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信奉封建制度与封建伦理道德，走科举之路，想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一类是受启蒙思想与辛亥革命的影响，有现代思想和价值观，既有民族意识，又有自我意识，如吕纬莆。（《鲁迅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高元宝，2005年版，第42—44页）作者借助笔下的知识分子，来扫描个体的内心，挖掘国民的灵魂世界，来实现他触动并改变国民灵魂的主张。而我在阅读这些文章里，触摸到这些知识分子内心（精神）世界的病苦。本文所谓的精神病苦，是指个体精神世界的非理性，非正常，非和谐状态下的病态和痛苦。这些知识分子的病苦来源：一方面是封建制度与传统的思想文化（包括“存天理、灭人欲”，“学而优则仕”等）禁锢了他们的精神，麻木了他们的灵魂，导致了他们的病苦；另一方面是清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病苦[3]。纵观作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各人有各异，各人也有相同，那就是一样的“病苦”，如狂人的迫害狂病，陈士成的痴迷科举，子君的无路可走等，像一幅幅剪影画，在我脑海中罗列开来。
一、封建制度文化导致知识分子的病苦
狂人—迫害狂病
狂人在文中一出场便满心紧张，晚上总是睡不着，总担心有人要害他，一开始狂人觉得周围的人“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狂人惧怕周围人的交头接耳，也怕小孩子的议论，他总担心周围的人对他充满预谋与恶意，便分外注意周围人的神色与举止，狂人感觉周围人的青面狼牙，满眼凶光。连一个人对他笑一笑，“我便从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起初狂人的心里充满了猜测的不安与恐慌。经过观察与研究，狂人发现佃户等人在吃人，于是联想到“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狂人的哥哥请一个老头给狂人诊一诊，便引发了狂人的进一步发现“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谁都想“吃人”，谁都有可能被吃掉；再经过揣度与挖掘连狂人自己也有四千年吃人的履历。狂人几乎一出场便是一直经受迫害的形象，似乎一直怀疑，忐忑，求证，似乎一点“风吹草动”，便引发他暗藏明露的“心病”。而且从这一系列的描述里，狂人的迫害狂症，被一步一步剖析得更严重，他的内心根据“吃人”情况的变化，由开始的不安，恐惧到绝望。读者的心跟着狂人不定，不安，郁躁。看完整篇文章，明白了狂人有“病人”的迹象，但也有“病”了之后的独醒：他认识到，他处在一个吃人的社会，人人吃人，人人也可能被人吃掉，他曾很想劝说别人不要吃人，却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人，然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他是“病”人，但他却是清醒的人。这样一个清醒的病人，病源在哪里？在于根植思想的土壤，因为封建制度文化的本质便是“吃人”，于是狂人的病苦无法避免，也无法摆脱。《长明灯》中的疯子，一心设法熄灭长明灯，认为只有熄灭长明灯，才“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几乎他在文中一出现便是疯子，而他唯一的目标便是将长明灯熄灭。他是怎么疯的，在文中似乎看不出明确的交代，但是《长明灯》中的疯子，是生活在吉光屯那样的村庄，“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动一动就须查黄历，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倘没有写，出去也须走喜神方，迎吉利。”吉屯光的村们，想方设法，护卫“长明灯”，在他们的意识里，长明灯一灭，似乎天就塌了，吉屯光也面临灭顶之灾了，于是他们一起商讨，一起对抗，一起残害要灭灯的人。这里的村们，是封建制度的执行者，捍卫者与拥护者，说到底是封建制度本身对人的愚弄与践踏，衍生给人的病苦。
陈士成—痴迷
如果说科举是孔乙己的伤痕，那么更是陈士成的命脉。《白光》中陈士成的科举进学梦—很美：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千方百计的来攀亲，普通人敬若神明，全新的屋宇，门口是旗杆和匾额。正是在这种“美梦”的诱惑下，陈士成参加了多达十六次的科举考试，彻底沦陷在科考的途中。当他终于知道应试科考第十六次失败时，他感觉“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他似乎已无力在科举的路上前进，转而陷入精神恐慌与坍塌中，于是在得不到榜上的功名， 想起了可以圆“美梦”的财宝—陈家的祖宗埋着无数的财宝在屋子下，他便去掘地下的藏镪，将内心的寄托与幻想，延伸到地下。与其说他在乎的是科举进学，倒不如说他更本质的需求是拥有做“剥削阶级”的资本，有权有钱有人供奴役，他心里充满了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封建价值观，他相信只要科举联捷，这个美梦便能成真，于是他一再参加科举考试，虽然一再落地，却一再坚持，他痴迷的不是科举本身，而是痴迷于科考成功而带来的金钱与权力。科举制度本身是一大骗局，陈士成却遭其诱惑而无法自拔，终于跟着“白光”幻象，连命都搭了进去，陈士成的这种病苦，岂会轻？科举制度害人，的确能将人害死，陈士成用性命告诉给活着的人。
孔乙己—麻木
孔乙己在文章中一出现便是一幅潦倒，破落的形象：“清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杂些伤痕；一副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孔乙己面对“短衣帮”笑话他偷东西，他便用“窃书不能算偷”，“君子固穷”，为自己争辩。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蒋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手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由文中描述看来，孔乙己有那么一些文化人的资本，因为他读过书，识字，也写得一手好字，仅仅凭这一点也能换些生存；孔乙己也时常摆些文化人的姿态，有着以文化人自居的清高，因为他在“短衣帮”里，站着喝酒，却穿着长衫，似乎这样穿着长衫，便着上了文化人的光环，因此他同“短衣帮”说话时，是满口的之乎者也，当“短衣帮”质疑孔乙己是否识字时，“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孔乙己把自己同短衣帮区分得很清楚，似乎孔乙己只有这点是清楚的，别的他似乎都麻木，尤其是生存境遇。他看不到自己同“短衣帮”的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样的穷人，甚至他比短衣帮更有生存压力，因为短衣帮无论如何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来换取生存所需，然而孔乙己是“好吃懒做”，也正因为这一点，他连“钞书”的事情也断了，文中也看不出他会别的营生，于是为了生存，“偷”似乎成了他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由此他便经常挨打，也时常受伤，而这些便成了短衣帮的笑料，在短衣帮看来孔乙己还不如他们。事实上孔乙己也一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弱势”，他以文化人自居的清高，与甘于贫穷，无非是那时代文人由来已久的一种通病，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与自我推脱，他把文人那种麻木的心里与状态，移接给自己。孔乙己的“偷”，是众所周知的惯偷，他也因此经常挨打，最后终于因打而死去。但是孔乙己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这种行为进行反思，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而感到耻辱，他有着文化人的假清高，却没有移接文化人的骨气与真清高，他一再遭人笑话，却一再为自己辩解，从不去想“偷”的这种行为对不对，也从不去想，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真的过得像文化人，他只是死守着文化人精神的糟粕，却没有继承文化人那些优良传统。他有些文化，却不会思考，他只是麻木的生存在当时当世。
四铭、高尔础—虚伪
《肥皂》中的四铭，封建复古派代表人物，以端风俗正人心为己任。在家实行封建家长制，规定妻子儿女打八卦拳，学孝女等，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四铭认为学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他在街上看到与祖母一起讨饭的少女，便想做个诗题为“孝女行”的文章登报，借此来针砭社会。可是，一块肥皂与一句光棍的语言“咯吱咯吱遍身的洗一洗，好得很哩！”的话，暴露了四铭的猥琐内心，四铭被他的太太看穿，露出了原形。而与“移风文社”的所谓好友在一起时，一再重复那句“咯吱咯吱……假道学便昭然若揭了。只不过四铭同道统他们不一样，道统的猥琐，下流是直接的，暴露的，四铭的则隐秘，幽暗。他明明是对一个少女的意淫，却硬是打着宣扬与表彰传统伦理道德的幌子，这只不过表明四铭更虚伪，很有些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意味。
《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生活中的肖像：在备课期间，他把从早晨到午后的时间，全用来照镜子，在镜子里看到眉棱上的瘢痕想竭力遮住，他想到，这瘢痕大概会给女学生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而愤愤不平。在教员预备室里，他又想到：“上堂的姿势应该威严，额角上的瘢痕总应该遮住，教科书要读得慢，看学生要大方。”而当他真站到讲台，却心虚胆怯，看女学生时，“连忙收回眼光”，总疑心听到了大家的嘲笑，课后却死认是女学生的“闹”，让他放弃教学。高尔础在学生前面表现出来的慌乱，窘迫，局促，与课后的掩耳盗铃，比那瘢痕更丑陋，惹人嫌弃。作为一名教员，他不在学问上做功夫，不在备课上做努力，不在讲课时做用心，却一心想给女学生留下好印象。高尔础的课前，课中，课后的心理活动，如同女人化妆，做表象功夫。生活中的高尔础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与人一起在牌桌上合谋捣鬼弄毛家大儿子的钱……他的老朋友黄三，老钵认为他谋女教员的职务是为了看女学生，黄三曾对高尔础说“你怎么在外面看看不够，又要钻到里面去看了？”即使这样一位不学无术的高尔础居然还发表了一篇名文，弄得自己很有些名气，他便觉得“黄三一无所长，便有些下等相了。”因此当黄三在同他对话时，高尔础便板着脸正正经经的回答道：“不要胡说，我正在预备功课……。”而当黄三偶然发现高尔础改了名字时，高尔础只是傲然的一笑，俨然自己便成了大文学家高尔基，心里对黄三无比的藐视。当黄三提议在牌桌上合谋别人的钱财时，高尔础却到床头取了麻将牌盒，交给黄三。不难看出，高尔础同黄三等人，在本质上都不学无术，卑鄙，下流，丑恶。只不过高尔础擅于包装自己，把自己装扮得有学问，假斯文，在这些自我感觉的假象里，衍生优越感。因此高尔础的虚伪，是从内心散发出来的，很自然，连他自己都当真。
狂人，封建制度的反抗者，他像是黑暗社会里的一道明光，让人看到清醒与希望；陈士诚，是封建科举的牺牲品，虽然他给人“可怜人自由可恨之处的意味但也令人同情；孔乙己的麻木，真让人为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四铭，高尔础之流是封建制度的追随者，他们拥护封建文化制度，披着伦理道德的外衣，却装着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行着假道学，作者对他们充满了批判，而读者对他们充满了憎恶。鲁迅用这几个知识分子，来尽情揭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残忍和毒害，它像是一颗恶性的毒瘤，携着病苦，散发人间。
二、在启蒙思想下，有现代思想，清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病苦
魏连殳—孤独
魏连殳，就像一个影子，黑在人的心里。他父母早亡且无子嗣，祖母死了后，便“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租住在一家丧妻无续弦有三个小孩的家庭里。在人们看来魏连殳脾气有些古怪，对人爱理不理。他的本家把他当作外国人一样的看待，觉得他很异样。他的神色总是冷冷的，却亲近失意的人，很少有长久的朋友，喜欢孩子。的确，魏连殳，不是一个人活着，在他的周围活着许多人；而他又确实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把大人看得很坏，不让自己靠近别人，也不轻易让别人亲近自己，不被周围的人理解，认同。从业时魏连殳的孤独，在于他对人世看法的尖锐，悲观，失望，导致他有意识的与人维持着距离与隔阂。“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魏连殳，就像一个场，以他为中心向周边延伸，伸手触摸满是孤单。还好，他还有亲近的人，那就是小孩，他认为“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后来的坏是环境教的。正因为这样他曾经为房东家的孩子买东西，也为房东孩子的病而忧心。原本他的心里还有些热气与纯真，后来因为失业，房东家孩子对他的冷漠与疏离，让他丧失了最后一些温情，他将这一点近似阳光的东西也扼杀了。他看到孩子不再欢欣，不再眼睛里闪光，他对孩子也开始捉弄，糟践。他让孩子学狗叫，给自己磕头。这些恶劣的行为里，让读者感觉到魏连殳的内心，已在孤独的深渊里沉沦。为了让自己多活几天，为了不让自己毁灭，他选择了做杜师长的顾问，他从自己造的独头茧里伸了出来，正是这让他彻底的孤独，因为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的失败了，于是他由思想的攻击，变成了行动的攻击。他不需要拿出真正的武器，他只是变相的运用了权力，让周围的人向自己屈服，来寻求主观的快感与刺激。他的客厅后来“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自杀，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这种表面的热闹，风光，疯狂，让魏连殳感觉到了无比的压迫，无比的颓废，无比的孤独，他在自杀似的活着。魏连殳的一生，总让我想起他在祖母办丧时那一惊人的举动：“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里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何尝不是他在真实生活中极端孤独的爆发？他那孤独似的病苦沦陷在他的骨髓里。
吕纬莆—颓废
在作者的记忆中，曾经的吕纬莆敏捷精悍，充满着朝气与激进。作者在小说中曾这样描述“那上来的分明的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的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莆了。”接着作者很快就发现吕纬莆在精神方面似乎也发生了质的改变，颓唐，连眼睛也失去了精采，别后怕已十年的时间，作者邀他同坐踌躇方才坐下。从这些起初的细节描写中，读者不难发现，吕纬莆给作者的感觉已大不如从前，眼前的他拘谨而又毫无神采。这是作者用眼睛扫描，用心感触久别后吕纬莆的颓废。而从吕纬莆自己敞说别后的生活，无外乎生活过得不如意，做些无聊的事情，为了母亲的心愿给其弟弟迁坟，也为了其母亲的心愿给一女子送绒花，为了生计教学生“子曰诗云”，《女儿经》之类。而这样的别后述说，更给读者一种颓废生活的感觉，因为这样的事情，实在让人看不到丁点的生活之光，思想之光。作者同吕纬莆在酒楼的相遇，让吕纬莆自叙：“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这些无聊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当作者问吕纬莆：“你以后怎么办呢？”“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对比外表，行动，语言，吕纬莆似乎由一个极端过渡到了另一个极端，让他更显颓废。之前他曾因为思想的激进去拔掉神像的胡子，也曾因议论改革同人打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曾经的他很热血，很有思想，很奋进，像路上的前行者，大胆而又勇敢，狂热而又无所畏惧。也许正因为这样，吕纬莆在失望时，迫于生计教“子曰诗云”，《女儿经》连他自己也痛恨的东西。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一个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随随便便。即使他怕之前的朋友会因为他现在的样子而不认他做朋友。他已经彻底的颓废了，无力去实施他之前的梦想，也无心去筹划未来，他就这样颓废得龟缩起来。
子君—执拗
子君有一句话，非常有力量。“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从这句话里，我们看出了一个旧时女子的坚决，勇敢与执拗。在那个时期，能说出这样一句话，那无疑是向封建制度发出一声呐喊，一种宣告，宣告即将开始的战争。子君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她对在路上时时遇到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是大无畏的。毫无疑问，子君为了自己的爱情，作了多大的反抗同牺牲，又是多么的勇敢与绝对。她选择失去亲人，选择镇静的面对外界的压力。即使为了自己的爱情，子君几乎失去所有，当子君刚同涓生在一起，为房子筹备时，她就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涓生阻拦她，还是定要卖。婚后，喂阿随，饲养小油鸡，哪怕同邻居暗斗，哪怕涓生反对，埋怨，催逼，因为这些同涓生暗生裂痕，子君依然行我，如果不是因为迫于生计，子君不会放弃阿随，油鸡们，尽管因为这些小动物与邻居争斗，与爱人斗气。子君就是那样执拗，为心中所愿，然而，正是因为这份执拗与不理性，而引发悲剧。当涓生对子君说“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子君选择了决裂与死亡。子君似乎就是这种人：一切为了爱情。为了爱情，可以不要一切，失去爱情，将会奉上生命。从生活的细节看来，子君确实有那么一股执拗。然而这注定会失败，因为子君有着为了爱情而执拗的内心力量，却没有做撤退的准备。她还来不及明白现实的残酷，爱情的易变。她似乎只有执拗的为爱而爱的思想，却没有想过为了爱的延续而做准备。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爱情里，本身就是一场赌博。
魏连殳，吕纬莆，子君他们有着现代人的价值观，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都与生活作反抗，然而他们的反抗就像烟花，在社会的大背景下，逐渐的暗淡，消隐。让读者对他们充满着悲悯与同情。
在阅读与分析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描绘知识分子的底色。无论是受封建制度传统文化影响的旧知识分子，还是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新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弥漫着悲剧的意味。鲁迅通过刻画一系列的知识分子形象，来对传统的封建文化制度进行最深刻，最猛烈的抨击与批判；同时他也看到了启蒙思想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扰和病苦【2】。鲁迅一直着力表达国人的国民性，而作为国人中的一个分支—知识分子：旧的知识分子，深受传统文化的束缚，灵魂早已经麻木，腐朽【2】；新的知识分子，即使接受了新思想，病苦却无法解除，虽然觉醒了，反抗了，却依然看不到出路。
参考文献：
【1】《鲁迅小说全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2】《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1到24页
【3】《鲁迅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郜元宝，2005年版，第42—70页
【4】《他们是孤独者》，唐莉，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26卷第6期，2005年6月
【5】《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刘明全，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1卷第4期，2007年12月
【6】《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许旭英，企业家天地·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