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武术，它起源于民间，从其结构特点、组织纪律到发展背景都深受墨家思想的影响。墨家是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术流派和社会团体，其创始者是墨翟，其代表的是社会下层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思想，所以主张的是兼爱、互利、平等、非攻、尚贤和节俭。墨者主张非攻却又崇尚武力，一方面轻生死、重然诺，英勇无畏、精忠报国；另一方面“墨家弟子，均武艺高强、慷慨侠义之士”。随着历史的发展，墨家思想终于成就了当时的侠士精神，同时对中国的武术德行思想的形成及武术技艺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墨子出身于社会下层，生活接近“农与工肆之人”。墨子早年学习儒者之业，深感其礼仪烦琐，害人害己：“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傲倨），倍（背）本弃事而安怠傲”。厚葬即多埋财，久丧则久禁从事，既误政治，又侵农时。墨子由此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
墨家组织的成员大多来自下层社会，墨家的思想主要代表了下层社会的利益与愿望。儒家把“德”与“力”对立起来，而墨家提倡“德”“力”并重，提出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兼爱，非攻等政治主张都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下层社会的意愿。因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墨家的观点在下层社会中都有着较为广泛的基础。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中所提出的纲领、口号 ，也往往和墨家的思想息息相通。
墨家集团有着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实践性。他们自称是“墨者”，而团体的首领称为“钜子”，有很大的权力，其位子继承由前任的“钜子”指派。墨家集团有“墨子之法”，对集团的约束力远远超过诸侯国的法律；集团成员多是临难不苟生。《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在墨家的团体中还根据每个成员的不同特征进行了分工。墨家的这种组织特点为后世武社所继承，形成了和文人结社很不相同的特点。
后世的民间武术社团，特别是在明末以后往往以拳种或宗派为核心，其组织内有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共同的利益，对其他拳种有很强的排斥。严密的组织适合这样的社团，同时也对其成员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约束作用。
在这些武术团体中常有所谓的“家规” “家法”之类的戒条，这种戒条和“墨者之法”很相似，以这样严厉的纪律来约束团体内部成员，包括首领的行为，成了维系团体内部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些民间的武术社团的活动往往也超出了以拳种为纽带，以拳种的继承和练习为主要内容的范围，实际上已组成了帮会性质的民间秘密团体。这正是墨家思想在下层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同的反映。这样的民间团体的成员也往往有明确的分工，在处理内部事务或逢事时，都能各司其职，由共同利益和道德标准维系的民间武术社团。在为团体利益而需要采取某些极端举动，甚至牺牲时，其成员也往往临难不苟生，以死相殉。
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墨家的思想精髓——兼爱，是由“侠”秉承并延伸着。兼爱因主张无亲疏近远的博爱而被儒家门人指责为无父、无君，并被诉以“侠以武犯禁”。然而，墨学中兼爱思想因建立起了一种“大同”的理想社会，代表着中国下层社会的利益与愿望，这也就决定了墨家思想的继承者基于社会底层团体。事实上，墨家文化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精神寄托，那就是武术精神——“侠”。墨家思想主张兼爱而非攻即主张平等地爱众生而反对不义之战，而面对“春秋无义战”的残酷现实和封建社会地主贵族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血腥镇压，主张兼爱、非攻的侠者为保护弱小必定是生存在自下而上的夹缝中，同时因为主张“非攻”，平息不义之战必然形成一种以暴抗暴的武装力量或组织，然而地主阶级强势群体作为当时的主流或当政者是绝对不允许第二种秩序的存在，因此武侠也注定成了受平民阶层爱戴而被封建阶级镇压的对象。
这种传统也在民间的武术社团中得到了继承。在古代，武术技术主要在民间下层社会中流传，这些人基本上又是属于那些“没有条件接收系统的文化教育的广大人民群众”，并且还受到墨子“恐人怀其文忘其直”思想的影响，因此，民间武校多身传口授而少著述，拳谱也多为口语化的东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墨家学派“无务为文”的特点。
儒家尚德不尚力，墨家给力下的定义是“力，刑之所以奋也”。墨家尚力非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武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首先，它符合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受压迫的社会地位的需要，他们受剥削、受压迫，于是他们要与这样的“命运”抗争，这正是墨家尚力非命思想的核心。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墨家的这种“尚力”的思想也和武术的技击技术特点相吻合，要在双方对抗的过程中战胜对方，就必须“尚力”以取得胜利。
在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观念中，“义”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但是在那时，不同的学派对“义”的理解却有区别。墨家重利，并非重个人的私利，而是重利于天下的“利”。墨家重利与天下的公利的思想史与其“兼爱”的思想相一致的，在“义”“利”的问题上墨家独创的见解有着积极意义。
后世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中的人对“义”的理解是有所取舍的。在上层社会，他们对“义”的理解，更多的取自于儒家的思想；而在下层百姓中，特别是在一些民间的社团组织中，则更多的倾向与墨家的观念。墨家对于“义”的理解——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精神被“侠”们所继承。
墨家对于军事学的影响很大，墨子主张“非攻”和“救守”的观点。“非攻”是反对“大攻小，强执弱”，即大国、强国攻伐掠夺小国、弱国。“救守”是“守小国”。全面表达墨子积极防御战总方针的一句话是：“人守则固，出诛则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军事武艺的发展，并为墨家门徒培养出了“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英勇果敢精神。此外，《墨子》城守中有“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号令”“杂守”等十余章，透过守城战斗的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工程构筑和战斗过程，论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对中国军事武艺乃至整个中国武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
中国武术萌生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武术，并促进它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完整体系的武术文化，与此同时武术文化又贯彻、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墨家思想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墨家文化的渗透，武术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因西方体育传人产生的巨大震荡之后，仍在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和国民素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我国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武术也必将会以其自身特有的魅力，独特的文化内涵征服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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