞士顶级私校为欧洲许多名门望族所钟爱，包括德国的皮耶希家族；之后拉斐尔在苏黎世以及美国攻读金融，毕业后在瑞士诺华公司供职了四年。拉斐尔2007年才正式加入家族企业，最初的角色是商业拓展总监，4年后就开始正式接替父亲作为公司的CEO。
“公司最初创立时就是个家族企业，至今依然保持家族持有的纯粹性，这对顾客来说也很重要，他们认为一家有家族因素在的公司，值得多些信任。”拉斐尔说的很直白。
金银匠在欧洲的存在至少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就像裁缝，鞋匠一样，是十分古老的行业。科技在什么时候介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这种平衡点十分重要。从设计来说，固宝琳家族的珠宝工作室也已经早就引入3D设计软件以及3D打印，但与此同时，珠宝的质量依然取决于工匠们的专业知识和手工作业。
对于这样一个“超级传统”的行业来说，能走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传承六代之久，必有其执拗之处。与拉斐尔对话后，我总结出了以下几点宝贵的经验，
一， 不欠银行钱，财务自由不借外债，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投资，危机时扩张——欧洲很多传承百年的家族企业都秉承此条，借钱扩张会死，这是血的教训；
二， 诚实公平，讲诚信，这是瑞士企业一种生存常态；
三， 专注于专业知识积累，相信知识和工匠精神有效传承比扩大产量更有意义。这一点最重要，是企业实现可持续生长的前提。
——家族的意义
今年夏天的欧洲并不太平，恐怖袭击，英国脱欧。拉斐尔也对新浪财经直言不讳，眼下是个“艰难时期，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
“生意依然照旧，只是不像以前感觉那么轻松了。但是，作为一家有16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我们经历了太多社会的大起大落，公司业务都在随之起落，在这期间，我们学到的就是一定要有调整适应的能力，学会释然。”的确如拉斐尔所说，固宝琳家族既受益于19世纪末的“黄金时代”，也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衰退，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大繁荣，以及瑞士钟表的石英表危机。一家百年老店所经历的可不会仅是经济周期那么简单。
可贵的是，在这160年间，家族的每一代人都前仆后继鞠躬尽瘁，才让家族企业有机会一步步壮大。家族的创始人是一位制表师，在卢塞恩开出一间钟表店；家族的第二代赶上了铁路畅通的好时代，在旅游业繁荣的卢塞恩迅速开出了一家豪华的钟表店，开始做高级钟表的零售。到一战爆发时，家族企业已经传到了第三代，将生意扩张到纽约。1929年的股市崩盘一举终结了“黄金二十年代”，那一年是固宝琳公司成立75周年。
“当时的业务并不太多牵扯到‘工匠精神’的概念。但随着钟表交易业务的壮大，我们发现钟表的顾客往往也是珠宝的顾客，我们家族就开始试水珠宝行当，开出珠宝店，那是1923年的事了。”拉斐尔-固宝琳对新浪财经介绍说。
做一行先要通一行，这是秉承工匠精神的一个前提。
“真正一脚踏入宝石贸易，就发现这一行水很深，极富挑战，没有些专业知识是很难涉足的”。家族第三代，拉斐尔的曾祖父专门到维也纳参加一位宝石学大师的课程，但依然觉得自己的宝石知识根本不足以在运营一家珠宝店时赢得客户的信任。当时的宝石学已经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这门学科随着一战后假冒宝石涌入市场而越来越重要。”
一直到第三代，固宝琳家族依然还是以“商人气质”为多，如前几代人一样，第三代的爱德华-莫里茨-固宝琳两夫妇热衷于培养儿子们对企业的兴趣，鼓励他们早早接入企业事务。按照固家的传统认识，长子所受的任何训练都应该服务于家族企业，而不是投身科学事业。但这位热衷诗歌文学和艺术的长子爱德华-约瑟夫-固宝琳，之后一直专攻宝石学，最终成了宝石学和产地鉴定学大师。
就这样，第四代的爱德华-约瑟夫-固宝琳（Eduard Josef Gubelin）成了这个家族企业的转折点，他的学术气质多于商业气质，反倒成了一种家族优势。如果没有爱德华，固家在1923年成立的宝石鉴定所（Gübelin Gem Lab）也不可能最终在全世界收集了超过2.5万颗样本宝石，很多都是爱德华本人跋山涉水在一些矿区找到的。宝石鉴定所原本只是为自家做高级珠宝做鉴定，后来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宝石鉴定研究所，甚至可以出具最权威的宝石鉴定报告，鉴别真赝品和产地。在1942年成立的瑞士宝石协会（SGG），固宝琳博士担任其科学总监几十年，他本人还在1952年创办了国际宝石学会议。
通过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努力，到1988年，当家族第五代接过企业时，固宝琳已经从100多年前那个小小的钟表修理作坊发展成瑞士首要的高级珠宝品牌。一直到今天，宝石鉴定所的员工依然会深入一线矿区和珍珠养殖厂，为参考宝石采集标本。
“对于固宝琳家族来说，只有接班人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的第四代，是最年长的两个孩子接受了家族企业。长子爱德华-约瑟夫-固宝琳负责宝石的专业知识研究；第二个儿子华特-固宝琳则负责公司业务的全面运营。我爷爷就是华特-固宝琳，之后公司就由我父亲汤马斯接班，他是公司第五代掌门人，也是公司全资控股人。现在，股东成为我父亲，我和姐姐三个人。这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负担，一旦公司不景气，我们也将成为唯一的负债人。”拉斐尔对新浪财经坦言。
——如何才能富过六代？
现在，经历了160多个年头，固宝琳家族依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们曾在家族企业迎来第150个年头时出了一本书作纪念，书名就叫《时间是财富的真正衡量标准》。事实是，凡是可以将财富传承世代的家族都有很多执拗之处。
首先，财务自由不欠外债。按照拉斐尔对新浪财经介绍，固宝琳不是上市公司，家族全资持有所有股份，没有外债。
“如果需要投资，我们用自己的钱。每财年结束，我们不会把所有赚到的钱都花掉，我们只会在需要时才花钱。要时时铭记目标所在，时时保持财务的灵活性。”拉斐尔说。即使在1929年经济危机期间，家族也有勇气扩张，此举后来被证明是十分有远见的。
类似的做法我在采访欧洲企业时也时有听说，例如与固宝琳相邻不远的邻居维氏军刀，他们的埃尔森纳家族同样笃信不能依靠银行，即使是慢生长也要靠自己。同时，市场永远会有上下波动，所以一定要在好的时候做好准备，未雨绸缪。为了平衡经济周期，维氏的很多策略都要逆市场而行，例如，经济好的时候不做广告和促销；经济衰退时再做；越是经济不好，越需要投入做创新，增加库存，减少资金储备——因为存的钱要用在刀刃上。
其次，诚实与公平。第四代爱德华-约瑟夫-固宝琳（拉斐尔祖父的哥哥）的专业素养奠定了家族企业在珠宝界的行业地位，固宝琳宝石实验室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精确性，以及公平公正。这也是瑞士人的精神特质。
“原产地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宝石在交易中的价值。这就是‘精确度’，直接影响最终商品的定价。例如，都是红宝石，但缅甸红宝石是最贵的。客户买一样珠宝，不仅是为了追求时尚，还要知道他们买的是什么。事实证明越来越多顾客开始在乎专业性。我们要让他们相信‘物有所值’。”拉斐尔坦言。
“瑞士从欧洲大陆一度最贫穷的国家发展到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都是归功于对‘精准度’的把持。瑞士就是个视‘精准’为一切的国度，这里的一切都与精准有关，这里连火车公交车都要分毫不差。有这样一种民族性，瑞士才可能生产机械手表，精密仪器，复杂构成的布料。”
第三，知识和技艺的有效传承比产量有意义
拉斐尔说，他们在培训自己的工匠师傅时，不仅要锤炼他们的技艺，还要让他们可以和家族一样对珠宝充满激情。对于拉斐尔来说，这种由心而发的主动性是工匠精神的一个前提要素。
“我们不会很快扩张，因为公司所拥有的知识财富是最重要的，这种知识只能通过一代代技师传承下去。如果技师人数增加的太快，那就意味着这种技艺传代的质量就无法保证，长久以往，知识财富就丢失了。”拉斐尔说的所谓“专业知识”，是因为例如金匠这种技术工种，一定要熟知材料的本身，才能了解该如何进行切割，否则就没法成为一名合格的金匠。这些是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傅在实践中给你指导，而且只能循序渐进。”
现在固宝琳的珠宝工坊有40名珠宝技师，在过去多年这个数字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对3D这种新技术设计师有所需求。
“我们并不对‘产量’设目标，这也是‘奢侈品’的价值所在。一枚简单的戒指，可能需要10个小时，但一个设计复杂的项链，可能就需要900个小时，等于几十个戒指。我们有些产品耗时超过1000个小时，有些则耗时300到400个工作时。与数量相比，质量更有意义。”
“换句话来说，一款高级珠宝耗时多久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耗时越长的一款珠宝质量就越好。最重要的是适时。我们会说，慢慢来，因为品质需要时间来打磨，不能给技师设定一个截止日期。可与此同时，一家有90年珠宝制造经验的公司，是有能力去鉴定技师工作效率快慢的。我们很清楚某一品类的珠宝产品，大概需要耗时多久，之后还要考虑到技师可能有的情绪高低。对于有经验的金银匠，我们会对他们的工作效率有一个大体的估计。”
工匠精神到底为何意？在象形字中，“工”字与“巨”通用，即规矩，做形容词用意为细致工整，精准严谨。工匠们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障质量。不论好的时代和坏的时代，制造业理应质量为王，没有捷径。
“学徒制”- 国家软实力
【工匠精神之学徒制】
一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完成了学徒制就等于拿到一份正式工作合同，除非举止不当；雇主通过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了合格的优质工人，不仅在他们半工半读期间已经教授了他们所有的基本技能，还有效传递了企业的价值观，企业文化，甚至职业操守和责任感。
探秘欧洲学徒制：为什么“学徒制”可成为国家竞争力
文 | 新浪财经欧洲站站长 郝倩 编辑 | 谢长杉 任琳贤Project Syndicate
一只德国施泰夫（Steiff）泰迪熊拥有35个部件，80%的泰迪熊都是用手工制成，学习制作这样一只小熊通常需要1年。一只施泰夫的泰迪熊售价40-70欧元，之前为了节省薪资成本，施泰夫曾将部分生产外包给中国工厂，但那次合作仅持续了4年就结束了。该公司时任CEO公开斥责中国工厂生产的部分泰迪熊眼歪口斜，毫不可爱，质量缺陷毁了施泰夫的声誉。他解释说中国工厂质量不过关的原因是雇员们流动性过大，缺乏长时间的训练。
另一家德国企业也发现同样的问题，他们曾频繁访问中国合作商，希望能够建立良好关系，但后来却发现只要6个月，一家工厂的全部人员就几乎都换完了。员工的流动率如此之高，令德企觉得不可思议无法接受。
上述两个中国工厂遇到的关键问题：一是技能的缺失，二是人员的高流动性。这在德国企业很难理解的，因为同样作为制造大国，德国有延续了数十年的“学徒制”。这让他们的工人从正式踏入工作岗位那一天就已经训练有素。
一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完成了学徒制就等于拿到一份正式工作合同，除非举止不当；雇主通过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了合格的优质工人，不仅在他们半工半读期间已经教授了他们所有的基本技能，还有效传递了企业的价值观，企业文化，甚至职业操守和责任感。这些年轻人可以清晰了解到他们是不是乐意从事某个行业，服务某家公司，或是选择重回大学继续读书。对于德国或是瑞士社会来说，学徒制既保障社会有很低的年轻人失业率，也控制了员工的流动率。
德国一代代的技工和工程师技术过硬，工作严谨，具有“工匠精神”，这些难以拷贝的软实力，也是通过学徒制身体力行，“心口传授”。
——写入德国联邦法律的学徒制
在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欧洲，德国在欧盟区拥有最低的失业率。德国从政府到企业都相信这要归功于德国独特的双轨制职业培训系统（Dual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也称Dual system），“双轨制”俗称“学徒制”。
虽然每个州的具体实施方式会有不同，但基本在15到16岁时，大概2/3的德国青少年进入了职业学习体系，他们会同时在职业培训学校学习，并在企业工作。我们说365行行行出状元，德国学徒制就涉及到350个不同领域，不完全是技工或是工程师，还有眼科医生，银行家，贸易，手工艺一直到水管工，甚至是建筑工人等等。2003年，每3家德国企业中就有一家提供学徒制，2004年德国政府要求除了一些特别小的公司，其他德企必须统一接受学徒。在德国，学徒制的学生月薪一般650欧元起步。
一般是每周在技术学校（Berufsschule）学习一两天理论知识，另外三到四天则在公司学习实践技艺。这一过程将根据专业和公司的不同，持续2年到3年半不等。这其中，理论教学的水准控制规定严格，受到商务部的监管和国家培训法规的保护。
这一体系最初在1969年由职业培训法案开始引入，经受了时间考验，甚至被写入了联邦法律。在德国，技术型人才没有经过完成学徒制培训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例如，海洋工程学类的招工，必须要完成学徒制。
拥有同样“双轨制”的还有瑞士，执行方式类似，两国都因此受益匪浅。
作为瑞士政府学徒制的重点实施单位之一，维氏集团CEO卡尔-埃尔森纳四世（Carl Elsener）接受新浪财经专访时称，维氏常年保持有50名学徒，每年接纳的新学徒是10到12名。在瑞士，学生从16岁开始，就可以选择是继续读4年制的高中，还是做学徒。学徒每周有两天在技术学校进行理论学习，学习与他们学徒专业有关的知识，也有文理科分工；其他的3到4天都在公司或是工厂学习。在维氏，一般对学徒的安排是第一年在学徒部学习基本技术，从钻孔开始；第二年开始会分到不同的部门，再进行更细致的技术培训。瑞士的学徒制以前是学徒制和读大学二者不可能同时存在，新政策则规定完成学徒制之后依然可以读大学。
固宝琳（Gübelin）集团总裁及董事会成员，家族第六代传人拉菲尔-固宝琳（Raphael Gubelin）接受新浪财经专访时谈到瑞士的竞争力，他首先提到的就是瑞士的“双轨制教育”，在学校里学习理论，并在工厂里进行实践。之后就可以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种双轨制教育是瑞士经济的重要支撑，把工匠精神一代传一代。
“我们通过学徒制，培养我们的工人可以有耐心和激情去做‘工匠’，而且可以在工作中充满自豪感。他们在学校里就学习‘精准’的概念，在工作中则是训练如何实现‘精准性’。这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瑞士制造可以成为工匠精神的体现。” 拉菲尔-固宝琳对新浪财经坦言。
——为什么需要学徒
博世集团董事斯托瑟（Werner Struth）毫不掩饰对学徒制的推崇。他对新浪财经说：“德国的技工是德国制造有力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来源于德国独特的教育体制‘双轨制’。这在全世界而言也是独一无二的。全球很多国家都是大学精英式教育，毕业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在德国也有，但是说到一名合格的技术工人，他们在受教育的同时已经开始受到职业培训，他们会在技校学习基础知识：数学以及相关的自然科学，同时也会学习劳工法，地理和历史。
“保时捷采取双轨制为公司培养未来的人才。我个人就很喜欢这种机制，因为很多大学毕业生很善于引经据典，可实际上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现实情况究竟怎样。我们需要的通过实际操作积累的经验。” 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成员（负责生产与物流）Albrecht Reimold对新浪财经坦言。
德国保时捷每年有200名学徒名额，其中150位技术工人，50位办公室人员，包括销售和管理。多年以来，这200位名额的申请人数一直保持在6000位左右，录取率仅为3.3%。相比德国车企平均10%的人员流失率，保时捷公司的人员流失率是0.6%。
Albrecht Reimold还介绍说，除了200名高中毕业就可以直接进入公司的年轻学徒，在巴登-符腾堡州，还有一种针对大学学习的“双轨学习制度”（Dual-study）。这种大学的“学徒”在类似产品开发，质控或是生产部门进行培训，3个月在学校，3个月在公司，如此交替，三年之后获取学士学位。这样的机会保时捷每年只有15位。三年后通过最终测试，有可能获得一份保时捷的永久工作合同。
“我们需要手工工匠，但更重要的还有针对机器的机械专业人士。因为在市场上，当我们快速发展时，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所以我们开始引入学徒制，学徒制对一家公司来说非常昂贵，但绝对值得，保证你们一直有专业的高素质人才。” 卡尔-埃尔森纳四世对新浪财经称。
在维氏，公司需要给学徒提供学习空间，新的机器，保证他们可以在最先进的机器上进行学习。之外，就是要保证有最好的“师傅”培养这些新学徒。联邦政府为技术学校提供补贴，所以学徒制学生可以几乎全免费学习理论知识。公司则对学徒提供教育和薪水。如果在办公室做学徒，第一年可拿到700瑞郎的月薪；第二年900瑞郎月薪；最后一年是1400瑞郎月薪。
——学徒们的未来
初中毕业做学徒，还是继续读高中到大学深造。这两条教育轨迹对于年轻人的未来到底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在1853年创立的德国钢琴制作工坊贝希斯坦（C.Bechstein），学徒耗时三年半，其中每年都要花费8到9个月的时间学习制造工艺。这些学徒之后可以达到大师级手工艺人的标准，还可以成为国家认证的工程师，之后他们的选择很高，可以做公司管理层，也可以自己创业。
同样，博世集团董事斯托瑟（Werner Struth）也对新浪财经介绍说：“如果你从16岁开始，作为学徒开始进入公司，前三年都是接受培训，以做好一名技师的相关技艺。到19岁学徒制修完之后，可以进入技术学院，然后获取学士学位。相比而言，普通的高中生在这三年读完高中，然后直接进入大学。这样一来，选择读高中还是做学徒，年轻人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不会有太大区别。如果你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进入公司，不一定从工厂厂房开始，可能一开始就进入工程中心，质控或者是采购。”
斯托瑟坦言：在工厂厂房中，流水线上最高级别是“大师（Master）”，一个有经验的工人来管理厂房，以及几百名雇员。这种人才同样可能进入工厂的部门经理级别。类似的部门经理通常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开始自己创业。
“在德国来说，学徒可以成为技师，也同样有机会有朝一日成为博士毕业生。因为他们在进入技校并完成学徒制之后，可以在之后进入大学学习。” 斯托瑟对新浪财经介绍说。
很多德国政界和商界的名人都是从做学徒开始。德国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就是个有名的例证，这位日后的德国总理14岁开始就在五金店做一名零售学徒。此次专访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成员（负责生产与物流）艾莫（Albrecht Reimold）时，他不无自豪地自我介绍说自己从16岁开始做学徒，所学的技艺是制作工具，因为手艺学得好，甚至一度获得了“德国最佳工具匠人”的称号，之后他回到大学学习，同时学了生产工艺和工程技术两个专业。而他本人的职业生涯也是从奥迪培训生项目开始。
意大利和英国也一直在尝试复制学徒制，但实行起来问题重重。在英国，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一度十分推崇学徒制，鼓励在岗职业培训，甚至还对小企业的第一个学徒发放1500英镑的补贴。结果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去产业化”太彻底，很多学徒根本无计艺可学。
意大利摩德纳及雷焦-艾米利亚大学（Università Di Modena e Reggio Emilia）产业与劳动关系国际高等研究院院长米盖兰-蒂波拉斯基（Michele Tiraboschi）谈起意大利的学徒制只有一声叹息：“现实的情况与理想状态中的学徒制相差甚远，甚至沦为一种简单的工具，用于剥削那些灵活又廉价的劳动力”。学徒制在年轻人的职业之路上变成了“死路一条”，结果就是无休止的临时合同。
工匠精神到底为何意？在象形字中，“工”字与“巨”通用，即规矩，做形容词用意为细致工整，精准严谨。工匠们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障质量。不论好的时代和坏的时代，制造业理应质量为王，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