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最险恶战场:蓝鹰兵团如何对阵菊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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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打通中、缅、印之间的地面交通运输,反攻作战已是箭在弦上,经过中、美、英三方的协商,国军的作战范围最后被局限于缅北地区。

其中中国驻印军以印度边境的雷多为前进基地,经胡康与孟拱河谷进攻密支那和八莫,等到拿下新平洋、胡康河谷、南坎、畹町等缅北的这些据点之后,再行铺设中印公路和输油管道,打通国际运输路线。中国驻印军的步骤分为三期:第一期攻击目标为孟拱、密支那一线,第二期攻击目标为八莫、南坎、腊戍一线,第三期目标为曼德勒。

史迪威最早提出了由新一军反攻缅北的计划,但遭到重庆方面的反对,重庆顾虑的是:如果新一军向缅北进攻,日军可以从缅甸中部进攻印度阿萨密省,以此切断新一军的后路。不过史迪威指出,美方已经占据了空中优势,一旦新一军在缅北的野人山中被困,那么空中补给完全可以提供其所需,而且机械化的工兵部队也可以在森林中开辟公路,交通问题也容易解决。经过重庆方面的批准和盟军方面的反复商定,陆、空联合的反攻作战于1943年雨季结束后开始。

1943年10月19日,蒋介石邀请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美国空军补给司令索默维尔以及中方的何应钦、林蔚、商震、刘斐等,在重庆开会决定于1944年1月15日首先由雷多发起进攻,目标是推进至北纬23度一线,以确保雷多公路的安全。不过,史迪威在会后将进攻的日期提前,改为于1943年10月24日由雷多东进,一面攻击前进,一面掩护修筑一条由印度雷多穿越缅北的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纵横交错的河流,通过密支那、八莫直达云南昆明的公路。在筑路的同时,沿途同时铺设一条输油管和电线,一方面支持中国驻印军的后勤补给,一面满足中国国内的抗战需要。

从1943年元月起,中印公路就开始动工,3月间美国派工程专家率领美军工兵第45团、第330团及823、849两个航空工程营,开始积极修筑这条艰险的道路。最初雨季尚未来临,工程进度还算顺利,待5月时雨季来临,由于工程已接近野人山区,在终日的阴雨泥泞中筑路进度也大受影响。7月中旬,中国工兵第12团调来参加筑路,8月雨季将要过去,驻印军总指挥部增调了美军第209、1883、1905等三个战斗工兵营,另有英国人雇佣的七千余印度、西藏、尼泊尔劳工,在美军供应司令惠勒少将的指挥下,不顾毒蛇猛兽、蚂蝗蚊蚋的滋扰,砍伐森林、凿开峻岭,昼夜施工,分班轮换,每日进度可达两公里。

此时,孙立人将军担负起了前敌司令官的任务,统率新38师作为反攻先锋。新38师114团作为先遣支队于1943年1月27日由蓝姆迦乘车出发,其余部队按照112团、师直属部队、113团的序列,陆续向雷多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车船运输,才全员开到了位于阿萨密省的雷多,孙将军奉命担任雷多军区司令。新38师司令部设于卡图,在一处宽阔平坦的阅兵场东侧有一片乔木森林,其中隐约可见一约有二百平米的高拱木质建筑物,这就是孙将军发号施令的地方;他特意将这一前进指挥所命名为“燕南营”,以纪念仁安羌战役(仁安羌又译为“燕南扬”),而且也同西汉名将周亚夫的“细柳营”具有同样的诗意和历史意义。

孙将军的幕僚处室和直属部队如众星拱月,围绕这座建筑呈扇形展开,清一色是英制高拱脚黄色帐篷,“夕阳西下,帐篷在林间若隐若现,入夜灯光星星点点,宛如天上银河”。在木质建筑物东侧有一条大河,河对岸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孙将军选中这样一块地方建立司令部,其实正是为了便于他亲自督导部队从事武装泅渡的训练。

雷多军区与缅北野人山接壤,该地山高谷深,覆盖有茂密的原始森林,瘴疠盛行,罕有人迹,一向被英国人视为人类禁区。雷多的自然条件与野人山近似,所以它也是训练热带山林战的最理想的场所。针对缅北的特殊地理情况,孙立人制定出了一整套山林战的训练计划,比如山林战的要求之一就是爬树:树上可以设置岗哨,隐蔽狙击手和炮兵观测站。山既是官兵们征服的对象,也是未来大家长期的生活环境,所以每个人要学会攀山,借以培训战胜困难的毅力,锻炼体能;森林间异常昏暗,白天视区有时仅有几米,到处都是射击死角,不适于重武器的发挥,宜于短兵相接,晚上更是异常黑暗,连夜间运输都非常困难,所以必须强化夜战、劈刺和格斗战的训练。缅北多雨,所以也需要习惯于雨中行军,泥泞沼泽中行军;缅北多大河湍流,所以又需要训练官兵熟谙操舟、游泳和武装泅渡……缅北“气象变幻莫测,不仅早晚不同,且随山势的高低,季节的变化,温差太大,且有蚂蝗肆虐,所以需要官兵不仅在战斗艺术上要作多面手,还必须学会适应自然条件并与之作斗争的本领。”【薛庆煜《孙立人将军传》,第98页】

就这样,孙立人将军逐渐完成了收复缅北的基本训练,新38师成为一支枕戈待旦的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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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北气象分为晴、雨两季,自5月下旬起,至10月底止为雨季。雨季时天气较凉,淫雨连绵,山洪爆发以至平地泛滥,行军作战都会感到很大的困难。

11月以后即为旱季,天气晴和,绝少降雨,惟早晚浓雾,早雾每到上午9点才散,对于空军的影响很大。入夜后天气很凉,没有几床军毯就很难御寒,所以士兵们容易染病。3月以后,天气逐渐热了起来,5月中旬是旱季的末尾,“天气酷热,平均在华氏120度(摄氏48.9度)左右,极易中暑,且草木枯槁,遍地黄沙,河流干涸,水源罄尽,行军作战,饮水困难”【《中日再战缅甸实录》,第589页】。

1943年3月9日,孙立人派出114团开始进入野人山区,接替英军防务,担任消灭在野人山胡康河谷的日军,以掩护修筑中印公路的重要任务。

中国驻印军的当面之敌是作为日军王牌部队的第18师团,因编成地和补给军区位于日本九州岛北部的久留米市,所以又被称为“久留米师团”。18师团是日俄战争后的1907年11月组建成立的,在1925年的裁军中曾遭到撤销,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9月,因对华作战的需要,该师团被重建,下辖第23、35两个旅团,其中包括了第55、56、114、124四个步兵联队及山炮第18联队,属于一支甲种师团。不过124联队于1942年11月参加了瓜岛战役,结果几近被美军全歼,后该联队被编入了第31军,参加了缅甸方面的作战。

第18师团自参战以后,一路所向披靡,攻南京、占杭州、取广州,皆有优异表现,于1941年11月被编入第25军序列参加了接下来的东南亚作战(1941年夏,日军首批改建四个师团为摩托化师团,其中就包括了第18师团,另外三个为近卫第1师团、第5师团和第48师团)。也就是在这时,18师团的代号被通称为“菊”,所以18师团又被成为“菊兵团”,菊是日本皇室的标志,以此称呼18师团显见日本上下对它的褒奖和器重。在占领新加坡后,18师团被编入第15军,于1942年4月初在仰光登陆,参加了第一次缅战。该部在第一次缅战之后即开始积极在野人山上构筑防御工事,他们利用地形造成天堑,以致无人可以飞渡;第18师团官兵又多系日本九州矿工出身,素来善于挖掘坑道工事,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他们也在密支那等地积极经营,其防御设备不但坚固隐蔽,地下坑道相连、交通壕纵横互通,而且火网编成严密,隐秘的侧防火力急袭点遍布各处。虽然中国驻印军已经占据了兵力、火力的优势,但面对这种坚固设防的据点,如果不能进行巧妙的指挥和部署,一味强攻必然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甚至于劳而无功。

1943年3月,原18师团长牟田口廉也升任第15军司令官,统辖驻缅北日军第18师团、第2师团(原是日军主力师团之一,但此时已经是一支被不断抽调和被美军歼灭后重建的二流部队)、第53师团、第56师团和第34独立旅团,总兵力约12万人(18师团约2万人)。日军方面调大本营作战部长、对华对美作战的强硬派田中新一接任18师团师团长,为了配合对印度的攻势,就需要在缅北取守势,所以田中选择印缅边境重要山口、河谷、隘路,加强工事构筑,并布下重兵;他还把攻防作战的前沿阵地推进到胡康河谷新平洋附近的险峻山口,囤积粮弹,试图以逸待劳挫败盟军的攻势。

在战术上,日军的优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独立作战的精神甚佳,一兵一卒都能够顽抗死守其阵地;二是精神教育(洗脑灌输)彻底,投降者极少;三是擅长白刃战及小组袭击等战法,突袭小组一般都是二三十人;四是搜索及谍报,军士或伍长能力极强;五是善于狡诈及欺骗;六是下级干部对上级命令及战斗指导能彻底执行;七是阵地编成周密,各地区的配备,均有独立性,并能以火力互相支援;八是敌军的佐属及勤务部队、卫生人员等,也都有战斗能力,能适时适切加入战斗。

不过在开战初期,日军有个致命的弱点,这便是轻敌,东条英机在缅甸的演说已经是1944年的事情,那时第18师团已经受到了重击,但日本皇军的傲气不可能轻易间丢掉。另外,面对如此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日军的顽固防守,孙立人将军却指出:“正是北缅这种利守不利攻的地理环境,使得日军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主动,把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敌人的据险扼守,层层设防,看起来十分吓人,但实际上分散了兵力,给我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使敌人总的优势,变成了局部的劣势,随着敌人一股股的被我歼灭,最后总体上也就失去了优势。”【中国时报版《孙立人回忆录》】当然孙将军说的不独是18师团的问题,也包括了整个日军第15军的问题。

另外日军还有一些战术上的缺点,如:过于计较小据点的争夺,常常忽略整个战局,所以对侧翼和后方的警戒有所疏忽,给驻印军以可乘之机;后方感觉性过于灵敏,每遇到驻印军深入其后,就会穷于应付,遂开战败之端绪;命令下达不考量敌我的实力,而一味下达什么“击灭”、“击溃”的命令,一旦无力达成,指挥官的威信就会大受影响;突击与冲锋时队形密集,常被我军的猛烈炮火所消灭;后方联络线极长,补给不圆滑,所以前线作战部队常有补给跟不上的情况;空军处于劣势,对我方空军在精神上感受到的震慑特大;到了战局垂危的作战末期,日军主力被歼灭,联队长以上指挥官只图个人安全,而牺牲部队掩护他们个人之退走,由此大失军心,造成部队自行溃散。

此时新38师的大致阵容为三个战斗团,三个炮兵营(比新22师多一个)、一个辎重营、一个工兵营、一个通讯营,另外还有政治部、军需处、参谋处、军医处、副官处、军械处、军法处、翻译室等,其中参谋处下设一个谍报队,政治部下设一个鹰扬剧团。此外还有特务连、军邮局、骡马队、汽车队、炊事班、师卫生队、师野战医院、兽医所等单位,陈鸣人112团三个营长分别为李克己、书剑、陈耐寒,赵狄113团三个营长分别为杨振汉、鲁廷甲、胡道生,李鸿114团三个营长分别为彭克立、李克郁、姚凤祥。

从雷多到胡康河谷,中间横亘着一座纵深四百多里的那加山,高度平均在海拔八千尺(约2600米)以上。由雷多南行五十里,便到了历史上有名的“鬼门关”,人们只能从山脚下仰首翘望山岭上那片阴森森黑压压的密叶丛林,没有人敢大胆地越过鬼门关,爬到对面的山头上去看看。

盘踞在胡康河谷的日军18师团,在中国驻印军反攻之前就经常派出部队,出击防守印缅边境一带的英军。当114团来到雷多的时候,恰逢英军一个营约一千余人被日军击败而后退,驻印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柏特纳下令李鸿率团前往救援这股英军。李鸿派出了一个连的人马前往执行救援任务,对方看到国军只来了一个连(一百多人)就大皱眉头,结果不听劝阻继续后撤;该连只好独自迎击日军,一连夺回了几个山头,日军碰到了硬茬后赶紧增兵,但还是屡被击退。

随后,114团陆续进占各要地而固守之,3月31日,约千余日军仍企图执行破坏筑路的计划,分为两股同时向我卡拉卡、唐卡家各阵地猛攻,经过半个月的战斗,敌人在付出了二百多人的伤亡后被击退。尔后虽然仍时有扰乱,但毫无进展,“惟山高路险,联络卫生,特感不易,补给虽由空投,然森林多雾,易受天时限制,接济时虞不足,旋雨季渐进,疟疾流行,病者颇多”【《中日再战缅甸实录》,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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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团官兵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英勇奋斗、排除万难,到了5月22日,孙师长认为114团在野人山作战已经疲劳,于是调来112团接替。不过接下来就是雨季了,到处洪水泛滥,日军的补给也被断绝,所以他们不得不撤退了主力,只留下少数斥候继续活动,彼此接触很少。10月上旬,雨季将要过去,112团官兵展开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警戒作战。

他们当面的敌人是日军第18师团第55、56两个联队,并配属有其他特种部队,兵力约1万人。国军深入的兵力只有一个步兵团,占领80公里宽的正面,四周都是敌人,兵力过于分散,且后方交通不便,处处陷于孤立;在这种众寡悬殊的情势下,敌人随时出击,国军就得处处防范。加以地形地物的限制,山路崎岖曲折,搜索困难,前进很吃力,因此军队行动也受到很大限制。

临滨位于大龙河上游,距离于邦约20公里,10月29日112团第一营刘益新连占领了临滨。11月10日,刘连一个排在森林的搜索前进中与日军遭遇,由于众寡悬殊,这个排只好撤回原阵地固守。26日,日军第56联队第2大队为策应于邦地区的作战,开始对临滨展开围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刘连血战七个昼夜,终于将这股日军击退。在12月1日的最后一战中,仅副排长封义祥就连投出40枚手榴弹,当场炸死几十名日军;机枪手莫先贤、余元亨利用大树上构筑的轻机枪工事大量杀伤蜂拥而上的日军。此战共击毙了第2大队大队长田中胜、中队长原良和吉五以下400余人。在清扫战场时,居然发现了战壕里日军遗留下的求饶传单,可见这一仗确实把日军打怕了。

从3月到10月,新38师的健儿们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了八个月,一面和大自然搏斗,一面和顽强的敌人拼命,“步兵在前面打仗,工兵紧跟在后面开路,隆隆炮声和沉重的开山机声交织在一起,一块土地一滴血,一寸公路一滴汗,在中美健儿血汗交流中,这条富有历史意义的国际交通线,一寸,一尺,一里,由印度雷多向缅甸新平洋伸展”。

10月29日,112团攻克了印缅交通枢纽的新平洋,打开了胡康河谷的北面大门,也证实了中国军队有了良好的装备和训练后就可以打败日军,而日军也渐渐感到中国驻印军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劲旅。到了12月17日,这条由雷多到新平洋的长达180公里的公路路基已经随之修通,可以输送作战物资以支援前线官兵的进攻,为后来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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