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眼看狗之二·胎投异域命不同

我生长于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物质贫乏阶级斗争意识浓厚的时代，印象中骂人的词大都带狗字，什么“狗腿子”、“狗日的”、“狗东西”。小人书中的狗，要么就是地主恶霸家的恶狗，专咬逃荒要饭的穷苦人民，再么就是官僚资本家的姨太太娇小姐养的哈巴狗。那时人都计划供应粮食，常常吃不饱，就特别恨那些寄生的宠物狗。所以从小对狗没有好感，没养过狗。在路上看到狗还和小伙伴捡砖头磂子追打。看到居委会组织民兵打狗，吊在树丫上剥皮割肉，想着他们晚上能官冕堂皇地醉醺醺地吃肉喝汤，安不徒生羡慕嫉妒恨！

没想到年过半百，到新西兰被家人赶鸭子上架，买了条小黑贝。来这好多年，一直入乡随俗，没有发生大的文化冲突。这狗一回来，屡遭发难，才让我深刻领会“不干涉内政”外交政策的重大意义。

现在大家普遍关注医疗，食品安全问题。就说说我养狗所看到和遇到的吧。

先说医疗。我的狗是在网上订购的，纯种徳牧，价格一千新西兰元。去抱小狗，交的是一千二。那多出的二百元是植入电子芯片的费用。回来几个星期，到打疫苗的时候。我带小狗去了附近的宠物医院。我是第一次到宠物医院。这家医院就是在居民区主路上的一座庭院。院落很干净整洁，后院有小花园。门厅是大的候诊室，有个洋老太和一个洋大妈带着小狗坐在沙发上静静等候。在国内时虽没去过宠物医院，但也去过各种大小不一的人民医院，象这样清洁无味环境优雅的还真没见到过。想来传说中的高干病房和医院会比这狗医院好吧。如果有评比，我们的高干医院肯定会为国争光的。

轮到我的小黑贝了，女曽医微笑着开门出来，招呼我把狗带进诊疗室。室内和给人看病的诊室差不多，有些医用仪器，曽医的办公桌上还有台电脑。医生亲切地抚摸小狗，把她抱在怀里，拿了两块训狗用的肉片，狗就乖乖地听话了。因为是第一次，要建病历档案。医生在狗脖子上扫描了芯片数据，问小狗的名字，我说叫“馒头”。又问我姓什么，我说姓顾，她就把我的姓也填上去了。这下“小馒头”就真的随我姓了。医生告诉我，狗的卫生健康数据是联网的，以后到哪家宠物医院都能查到。

后来有一次，小黑贝不知在哪里把一条腿给伤到了点，走路有点瘸。在加油站一位顾客看到，叫我带狗去看医生。我们小时候玩“斗鸡”什么的游戏，常有点小伤痛，大人说：“猪皮狗骨，一时三刻。”过两天就好了。他告诉我，他的狗都有保险，有只脚有病，已动过两次手术，花了几千新西兰元了（汇率和人民币是一比五）。因为术后那脚有点短些，又特制了一只狗鞋子。花了四百元。他警告，狗有疾病，主人有义务给狗治疗，否则会被告上法庭的。

我自己都没买医保，狗更没有买了。自己有病，急诊免费，慢性排队，也不花什么钱。这狗看看病那么贵，哪看得起。

俗说“命苦不能怨政府”，人家老百姓有病看不起也不用人管。这狗看不看医生，我本以为是我家内政，外人无权说三道四的，哪里想到在这国家他们就指手划脚说狗也有什么健康权了。

再说食品。原来我就听说狗粮不便宜，一袋二十公斤的狗粮一般要一百二十新西兰元，这狼狗体大吃的多。我的小算盘是，我开小超市卖那种叫“派”的意大利肉馅饼，当天热出来卖不了的又不能第天再卖，可以喂狗。我们从小就知道“粒粒皆辛苦”的道理，那么美味的食品，我舍不得扔掉，也当第二天早饭吃。

有一次，我们石油公司区域经理来检查，问我员工用的冰箱里那些陈“派”留着干吗，我随口就说是喂狗的。她告诉我，按公司规定，人的食品是不可以随便拿来喂动物的，动物的营养要求和人不一样。我也没当回事。

后来又有一天，几位顾客在加油站看到狗在吃从对门咖啡店拿来的一些剩菜，可能经烹饪的肉更有味，狗很喜爱。第二天，一位很友善的顾客老太太来送我两听大狗粮罐头，耐心的和我讲，狗不能多吃盐，不能多吃脂肪，不能给狗吃剩菜，会影响狗健康。我明白，老太太这是在给我上狗的食品安全教育课。

八十年代初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认清了资本家宁可把剩余食品倒入大海，也不给穷人，是相对过剩。看来，这资本主义国家人也被洗脑了，要倒掉食品，不分给穷人，还说出一条条理由。都说这西方民主自由，我养条狗，给它喂食的自由都没有，岂有此理。狗是我家的，我咋待他，是我的主权，你管得着吗！

真想学李外长，义正辞严地大声反击：“你挨过饿吗？！”

有七言绝句一首叹曰：

看狗人间世态萌，炎凉贵贱北南中。

住食病死存一世，异域胎投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