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例："What this amounts to, of course, is that the scientist has become the victim of his own writings. He has put forward unquestioned claims so consistently that he not only believes them himself, but has convinced industrai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that they are true."（《经济学人》）
自话语摆脱人的控制拥有自身的本体论意义后，几千年对它的忽视顿时引起了话语的强大的报复性反噬，这种反噬开始表现出一种后来居上的趋势，似乎想对人进行一种反钳制，事实上它已经做到了。以至于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反而要在话语权力的狭缝中探讨该如何生存？
20世纪以来，“精神分析理论”、“语言学”、“人种学”等，使得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岌岌可危，主体不再是认识和主宰对象的出发点，而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产物。因而“人”也就随之死亡。Foucault以独到的眼光揭示出“在‘语言说话’的地方，人就不再存在”的问题发人深省。当人被肢解为语言、欲望、无意识，人的死亡也就理所应当了。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Foucault指出，当“综合医院”诞生时，疯癫被视为“非理性的危险”被排斥。话语结构和社会制度同时被建立了起来。此外，还有“教育机构”，“用一张话语的网把他们（孩子们）紧紧包住，这些话语时而面对他们，时而以他们为对象，时而向他们灌输正统的知识；时而又从他们出发形成他们无法获解的知识；这一切使我们将权力的加强与话语的增多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境域，其实它的出现远不止于此，Heidegger指出“存在在思维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言下之意即是语言与存在异体同生，尽管二者并不等同，Foucault把语言（话语）视为一种权力机制，Heidegger把它当作“存在的家”。在《语言的话语》一文中Foucault用谱系学的方法对话语进行了谱系学的分析，发现其中存在某种权力关系控制着话语机构。然而他又说：“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权力拥有者。然而，总是一方面的一些人和另一方面的另一些人在一定的方向下共同行使权力。人们不知道谁是掌权者，但是知道谁没有权力。”而我们恰恰就是没有权力的一方。
诚如Foucault的名词“规训”和“塑造”一样。话语对人的反噬也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时刻被话语给控制，在这种权力机制下甚至很难升起反抗的念头。即使有那么一两个叛逆者，也很快淹没在话语的碾压之下。作为一个被人树立起来的客体，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客体地位稳固之后，它渐有一种向“实体”进化的趋势。事实上它已经做到了。在我们志得意满地以为在近代哲学中把上帝轰下了形而上学的神坛，殊不知在形而上学这座刚被空下来的神座上，顿时又请进了另外一尊上帝。只不过这种替换在“结构——解构”的外衣下显得有些“晦暗不明”。一手导演了上帝死亡的Nietzsche就曾这样指出，“上帝之死并不意味着人的出现而意味着人的消亡；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又彼此为父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达摩克利斯之剑再次高高地悬在人类的头顶，以至于被挤到角落中的人不仅面临着丧失最后一块立足之地的危险，主体本身也日益面临着被中伤的危机。奇怪的却是，由于话语本身有实体之“实”，而在形体之上却徒有其“实”。于是作为被伤害者的人，本身又成了伤害者。“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状态在假想中逐渐沦为现实。话语就如同一个高高在上的操控者，一手制造着人与人之间的混乱状态。更为怵目的是在“人死亡之后”，代替人的是无意识的欲望、语言。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超理性的更原始的东西。它的使用完全不受人控制。仿佛在主体之外有一个独立的实体，来规定着主体。就连以划分阶级为明显特征的前苏联的斯大林也说语言是无阶级性的，而这种无阶级性却恰恰证明了语言的普遍性，这也就暗示作为主体的人在语言的制衡之下无所遁形。
“话语……是如此复杂的一种实在，以致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该从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方法去接近它。”Frege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意义和意谓的区分。“专名所指称的对象是专名的意谓”，“句子所表达的思想的一部分是专名的意义”。关于专名的这两种划分直接影响了后来整个语言分析学派。在这里的划分中意谓还只是指一个特定的对象，“一个专名（词、符号、符号的结合、表达式）表达它的意义，意指或表示它的意谓。我们用一个符号表示它的意义，表示它的意谓”。这里意谓强调的的是个别性、特殊性，如果没有别的，那么这里的语言之间尚还是不可通约的。所以为了树立起语言的“本体”意义，自然在意谓之外有其他具有一般性的东西存在，“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与专名结合在一起，它们与被表达的对象不同，并且对于含有这个专名的句子的思想至关重要。我称这样的东西为专名的意义。由于专名是句子的一部分，因而专名的意义就是句子的一部分”。当然这还不够，“专名的意义是客观的、固定的、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的，可以为许多人所把握和共同使用”。截止到现在为止，语言尚有着具有通约性质的“本体论”意义。一直到Wittgenstein对“私人语言的否定”，这种落到实处的“本体论”进而成了“无根之萍”的“本体论承诺”。这样的一个过程恰恰成了让语言先是独立为客体，接着成为实体，进而以一种“暗渡陈仓”式的方法成为形而上学的“神体”。Wittgenstein看似通过对私人语言的否定来否定“私人语言建构公共语言”这样的一个前提，其实质则是取消私人语言，凭空填了一个公共语言，并让它一跃成了一个出乎人类掌控的形而上学存在。这种整合、统一并取消差异性为话语的权力关系机构提供了根据。给话语对人形成反控制提供了充足理由律。所以Foucault说：“在关于意义、所指、能指等的陈旧主题下，最终是权力、权力的不平等性和它们的斗争性问题。”在谈到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时德勒兹指出：“机动的‘话语’形成于某个漠视我的生死的‘外在’的成分中因为话语形成是名符其实的实践，而它们的语言与其说是某种普遍的逻各斯，不如说是必定会消失的语言，但却有能力促成并不时地表示变化。”
然而，日常中语言的概念上形成的混乱却又往往造成主体之间的不可通约性。W.V.Quine就曾就“翻译”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实地考察的语言学家翻译一种从未接触过的土语。当他看到兔子跑过时，一个土人喊道“Gavagai！”经过对这个词在不同场合下的使用，这个语言学家发现，他无法确定“Gavagai”究竟是指整个兔子还是指兔子的某个部分。这表明，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完全对应关系其实并不是确定的，因而不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彻底翻译。这就是Quine所谓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原理”。为此他不得不提出他的“本体论承诺”。从以上的故事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所谓翻译的不确定性主要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无法达到本体意义上的统一。也就是说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之间没有就两种语言的意谓和意义上达成一致。这样看来好像在本体论上相比着Wittgenstein，Quine好像后退了一步。因为在Wittgenstein那里语言本身就具有本体论意义，尽管我们不可能认识。不过二者立足点不同，作为后期语言分析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语言分析成了日常语言的矫正。“我们的整个本体论，……都在‘有个东西’、‘无一东西’、‘一切东西’这些量化变项所涉及的范围之内；当且仅当为了使我们的一个断定是真的，我们必须把所谓被假定的东西看做是在我们的变项所涉及的东西范围之内，才能确信一个特殊的本体论假设”。为了理解，我们必须做出“本体论承诺”。尽管Foucault一再强调“（边缘话语）诸如癫狂话语、医疗话语、惩罚话语和性话语，都有着独立的历史和制度。”并且“严谨的总体性话语”“无法解释这些微观话语”。这里的矛盾是即使作出本体论承诺，一些非严谨的微观话语依然缺乏通约性。这也就是说话语不仅为自己编织牢笼，还为对话的另一方设置了一道屏障，而至于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却又让语言分析学家束手难策。当然，这同时告诉我们，在话语的狭缝中生存是我们和语言学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话语的权力机制表现为一种语言的多义性和不可通约性。与Foucault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哲学大师是Derrida。西方哲学史上的解构浪潮的缔造者，把处于中心地位“逻各斯”解构的支离破碎。“并不存在中心，……中心亦无自然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种作用，一种不定点（non-locus），在其间一定量的符号替换转入了游戏状态。……超验所指的非在无限地拓展了意义（signification）范围和游戏活动。”然而这种解构不只针对“形而上学缺场”的文本。对于当下“在场”的像“语音”这样的表达手段：“人们说出的声音能在短时间里与思想保持一致，不会使思想变得模糊不清；即使出现理解上的障碍，我们也能通过问答的方式来加以辨析。”言下之意即为对于像语音这般的即时性的话语，解构也无孔不入。话语的多义性由此而来。
就像这样一个比喻，两个人隔着一层隔音玻璃进行对话，对于对方的意思我们只能尽力看清楚他的口型。你不至于看不清，但却又听不到声音。于是理解总是处于一种失真状态。而为了理解我们不得不消除“差异”。于是结果就成了Foucault所谓的理解的“栅栏”，“消除了消极性，铲除了障碍，纠正了偏见，抛弃了空想，无理性信仰的退却，最后总算自由地进入了理性和体验。这表现出了栅栏作用。一个全新的、有筛选功能的栅栏；一个有自己的规则、决定和界限的，有自己内部逻辑、参数和死路的，总之这是一个与最初相比具有引向变革特点的新工具。”理解经过“栅栏”过滤才成了“我们的理解”。
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和多义性造成对意义理解的无定型。这里似乎给了我们一种一窥从话语权力机制下自我救赎的可能性，那就是消除多义性和不可通约性，达到一种“宏大叙事”。然而，一旦意义被单一化。话语重新把人逼上绝路。你受或者不受它的掌控，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始终摆脱不了话语权力的魔咒。到了这里，我们重新陷入一个类似解释学循环的死循环。这个悖论没有最终答案。诚如斯宾诺莎所言，任何规定都意味着否定。我们可以试着否定话语权力，这种否定不是消极意义上的取消话语也不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商谈伦理学”。真正意义上的否定是找到话语权力覆盖范围下的安全域。在语意“撒播”的狭缝中生存。而不可通约性和多义性恰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丝生机。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宣扬Foucault的话语权，故为把本文变成一种“没有参照的话语”也是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省略引文出处，以Foucault的话结束这篇文章：“我们的社会确实得了一种怪病，非常反常的病，直到目前还未为它找到恰当的名称。这种精神方面的疾病有一种奇怪的症状，它能够引发精神病，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