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0日，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邀请了24岁的年轻作家蒋方舟作演讲。蒋方舟这个名字相对于80、90后来讲再熟悉不过了，这个现今才24岁就被封为“天才美少女作家”成名时的年纪甚至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辈还小。“七岁写作”、“九岁出书”、“中国少年作家学会主席”、“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新周刊》杂志最年轻副主编”等夺人眼球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引起业界热评。
从进入读者视野开始，很多人拿她与有着同样年少成名的韩寒相比较，因为从《打开天窗》、《第一女生》、《正在发育》、《邪童正史》等作品上看，蒋方舟与韩寒给读者的印象都是超前于同龄人的思考能力和阅读水平的，而语言风格总体而言也是幽默风趣的，常有惊人妙语，让你捧腹或会心，这在韩寒的《三重门》、《光荣日》、《一座城池》里都是一样的令人敬佩和出乎其外。两人的作品乍看上去不容易让人接受，最后却让很多人接受，这样的作品放在学校应试教育下的命题作文内几乎是不可能得到高分的。
但已经都不重要，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绝不是给学校的老师评分。
蒋方舟此次演讲的题目《大陆作家的奢侈与困境》令我再次被她震惊，如果将演讲文字内容打印出来让我阅读，我绝对想不到这是一个在我看来还是24岁的看起来还散发着学生气质的女生表达出来的独到观点，这种文字背后的思考与沉淀带着我深思了很久。
所以，不要用年龄去定义稚嫩与成熟，不要用面相去善良与丑恶，更不要用自我去权衡是非与对错。
作家，是一个很高尚的词汇，带着一丝景仰；作品，是一个很高责的词汇，牵着一股能量。在我去年十月和朋友聊起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呈现是这样的态势：
“你经历够吗？作家需要很丰富的阅历，你还是个学生而已！”
“我认为一名作家需要传递社会正能量，引导正确价值观！”
“你写什么，哪里有素材？你靠写作能生存吗？我觉得很虚！”
其实，在现阶段，我并没有为此感到忧虑，因为现在的目的不在于成为作家，不在于是否接受别人的认可，只是想写所想，说所想说，充其量，最多就是以写作者或者写说者自称，而我认为写作者的态度应该在于：不要用作家标榜自己，但要以作家为驱动自己。
写作或许只是内销，作家，一定是外化。写作，或许是一个人的对话，而作家，却是一群人的对话。
而朋友所说的这些问题却是事实存在，存在的东西只有两种对待方式：善待或者删带。
在《大陆作家的奢侈与困境》里，蒋方舟首先提到的是作家对作品入手的目的和叙述的方式。在我看来，写作本来就是孤独的旅程，如果一个作者抱着一定有人会为此买单的心态入手，是绝对损手的。
强加工的作品，硬推销的方式，不仅失责了读者，更会埋汰了自己。
当你坐在书桌、或者电脑前，或手写，或输入一个个字眼时，你无法断定你的受众是哪些群体，是文艺青年？学者教授？少女萝莉？艾米丽·迪金森说自己的诗“是我写给世界的信，这世界从不曾回信给我”。而在网络媒介迅速发展的今天，似乎这个世界都可以给作者一个回信，然而这个回信又并非一定是作者想要，因为一篇作品，输出的是作者本身独有的情怀，而外人是无法寄予同等的感受。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真正同等的共鸣的。
因此，作者也无须感到空漠，很多人，在写作之初，便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抒情。写作，是希望认清自己，而不是取悦别人。而即便是对于公开发行的作品，有人强烈的指出批评，也要微笑处之，与其对他人阳奉阴违，不如向自己安慰驻守。这也是检测自己态度与价值的核量之一，因为这样，才知道有多少人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是吻合？是偏离？还是远离？
作家，就是被大家所认可的作者。
为自己所认可，是自己的欣慰；为大多数人所认可，是自己的幸运；为所有人所认可……对不起，还没有这样的人。
第二个问题：当写作遇上生存。
很多人对文人都有着这样的印象“穷酸书生”“落寞文人”，似乎在看待文人时带着一丝景仰的同时还附带着同情怜悯。那么，在这个社会上，文学、文化有多重视呢？
现今有很多杂志社、出版社、网络文学等作家，甚至还有很多半夜对着电脑码子的草根文学爱好者，无不希望以作品生存，无不希望以作品功成名就。而现实是，真正成功的作家极为少数，在现今中国，其实并非存在那么多真正热爱文学的人，近些年更是掀起了深阅读与浅阅读的博弈，这是一种旧文化现象的消失和新文化现象的萌启，在更替当中愈来愈多的人选择了后者，中间甚至还夹杂这一群伪文化爱好者，比如那些买了书拍个照发个微博就扔一边的；比如那些办公柜里堆叠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却从没有开封过的；比如那些只有在卫生间上厕所没手纸的时候才想起的……
把写作当做生存的作品不能说没有好作品，蒋方舟就是如此，每个人的特长不一样，也许这就是她特长中的特长。
每一个靠作品维持生存、甚至美好生活的作家，不是心灵的导师，就是观念的驯师。
不要断定的否认一个人，即便你看起来比他还成功。你也不能否认一个人没有足够经历便写不出好的文章，在文学层次上讲，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很热烈，都可以很迷人。因为各种不同的文体和语言魅力就是为文章本身来穿上一套光鲜的外衣，而内在，便是自身经历你的感悟以及社会题材的涉猎总结。
所以接下来就是蒋方舟谈到的大陆作家的第一个奢侈：社会题材丰富。
社会体制决定了人的不同阶层划分，阶层下面随之就有身份的划分。农业非农业的大范围划分，公务员、教师、白领、学生、医生、环卫工等小领域划分，庞大的人口基数、广阔的地域面积每天都在上演着各式生活，或纷繁、或安逸、或平静，甚至暴乱。而近年，为人称赞、为人奉为经典的作品愈来愈少。我在写小说的时候，里面的事例全部都是经历与阅读所成，这也是在大学三年学生记者养成的看新闻习惯，由于体制的原因，很多事实并不能正式宣发，这是国情所致，以致于校稿会删除许多敏感部分，而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的事，为什么新闻可以完全叙述的东西在文学作品里要屏蔽掉，文学不应该贴近生活吗？为什么人民网里面我看到的那些有的没的奇怪的扰人评论文字就可以正常发送？
有时候，如果要删掉我要说的话，那么我就不想在那里说了。
大陆作家的第二个奢侈：创作条件的奢侈
社会的创作类型相当之丰富，话剧、舞台剧、影视剧，文案、编辑、策划等都是文学爱好者创作的平台，加之大陆地区人口基数大，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相差甚小，文学虽然是小众文化市场，但相对于港澳台或者其他国家的比例是要超出很多倍数的，这就是有人会问“为什么蒋方舟的某某书可以畅销那么多册？为什么郭敬明那么多人喜欢？为什么韩寒那么多人追随？为什么我一直写书至今没有反响？”其实很简单，不说封面、装帧、宣传语，作品本身、作者是一本书畅销的两个主要因素，他们传递的某种观念在某个时刻影响到了某个人，触动了某种感受，从而引起追随，这很正常。你不要说“那本书其实很烂，那本书其实没写什么，语言也差，竟然还有那么多人看。”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无力的愤怒。他的读者完全可以用辩论家“存在即合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口气来抵御或搪塞。
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任何一篇没有瑕疵的作品。即便是高考满分作文，拿到另一位老师手里，也说不定是一篇不及格的散作。
而你在作者面前，也起不到任何的撼动作用，你不是他的受众，他也不在你手中。
正如韩寒所说：“你别看我微博有近四千万粉丝，也许真正的粉丝也就能几十万。”
我很同意，在这样的国度，一个人掉在水里，一百个人看见，只有一个人跳水去救也是正常的。
很多人都在看这个世界的热闹，却不知背后有多少人在嘲笑。
原因总是与结果相衔接。在大陆作家拥有奢侈的同时，也有着现阶段尴尬的处境和难以寻找的出路。
首先正是由于社会题材的丰富，导致了过多作品直接铺陈社会现象，缺少文学加工与艺术欣赏，文学作品中阅读的美感与深度的内涵相统一，这就要求作家能找到最适合的文体、叙述手法以及传递的内涵。文体很多，对于平凡生活也许我倾向散文小说，而对于社会现象，我则最喜欢杂文，像韩寒式的杂文，像马克*吐温、莫泊桑、欧亨利式的短篇，那是一种机智的幽默，在调侃中找出路，跟着作者去体味社会变革。
第二点困境，是真实生活的缺乏。
虽说社会新闻可以为作者提供大量的创作题材，但太过同化的作品会太与生活接轨，利中寻弊的话便是落后生活的体现，从新闻到作品的出现，并不能超越生活彰显艺术，而承载着一种虽平实却过时的作品，是无法给人惊喜的。而我们耳熟能详的余秋雨、鲁迅、钱钟书，甚至是去年作家富豪排行榜上半路杀出的新锐刘同，仅仅是生活的自传记述作品也可以畅销一空，这意味着，真实的生活经历，是作家写作无法绕行的一条道路。
就像不曾进食何来消化，就像不曾漂浮何来沉淀。
第三点困境，是生活体验的支离破碎。
很多人，总是站在自己的路上，看着别人脚下走的路，于是学着蹒跚过去，却惊讶和惶恐地发现，得到的并非自己想要，回头一看，拥有的也已经逃掉。
就连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我们都不能纯粹的维稳。
这里所讲的生活体验，是国际大背景和国际宏观环境下的生活状态。成功的作品往往在时代更替、体制变革之期出现，国内现在是城市的文明结构正在走向成型而远没有定型的时期，作家要在琐碎而毫无美感的生活体验中，拼凑粘贴出完整的人性，导演出起伏隽永的戏剧、还原出亲密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是写当下最大的考验。
奢侈与困境的问题，其实就是幸与不幸的问题。去感谢幸运的恩泽，去感谢不幸的波折，在写作中甄查自己。
所以，现在生火，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